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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小说之体裁” 梁启超对于“新小说”文体的设定，是所谓“旧小说之体裁”。这与他提倡“诗界革命”的保留“古风格”(亦称“旧风格”)貌似一致，实则仍有差异，根源即在诗与小说在传统的文类等级中因雅俗之别而地位悬殊。因此，在“新派诗”中执着于“古风格”可视为守旧，但在“新小说”中坚持旧体裁则未必尽可如是观。 依照梁启超的文意，“旧小说之体裁”乃指向章回体。不像后来的继起者如《小说林》标明“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15)，各种文体均平等看待；创办《新小说》时，梁启超的钟情所在唯有章回：“至其风格笔调，却又与《水浒》《红楼》不相上下。”不过，章回体只是形式，真正的要义实在白话。故此，在编辑《新小说》第一号时，梁氏已在检讨“惟中有文言、俗语互杂处，是其所短”(16)，可见对文白掺杂是不满意的，这也是他所认为的《新小说》杂志仅有的缺憾。 其实，从最初看中小说的启蒙功效，维新人士所青睐者便只是白话小说。康有为称其“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17)；《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以向路人提问的方式开头，所问小说人物无不出自《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而路人也皆以小说而非史书中的人物形象对答；作者又认定说部“入人之心，行世之远，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很重要的原因即在小说“出于口之语言”(18)即白话，故易于流播、接受。据此，对“新小说”文体的设定也自然偏向白话。梁启超即断言：“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19)到1912年管达如发表《说小说》，更直言“白话体”“可谓小说之正宗”(20)。 “新小说”应采用白话体，无可否认，首先是出于启蒙的需要。康有为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到小说的销量远高于四书五经与八股选本，从而得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的结论，由此形成以小说代替“六经”“正史”“语录”“律例”，进行道德教化、知识教育与社会治理的思路。这里存在的内在关联是，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体为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它也因此有资格成为最得力的启蒙利器。不过，康有为并未对小说的读者细加区分，而统言之为“愚人”“粗识之无之人”(21)，明显是以阅读能力的高下为分界。 到“新小说”出世，“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22)已形成共识，而对读者的想象在变得具体的同时，也出现分化。延续康有为的说法，将下层民众设定为主要读者，还是更为普遍的认知。1903年出刊的《绣像小说》自白：“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已排除了高人雅士，专“对下等人说法”(23)。撰写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夏曾佑，同年在《绣像小说》发表《小说原理》，也直截了当地宣称：“今值学界展宽(注：西学流入)，士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24)也明确将读书人从小说的读者群中开除。 然而，这一说法在“新小说”论者内部立即引发了争议，日后创立《时报》的狄葆贤即不以为然： 今日之士夫，其能食学界展宽之利者，究十不得一，即微小说，其目力亦耗于他途而已；能得佳小说以饷彼辈，其功力尚过于译书作报万万也。 也即是说，今日的读书人同样应该成为“新小说”的读者。并且，按照他的想法，此等人从“新小说”当获益更多。因为“美妙之小说，必非妇女粗人所喜读”，“故今日欲以佳小说饷士夫以外之社会，实难之又难者也”。以其时论者所崇拜的域外而言，“英之索士比亚(按：即莎士比亚)，法之福禄特尔以及俄罗斯虚无党诸前辈，其小说所收之结果，仍以上流社会为多”(25)。由此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期望为之开蒙的“下愚”或“妇女与粗人”，其实读不懂“新小说”，“新小说”的真正知音还是“上流社会”或“士夫”。于是也不难理解，梁启超为何在《新小说》的广告中特别呼唤“新世界之青年”，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小说七日报》也表示要“以之贡献我新少年”(26)，显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堂学生才是“新小说”认定的核心读者。 更稳妥的说法出自《中外小说林》(初名《粤东小说林》)，创办者黄伯耀与黄世仲兄弟二人在该刊发表的诸多小说论文中，反复提到其读者定位乃在“上中下流社会”，或称为“普通社会”。黄伯耀不仅撰写了《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且一再表彰小说“捷于开发上中下流社会”(27)。总之，其期望值在于“新小说”读者的最大化，故以全国国民为目标。于是问题又回到原初，“以国民四万万之众，而愚民居其大多数，愚民之中，无教之女子居其大多数”。在此情况下，以最大多数国民的接受能力为基准，“小说之教育，则必须以白话”(28)乃是必然的选择。不过，以白话写作的“新小说”毕竟不同凡品，应该能够同时兼顾大众与精英的需求。因此，黄伯耀看好的正是，“就人民智识之程度，而以白话牖而觉之，上智既不以为浅率之文，亦下愚不视为高深之论”(29)。此虽为理想之言，却为其时的“新小说家”所信奉。而进一步追究，“上智”若不嫌浅率，除了知识层面的补偿，对白话小说的接纳其实也涉及文学观念的转变。 这就要说到在“新小说家”那里，采用白话并非完全是不得已的选择，此举同时具有“文学进化”的历史意义。梁启超在1904年开始写作的《小说丛话》中，提出过著名的论断：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由世界文学返视中国，情况也正相同：“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30)而小说正是宋后俗语文学中重要的一脉。