我与大先认识很久了，但真正熟悉起来却是最近两年。大先的名字因为与“大仙”谐音，比较好记，所以在认识以前就早知道了他的名字，后来在各种会议上经常见到他，也读过不少他的文章，但私下交流却不多。2014年夏天，东北财经大学的韩传喜邀请我们和贺仲明、方岩等人去大连开会，一起在那里待了几天，这次会议人比较少，也就交流的比较多。传喜很是热情，请我们喝了不少次酒，在酒酣耳热之际，大家畅所欲言，放浪形骸，交往也就轻松随便了许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喝酒到深夜，又去一家海鲜烧烤继续喝，那次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摇摇晃晃的，我还拍了不少大先与传喜勾肩搭背类似同志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与调侃。在那次会上，我才知道，原来大先、传喜和方岩都来自一个地方，安徽六安，他们那里出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人，如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蒋光慈、李何林等，当代作家中也有徐贵祥等人，现在做文学研究与评论的，一下又涌现出了像他们这样的青年才俊，真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据说现在已有人专门研究“霍邱现象”、“文学蓼军”，希望能早日见到。
    跟大先聊天，听他在会上的发言，给人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语速很快，很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在他的思路中被整理成型，以连珠炮式的语言噼里啪啦说出来，如果不认真听他说话，很快就跟不上了，他思维的跳跃性很强，眼神很专注，语气很坚定，同时伴随着双手不断变换的手势，看上去很有激情，有时讲了七八分钟，才说，“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接下来第二点、第三点，他也讲得很流畅。在私下聊天时，说到畅快处，他还会爆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他的笑声很大，很高亢，很有感染力，可以看出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也是个爽快自然的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先有一张照片，好像是在什么论坛上演讲，他西装革履，双手有力地伸出去，目光很有神，侧面勾勒的身影，很有型，也很潇洒，大先似乎很喜欢这张照片，不少地方在用，但在我看来，这张照片虽然神采奕奕，但不够生活化，它所展现的只是大先的一个侧面，真实的大先则更加丰富多彩。
    我对大先最深的印象是他为人做事的爽朗痛快，在生活中是如此，在写作上也是如此。在喝酒时，不少人总是磨磨蹭蹭、磨磨唧唧，能喝也不喝，非要被劝的不得已，才勉勉强强地喝一点，大先就不是这样，他喝酒很爽快，从来不推脱，总是杯到酒干，不纠缠什么酒官司，也不说那些场面话与客套话，有时边喝边聊，聊到高兴处，又是一阵爽快的笑声。在写作上也是这样，有一次我约他写一篇文章，批评某海外文学权威，我们简单聊了几句，看法正好相似，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很快就将文章写好发给了我，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这篇文章过了很久才发出来，他也毫不介意，甚至从来也没有问过我。
    我和刘大先的研究与批评领域并不相同，他最初主要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我主要关注现当代文学，但有一点我们是相似的，那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乡村的农家子弟，这让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与视角有不少相通之处，主要是我们都注重现实问题或社会问题的现实感，注重从社会底层的角度提出问题，也注重将自身的生命体验相对化与学术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与研究。在他的文章中，当我读到类似这样的段落时，便会感到有所会心：“高中毕业的端方在干热的夏日的愁绪，让我不自觉就会想起高中时候的暑假，我和三弟每天中午都要割五百斤整整两平板车的苏丹草。其实，人在劳累的时候头脑里是没有什么愁绪的。三伏天的正午，一丝风也没有，阳光当头直射，我们两个人就佝偻在一大片高如高粱的苏丹草地里埋头挥舞镰刀，挥汗如雨。……1995年的夏天在我的记忆中炎热无比，我背部的皮肤被晒脱了两次，新长出来的黝黑发亮，刻写下劳动的痕迹……”，这些段落出现在在对毕飞宇小说《平原》的评论中，但又超越了具体作品的品评，而将个人深刻的生命体验融汇其中，展现了他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悟与理解，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写到，“一个乡村少年要在当代中国完成他的社会化，其间经历的天人交战和悲苦辛酸非亲历者无法了解。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中，他的融入与摒弃、他的妥协与坚守，唯有靠心头一点点灵明。”这既是他对小说的理解，也是他对生命的感悟，正是由于他将自己的经验带入对作品的理解之中，才让一部作品真正活了起来。
