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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之意境” “新意境”在梁启超的语汇中也时常置换为“新理想”，大致指涉新思想与新知识。而徐念慈定义“新小说”：“小说曷言乎新?以旧时流行之籍，其风俗习惯，不适于今社会，则新之；其记事陈义，不合于今理想，则新之”(48)，也主要着眼于小说的质素。可见，“新小说”之所以“新”，乃是由作者理念与叙事内容决定的。 就身份而言，传统白话小说的作者大抵为不得志或下层文人，而“新小说”家已自觉与之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口中的小说作者，在外国已尽是“魁儒硕学，仁人志士”，是“公卿硕儒”，是“一时之大政论家”，甚至“非通人不敢著小说”(49)；回到中国语境，小说家也理应属于孔子一类的圣贤人物。狄葆贤推举孔子为“小说家之祖”，今日听来感觉荒诞不经，但在晚清有其特别的思路：因戏曲归入小说，而追溯戏曲的源头，又推到孔子曾经删订的《诗经》，于是，“以《诗》为小说之祖可也”。以今测古，“孔子当日之删诗，即是改良小说，即是改良歌曲，即是改良社会”(50)，这里分明剖析的是“新小说”提倡者自家的心思。进而由此设想： 使孔子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说，以鞭辟人类也。不宁惟是，使周秦诸子而悉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诏后之人，而咸当本其学术，作一小说以播其思想，殖其势力于社会，断可知也。(51) 不消说，古代小说家绝对不敢存此妄想，而其言出自晚清却很正常。因为在“新小说”论者看来，小说家具有操控一世人心的能量，在改良社会、引导人群进步上可以发挥最大影响力，小说家也因此成为最尊贵的头衔。 与之相关的是小说的等级。小说为“小道”，乃古代中国最流行的说法。小说家虽列入九流十家中，但与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这九流在地位上并不平等，班固即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52)小说家已被认为不足观而遭排除。到康有为，才又续上刘歆《七略》的“十家”说，尊之为“小说学”，提出小说在由图书所代表的知识分类中，应“增七略(按：指《七略》之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为八，四部(按：指经、史、子、集)为五”(53)，由此把小说变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特别是能够与经、史、子平起平坐，已经包含了把小说经典化的用心。与上述孔子在今日必著小说的思路连贯而来，晚清论者不但认为小说可与经史平列，甚至等级还在经书之上： 若是乎语孔子与施耐庵、曹雪芹之学术行谊，则二人固万不敢几；若语《春秋》与《红楼梦》、《水浒》之体裁，则文界进化，其阶级固历历不可诬也。(54) 也即是说，在传统的典籍序列中，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也占据了最崇高的位置。因此，梁启超“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55)的名言，若以前述说法衡量，还是小之乎视小说也。 以此超越于经史之上的小说，更是摆脱了娱乐消遣的传统功能，而被视为无所不能的致用神器。康有为在传统知识的范围里谈论，尚认为：“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56)小说可以代替儒家经典、二十四史、理学家语录和法律条文施教治世，功能强大，无与伦比。到梁启超以“新民”思想提倡“新小说”，“新学”已然成为底蕴，因而倡言：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57) 于是，《新小说》创刊，开宗明义第一条即宣布：“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58)嗣后继起的各小说报，无不以“改良群治”与“新民”相号召，而《<月月小说>发刊词》概括的“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为“本志发刊之旨”(59)最为言简意赅，也为众多“新小说”报刊以及随后生长出来的小说书局所实力奉行。 上述对于小说与经史并列以致超越、小说可以对社会人心进行全方位改造的构想，实际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此时回溯“小说”这一文类出现的意义，曾经担任《申报》主笔的王钟麒已高度肯定为：“盖小说者，所以济《诗》与《春秋》之穷者也。”(60)而在诸多论述中，黄世仲的说法尤其值得关注。在他看来，小说与“圣经贤传”的区别在于，一为“觉世之书”，一为“传世之文”。尽管小说系“觉世之文”早有狄葆贤发明在先，但黄氏以时代演进论风气变迁，仍有其特别的观照点： 传世者注重道德问题。顾在今日，则区区言道德不足以救国；且以今日为知识竞争时代，则必有注重道德问题，而尤注重夫知识问题者，合上中下三流社会于一炉而冶之，庶足以启民智，壮民气。如是则舍小说其曷由哉?舍小说其曷由哉? 