狄葆贤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不但援引梁启超之说，更把“俗语文体进步”与“社会进步”直接关联起来，以显示其重要性。而狄氏追摹的典范也在域外——“近今欧美各国学校，倡议废希腊、罗马文者日盛；即如日本，近今著述，亦以言文一致体为能事”(31)。在此，白话小说已然脱离了低俗的意味，而成为与世界潮流合拍、得中国风气之先的先进文体。谓之以俗为雅，亦不为过。 应该说，此一认识乃是伴随着“新小说”观念的形成而展开。1897年，梁启超承接康有为关于“幼学小说”的设想，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提出“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还只是从启蒙的层次接纳白话小说，故以“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振厉末俗”寄望于小说(32)。至《新小说》创办后，梁氏不只亲身实践，创作了章回体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而且意欲将“俗语文体”从小说扩展开来：“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33)与之志同道合的狄葆贤也充满信心地预言：“若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剥去铅华，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而此大业必自小说家成之。”(34)“小说界革命”本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中心，狄氏抱此期待，相当合理。而有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晚清文学改良的后劲，国语运动的成功对于中国现代思想、言论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则狄氏此言确实极具前瞻性。 最后必须论及的是，“新小说”所用白话体实际也与旧小说有别。旧小说作者写作白话小说，文字的表现虽有优劣，使用的还是其熟悉的语言。“新小说”作者却多非职业小说家，且先入为主的文言书写习惯，令其以白话作文更形艰难。梁启超1902年翻译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不料“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反而是“参用文言，劳半功倍”(35)。撰写《论白话小说》的姚鹏图也有类似经验： 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36) 以如此笔墨，移作白话小说，梁启超自忏的文白夹杂必不可免。 何况，对于方言区的作者来说，“小说欲其普及，必不得不用官话演之”(37)是一个通例，而官话并非其日常应用的语言。故“新小说”作者也往往以旧小说为范本，模拟其笔调进行写作。如《母夜叉》的译者便对其套用《水浒传》与《金瓶梅》中的骂人话自鸣得意，认为“白话犯一个字的病就是‘俗’”，而像他这样的译法，“那‘俗’字差不多可以免了”(38)。这其实是以古白话替代当下口语的书面化，造成一种间离效果，从而化解了俗言。 更重要的是，承担“开通民智”重任的“新小说”内容既已更新，所用新名词自必加多。自著作品中已有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这样“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不知成何种文体”(39)的政治小说，而为数众多、草率成书的翻译小说，直接挪用日文汉字新词更是家常便饭。这些新成分的加入，使得“新小说”即便以白话书写，也并不通俗。 并且，一些论者与作者已开始对“新小说”文体或“俗语文体”进行新的实验与思考。《新新小说》主笔陈景韩作《侠客谈》，自称乃是“为少年而作也”：“少年之通方言者少，故不用俗语；少年之读古书者少，故不用典语。”明显是在文、白之外，希望展开第三种文体的写作，而其书写语言一如其自述“不文不俗”(40)，实为浅近文言。《月月小说》刊登《解颐语》，译者穿行于中西文字，不禁慨叹：“泰西言语与文字并用，不妨杂揉，匪若中国文学之古今雅俗，界限綦严也。”因此造成“同一白话，出于西文，自不觉其俚；译为华文，则未免太俗”的尴尬，总是由于中国“文、言向未合并之故”。而在他眼中，小说是例外：“中国除小说外，殆鲜文、言并用者。”(41)由此看来，打通文、言的边界，也应以小说最易成功。于是，“新小说”的文白夹杂也未必尽为弊端。更值得重视的是姚鹏图借鉴日本“言文一致”的经验，得出“言文一致者，乃文字改为浅近，言语改为高等，以两相凑合；非强以未经改良之语言，即用为文字也”(42)，这对于我们理解“新小说”在白话层面的革新实具有启示意义。 尽管其间不无无奈，但也包含相当的自觉，晚清“新小说”作者笔下的“俗语文体”已与宋元话本及明清章回小说拉开了距离，从而具有了多样的可能性。无论是借鉴古白话，加入新名词，还是引入根基深厚的文言资源，“新小说”相较于其时众多白话报刊所代表的模拟口语写作，在文白合一的方向上无疑做了更多尝试。由于五四以后，白话成为通行文体，其间既有“欧化”的成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言”的“白话化”(43)，所谓“一体两面，缺一不可”。由此回望，晚清“新小说”论者与作者在改造“俗语文体”上的种种努力，最终都可谓修成了正果。 如上所言，“新小说”本以白话为理想文体，然而，实际呈现出来的状态，却是文言作品多于白话。1908年初，小说林社编辑主任徐念慈所作调查显示，“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44)；1909年，罗普就其“尝调查每年新译之小说”，而肯定其“大都袭用传体，其用章回体者则殊鲜”(45)；直到1912年，管达如还在为“今之撰译小说者，似为上等人说法者多，为下等人说法者少”而抱憾，要求“作小说，当多用白话体是也”(46)。究其原因，徐念慈揭示的“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47)固然不错，但这还只是从读者一面索解；上述“新小说”作者与论者的思考，也需要我们对其处于文白之间的文体选择有更多的理解和关注，而非一概视为迎合市场的消极对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