    如此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一篇影评《朋友少年行》中，他写到：“前几天看《赛车总动员2》，又回顾了第一部，麦昆和板牙的故事，让我想起远方的朋友孙磊。孙磊是我的发小，我们老家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六安，非常蔽塞。在高中毕业之前，我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叫新安的小镇。浑噩，迷惘，日复一日。但是，从学校破旧图书馆借来的《鲁滨孙漂流记》、《远大前程》，外出打工的人们带回来大世界的故事、工厂的趣闻、都市里的谋生伎俩，启蒙了我们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出走的冲动。……高考一结束，我和孙磊就背上简单的行装，踏上去上海的长途汽车，在闵行一个小镇上找了个零时的工作。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坐轮渡越过黄浦江时的情形，江水浩荡，浊流汹涌，如同两个少年不平静的心……”在他的笔下，个人的青春记忆有机地融入了对电影的欣赏与评论之中，我们在他的文章中，读到的便不是干巴巴的死板文字，而是有情感、有温度的文章。
    现在的文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在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理论的演绎或者材料的堆积，看不到作者的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这已成为了阻碍当代学术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学院体制的束缚，不少人写文章并不是有感而发，而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等，于是只能“炮制”一篇篇文章。另一个重要在于，作者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作者，他们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框架仍然是他们老师那一代人的，因而他们也只能在师长们巨大的影响下做些细致的研究，而没有办法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处新的学术思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新的学术发展应该建立在新的问题之上，而提出新的问题，则需要研究者从最真切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的核心问题出发，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与前瞻性的命题，从而推进研究的新进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刘大先是青年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从个人的体验出发，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也在向时代深处探索。
    当然就研究与评论来说，仅有个人体验不够，还需要扎实的学术根基。刘大先的专业领域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本土的张力》、《文学的共和》等著作出版。在《文学的共和》的后记，他说，“‘少数民族文学’一直是主流文学话语‘在场的缺席’，它的处境一直较为尴尬——虽然得到了来自文艺主管部门的支持，在学理性层面似乎一直存在着‘合法性’的焦虑。这背后自然有着种种可以分析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来自于文学学科内部，之前的许多批评范式在面临已经变化了的语境时已经失去了效力，而一种具有范例意义的批评方法和理念尚没有确立”，“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钻进了某个僻静角落、挖掘偏门的材料，故作曲高和寡之态。事实上我一直都是将某个特定对象放入更为宽阔和立体的话语中进行讨论，用俗白的话说就是‘跨学科’的尝试与努力，并且也没有放弃对于时代重大话题的关注和参与。我谈论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更是‘全球性的文学’。”在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先的学术定位与追求。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我是外行，但在大先的论著中，我却可以看到他所做的广泛的田野调查，以及他在批评与理论建构上的努力。比如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中，他以“历史与书写”、“主体与认同”、“差异与表述”、“地理与想象”、“迷狂与信仰”等角度，涉及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身份与变异、译介、空间、神话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整体把握与思考。此书被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立项，译为日文，这在青年学者的著作中很少见。