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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何而编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编者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选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从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编选目的可以概括为举业、明道、经世、学术、文学五个方面，其中“举业”最有代表性。 传统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明清时期，科举是做官的必由之路，不要说知县以上的官员，就是训导、教谕之类，至少也要取得举人、贡生或者监生的资格，例如王应鲸由举人做到知县，刘大櫆由副榜贡生做过教谕。在科举中取得功名是做官的前提，因而官本位必然带来科举本位。唐宋八大家散文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受人追捧，就是因为它与秦汉文相比有法可循，能为科举考试中第一场八股文和第二、三场论策文的写作提供有益的帮助。正如储欣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所论，正是因为其“为举业而设”，“所以之书一出，天下向风，历二百年，至于梨枣腐败，而学者犹购读不已”。(18)作为编者，只有为举业而编评唐宋八大家选本，他的书才可能受到更大关注。作为出版者，其唐宋八大家选本只有“为举业而设”，才会带来可观的销量和丰厚的利润。除此之外，为“明道”“经世”“学术”这样的宏大目的也罢，为“文学”这样的高雅目的也罢，都不会成为十分流行的八大家选本，不管其所编选本的质量如何，也不管编者的名声有多大。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的许多八大家选本都不约而同地以“举业”作为其编选动机，表现出鲜明的趋同性。 举业一般被视作“钓利之饵，希禄之媒”(19)，为举业而编的选本往往讳言举业，或者拿出一个高尚的名头来打掩护。在本文所涉及的56种唐宋八大家选本之中，20余种已成为佚书，其是否为举业而设，已经无从考证。另外30余种，其书尚存，而且由本人经眼，但部分选本对其编选目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对“举业”二字讳莫如深，例如书坊主汪应魁和刘肇庆假托钟惺等名流而自编的选本，就是如此。这些选本为射利而编，大都将读者定位于举业群体，但我们无法从中找到内证，因而不拟列入举业选本。 总之，在本文所涉及的唐宋八大家选本中，编选目的可考者共29种，其中公开承认“为举业而设”者共19种，编者分别为茅坤、吴正鹍、王志坚、卢元昌、储欣、吕留良、江承诗、张伯行、朱璘、唐琯、璩绍杰、程岩、沈德潜、秦跃龙、吴炜、王应鲸、陈兆仑、高嵣、卢文成。这19种自称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在编选目的可考的29种选本中所占的比例为66％。即使不考虑举业选本而讳言举业，或者未必为举业而设但实际上被用作举业选本的情况，这个数字也可以说明，明清时期的大多数唐宋八大家选本是以“有资举业”为编选目的的。具体地说，就是至少有六成以上的八大家选本并不是为古文而选古文，而是为时文而选古文，其在目标设定方面，具有鲜明的趋同性特征。 这只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如果将明清时期的唐宋八大家选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还可以看出，这个规模不小的选本群既有趋同性，也有差异性。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选本都为举业而设，即使自称为举业而设的选本，也存在着复杂的差异性。关于此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方面，茅坤之后的唐宋八大家选本是在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顺应与反动的链条上衍生的，就“举业”宗旨而言，顺应者虽然是主流，但反动者也不乏其人。在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坛上，批评茅《抄》“为举业而设”甚至成为常见的话头，立意与茅《抄》相反，讳言举业或不屑为举业而设，在举业而外另标宗旨者，也可以略举数例，如孙慎行选本重在推扬唐宋八大家散文“奇高”的审美特征，陈贞慧选本反对当时举业读本唯法是求的功利倾向，力主发掘唐宋八大家散文中的“神明之所寄”，姚靖选本以给读者带来阅读乐趣自期，华希闵的选本既看重词彩，又看重情感。凡此皆说明，这四种选本旨在给人们带来情感触动和审美愉悦，而这正是“文学”的基本功能，可以说其编选目的的定位在于“文学”，而不是“举业”。郑邠、蔡方炳和李辀的选本，或意在明道，或意在经济与实学，试图从唐宋八大家散文中寻找经邦济世的良方，显然溢出文学之外追求实用，也与举业关系不大。汪份选本旨在以唐宋八大家散文为例阐发其文体理论，李元春自言以“古文”倡后进，如果他的话可信，则可以认为其选本比举业有更高的追求。 另一方面，即使自称为举业而设的选本，也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首先，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是为第一场的八股文而设，还是为二、三场的论策文而设，其具体目标不同，则其面目也各不相同。如果只为第一场的八股文写作而设，其选文往往侧重起承转合之迹甚明而且无中生有、思路活脱的文章，以便给八股文的写作提供基本的文体训练和思维训练。这类选本的选文，就作家而言，以欧苏(轼)为主；就文体而言，以议论文为主；就风格而言，以“波澜壮阔、机神遒逸”为主。“波澜”和“机神”较为逊色的曾巩文，与举业不切的记叙文(如墓志铭)和韵文，皆不为此类选本所热衷。如果只为第二、三场的论策文而选，则往往选入那些具有“明道”和“经世”功能的文章，以便举业者在临场发挥时从中渔猎，而对于文法则不太关心，例如茅坤和吴正鹍的选本皆侧重后场，因而多兵马、钱粮、吏治等内容。由此可见，举业读本与明道、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为后场而设的举业读本往往拿出明道或经济的大派头自我标榜，这是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 其次，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是为初学而设，还是为成学而设，其读者定位不同，面目也各不相同。为成学而选者，大都是义理闳深的长篇大论；为初学而选者，大都是浅显易懂的短篇小论。卢文成的选本是为初学而选的，其评苏轼《既醉备五福论》说：“此首鹿门、伯敬皆不录，予以其俊逸清新，可为初学之助，存之。”又评欧阳修《秋声赋》说：“中有见理句，然不及宋玉、潘岳，录之为童子游艺可也。”由于将读者定位于“初学”“童子”，其选篇多书、序、记、传等篇幅不大而又颇有情趣的脍炙人口之作。明清时期的唐宋八大家选本大都为初学而设，而且为初学而设的定位越来越明确，所以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举业选本。 再次，什么样的文章才有益于“举业”，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举业选本的面目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明清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很多编者认为骈文与举业不切，因而对柳宗元贬谪之前的骈文多弃而不取，茅坤等许多编者都是这种态度，而秦跃龙对骈文的态度则与此相反。 总之，应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明清时期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编选目的既有举业趋同性，也存在着复杂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并没有完全为“举业”二字所缚，而是在顺应与反动的衍生链条上逐渐与“明道”“经济”“文学”等要素取得了兼容，因而呈现出丰富而多彩的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