在一个知识竞胜的时代，注重道德伦理的经学及以之为核心的旧学已不切时用，填补其缺位的，黄世仲认为小说责无旁贷。选中小说的理由是其普适性，即为各个社会阶层都能接受的普及教育最佳读本。因此，小说理当成为各种知识、尤其是新学总汇的百科全书。这一构想，正着落在“新小说”这一载体上。于是，“自文明东渡”以来，国人“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61)，便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新小说”既承担了“输灌文明”(62)、传播新学知识的重任，而知识分类又对应于小说类型，晚清从日本引进的小说分类因此流行一时，或体现于小说报刊的栏目名称，或直接标注在“新小说”文本的标题前。就小说分类而言，旧小说多半被认为无价值，“新小说”论者言其类别，大抵依照梁启超之说，“仅可约举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63)。而“几合一切理想而冶之”的“泰西说部”(64)本为“新小说”的典范，与之相应，晚清小说类型的标识也相当繁复。《新小说》率先示范，创刊广告中预设的栏目主要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后改为“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65)；实际发表的状况，不但“哲理”与“科学”分家，更增加了法律、外交、社会诸种小说。此后，各家“新小说”报刊群起模仿，且一并影响到小说书局。在前者的征稿启事与后者的销售广告中，无不标明小说类别。如小说林社为《小说林》杂志与书局“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月月小说》征求“关于科学、理想、哲理、教育、政治诸小说佳稿”(66)，均为其例。 尽管各家刊物与书局对小说类型的需求有所不同，但新学知识含量越高者越有价值实为一条通则。《新世界小说社报》将小说“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而称赞：“故政治也，科学也，实业也，写情也，侦探也，分门别派，实为新小说之创例，此其所以绝有价值也。”(67)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一再鼓吹政治小说、民(种)族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宗教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探险小说、义侠小说、艳情小说的效力，期望以之开启受众不同的精神与知识面向，并概言之为：“读一切关于普通社会开智小说，更生一切普通智识的感情。”(68)其所谓“普通智识”，实已接近梁启超日后定义的“国民常识”，即作为现代国民人人必须具备的世界公共(普通)知识(69)。以此求之于“新小说”，其中精华汇聚、最具特色者，按照留日学生许定一的看法，当为政治小说、侦探小说与科学小说。许氏认为：“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70)因关乎政治、法律与科学常识的普及，关系重大，故政治、侦探、科学三类小说尤为许定一以及诸多“新小说”论者所看重，三者也确可视为“新小说”的代表类型。而这些带有标杆意味的“新小说”，最足以显示新小说家“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诚意与努力。 “新小说”既为熔铸新思想、新知识而成，可以想象，即便其使用了“俗语文体”，也并不一定通俗易懂。甚至可以说，它对读者的阅读能力与知识储备其实有相当高的要求。黄伯耀即声称：“天下惟有学问人，乃可与言小说。”(71)《新世界小说社报》发表的《读新小说法》更是一篇妙文。作者仿照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的笔调，提出“新小说宜作史读”“宜作子读”“宜作志读”“宜作经读”；断言“无格致学不可读吾新小说”，“无警察学不可读吾新小说”，“无生理学不可读吾新小说”，“无音律学不可读吾新小说”，“无政治学不可读吾新小说”，“无论理学不可读吾新小说”。意在说明，假如不具备各种相应的新学知识，是读不懂“新小说”，读了也等于白读。要想尽得书中真意，读者先需要成为各类知识具备的新学家。这样推至极端的论述尽管偏离了“新小说”的启蒙之道，却凸显了其特有的新质。因此，新、旧对比，该文作者的结论是： 要而言之，旧小说，文学的也；新小说，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旧小说，常理的也；新小说，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72) 这可谓对“新小说”的最高礼赞。 不过，现实的情况是，虽经多家小说杂志大力提倡、多位论者反复宣说，最具有“新小说”特质的作品，一旦脱离栏目齐备的刊物庇护，即很难获得读者的青睐。根据徐念慈的调查，除侦探小说与艳情小说销量尚可观，其他“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73)。“新小说”作者最为用心用力之作竟然最不受读者欢迎，原因很多，夏清贻(公奴)在《金陵卖书记》中批评的“不失诸直，即失诸略；不失诸高，即失诸粗；笔墨不足副其宗旨，读者不能得小说之乐趣也”，当然言之有理。