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外，刘大先也涉猎颇广，《未眠书》是他的书评或“读书笔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阅读范围的广博，其中既有对《孽海花》、钱钟书、刘慈欣等中国作家作品，也有国外作家如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安吉拉•卡特，还有理论家萨义德、阿多诺、詹姆逊、鲍德里亚、巴赫金等人，如此广阔而驳杂的阅读视野，让我们看到了刘大先的理论根基及其对阅读的兴趣与喜爱，仅从这本书所勾勒的“认知地图”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全球性视野确实是刘大先的内在追求，在此书的“自序”中，他说，“阿多诺说，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实现的，无非就是变换方式弥补童年的尝试。我在乡村的少年时代难得有读书的条件，后来之所以选择以学术为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知识与思想的渴求，以及少年时代这种渴求不能满足所产生的缺憾弥补心理。”
    在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界，刘大先的特点就在于他与别人不同的视野，既包括少数民族研究视野，也包括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如果说前者让他“比本土更本土”，那么后者则让他“比国际更国际”，如果说前者来自于他的专业研究领域，那么后者则来自于他广泛的阅读及其在美国访学的经历，这样的双重视野让他在观察与思考“中国文学”时，便具备一种他人没有的目光。说到全球性的文化视野，不能不提到刘大先翻译的《陈查理传奇：一个华人侦探在美国》，此书对研究中国人形象在美国的接受与变化有着重要意义，史景迁说，“这是一部独辟蹊径、令人陶醉的书。它为我们提供了从中西两个侧面探计中国人的经历的崭新方向。此书将彻底改变我们叙述这个争议不绝却又扣人心弦的故事的方式。”刘大先将此书译介到国内，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文学研究之外，刘大先还先后出版了两部影评集，《时光的木乃伊》与《无情世界的感情》，相对于专业领域的研究论文，他的影评大多采用随笔的形式，更加活泼，更加随意。阅读这两部作品，我们会发现刘大先看了大量影片，他的影评中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在一篇分析《十月围城》的文章中，他尖锐地指出，“这里充分暴露了编导者自身的精神空间的狭隘，他们一直超越不了自己的局限，拘泥于世俗辛酸的日常生活之中，看不到人类在物质、肉身、情感的追求之外，尚有精神上的高尚、伟大，能够为了陌生人蹈死不悔的利他的一面。他们自私而偏狭地以己度人，以为世上只有被领导的愚民和为利益追逐的动物，没有主动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志士。他们理解不了革命，既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在殖民资本主义的温床中诞生的人们，适逢小资产阶级美学大行其道，于是在原本就薄弱的历史记忆中再加入了这一股稀释的浑水”，“消费与娱乐诉诸肉身与情感，所产生的后果让人始料未及，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伤害。是将革命戏说、抽象化和空洞化，以满足公众消费的需求，还是还革命一个公道，这是个问题。”在这里，刘大先在对影片做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这既是美学分析也是思想分析，直指问题的根本，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敏锐与犀利。书中类似这样的分析所在多有。刘大先在《无情世界的感情》的后记中说，“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认识任何一个电影导演、编剧、演员、放映机构人员，甚至影评人，一句话，不认识和电影相关职业的从业者。它们都是自在的产物，随兴所至，兴尽则止。”我想正是这样独立写作的姿态与自觉，让他保持了一种良好的状态。在《时光的木乃伊》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刘大先对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分析与把握，无论是国内的少数民族电影，还是国外的少数族裔影片，乃至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他都能有深刻细致的分析，给人以启发。
    在70后一代的青年学者与批评家中，刘大先是少有的拥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并能不断进行开掘的人之一，他扎实的学术根基和开阔的视野，让他的阅读与思考充满活力，他通过阅读与研究将自我与世界对象化、问题化与学术化，并以他的文章与评论将生命体验升华，为这个世界的文化增添了色彩。可以说他的探索代表了一代青年人的探索，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探索，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批评家的创新，以及青年学者构建新的学术范式的自觉努力，我也希望他能够长久地保持这样的探索与心灵状态：
    “写到这里，我又回想起第一次去塔什库尔干的夜晚。那天正好是汉地的中秋节，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窗户没有窗帘，帕米尔高原的月光如昼，干燥冰冷的光辉打在屋子里，精神清明，光洁洞烛。坐起来从床上望过去，乌云中间一轮皓月高悬在山顶上。起伏的山脉如同铁一样沉穆，四周寂静无声，仿佛宇宙间唯有我一人存在。心灵在那时候变得饱满、充实、盈洁、辉煌壮大，无可匹敌，沛然莫之能御。”
    原载《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