特别是他指责：“今之为小说者，俗语所谓开口便见喉咙，又安能动人?”(74)也被落实在“当一篇政治策论读”的“政治小说”(75)上。可见，单凭“洞切当日的时势，原本最确的学理”，“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此文”(76)，并不能打动读者。夏清贻所要求的“小说之乐趣”，黄人与徐念慈对时人过于神化小说的功效不以为然，转而强调小说的美学价值(77)，确实都是基于对小说文类特性认知的合理纠偏。 “新小说”因悬的过高，脱离了读者的实际接受能力，以致最有特色的品种乏人问津。而且，即便以销量最高的小说种类而言，徐念慈也恰有最多的担心：因“我国民公民之资格未完备，法律之思想未普及”，道德观念亦薄弱，因而阅读侦探小说，只见其“巧诈机械，浸淫心目间”，阅读艳情小说，则“借自由为藉口”，“荡检逾闲，丧廉失耻”。非惟不能得法律知识、自由思想之益，反被其害，这让徐念慈“不得不为社会之前途危”(78)。如此方可理解梁启超1915年对“新小说”严厉痛心的批评，“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从而严厉追究：“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79)尽管其言针对的是“新小说”之流弊，但伏机于晚清，已足够使“新小说”的诞育者们深感悲哀。 尽管市场表现不如人意，但以小说普及新学、输灌国民常识的庄重期待，仍然造成了晚清学人超常的小说崇拜。其时各种对小说的赞誉纷至沓来，假借“西哲”之“恒言”，有谓：“小说者，实学术进步之导火线也，社会文明之发光线也，个人卫生之新空气也，国家发达之大基础也。”(80)这一使用诸多新名词的表述，认定从个体到学术、社会、国家的进步，无不仰赖小说的指引。而出于国人口中的揄扬则以黄伯耀的说法最为经典：“有新小说之腾播，而后有新世界之智慧。”“小说而在世界，则世界之知识输灌也易；世界而无小说，则世界之风气被动难。”(81)而所有这些对小说“新民”与改造世界的想象，无不建基于“新小说”的富含新知。如溯其源头，《<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的一段宣言或可称创始： 种种世界，无不可由小说造；种种世界，无不可以小说毁。过去之世界，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以小说唤起之。政治焉，社会焉，侦探焉，冒险焉，艳情焉，科学与理想焉，有新世界，乃有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传播文明之利器在是，企图教育之普及在是，此《小说世界》之所以作也。(82) 这又不只是《新世界小说社报》一家的心声，实为晚清“新小说”论者与作者的共识。 由对“新小说”的推重也引发出“小说时代”的话题。先有黄伯耀引述“昔金人瑞有言：自此以往，二百年后，凡百经书，均将消灭而无可读，惟变成一小说时代耳”(83)；实则，金圣叹不过是痛惜如《西厢记》之类“前此万千年，无限妙文”的散佚，表示：“今刻此《西厢记》遍行天下，大家一齐学得捉住，仆实遥计一二百年后，世间必得平添无限妙文，真乃一大快事!”(84)言语间并无以包括戏曲在内的小说取代经书之意。而由此一例，正可见“新小说”论者移花接木、借题发挥的功力。不过，黄氏之说确实发生了影响，同在广东创办的《广东戒烟新小说》，随即刊发了一篇《论二十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之文，正式宣告了“小说时代”的来临。此文不仅与黄氏兄弟推举小说即将“敝屣群书”、成为“文坛盟主”的论述相互呼应，更进而驰想天外： 于是我侪开英伦之煤山以为墨，结上何兰之羊毫以为笔，动德京机器厂之绵之草以为纸，聚精会神以从事国民新小说。(85) 这一荟萃当时世界老牌殖民强国英国之煤墨、荷兰之羊毫笔、德国棉草所制之机器纸而成之“新小说”，极其传神地彰显出晚清“新小说家”广采博收，以最出色的世界知识集大成者自期的雄心。这样生产出的“新小说”，与“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86)的旧小说当然已有本质的区别，谓为大雅之至，孰曰不然? 具体评价“新小说”的历史功过并非本文意之所在，笔者关切的是晚清由“新小说”的论者与作者构成的那个特别的文学场域，诸人在其中的言说如何相互影响，彼此激荡，既有附和、生发，也有质疑、辨正。尽管彼此之间不无抵牾，但由其共同构建的“新小说”理想，既承接了域外文学之一脉，又转化演绎，在小说文体与内涵两面均作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与开拓，使“新小说”成为了一个具有巨大包容量与弹性的文类。而经这批论者敏锐揭示的“二十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之命题，切实引领了“小说时代”的到来，也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的印记。 [本文系作者2017年6月18日—2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主办的“历史、文学与文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