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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人所编 上述55位编者的身份、籍贯和时代如何，或者说他们是由何种人、何地人、何时人构成的一个跨阶层、跨地域、跨时代的同仁呢? 第一，从表1看，55位编者中，身份为生员以上的编者占86％，其余仅占14％，可见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主要由科举中人构成。其中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等各占一定比例，没有缺项，比例也不很悬殊。这说明，各种科阶的知识群体都参与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评，其中有朝中大员如孙慎行、张伯行、沈德潜、陈兆仑，有地方小官如朱璘、叶亮、王应鲸、吴炜、高嵣、程岩，也有名士如陈贞慧、卢元昌、郑旦复。从另一角度看，有郑邠、孙琮、储欣这样的塾师，有汪应魁、刘肇庆这样的坊主，也有王昊、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罪人”。由此可见，在明清时期，广大的知识群体和一些出版机构积极参与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评，推动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生成。 第二，从表1来看，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的籍贯主要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桐城地区，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突出。 按照《辞海》的定义，长江三角洲是指“由长江及钱塘江带来泥沙冲积而成”的“江苏省镇江以东、通扬运河以南、浙江省杭州湾以北”地区。据此，表1中的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镇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和杭州府，可归于长江三角洲。籍贯在上述7府的编者共有30人，占全部编者总数的54.5％，占江浙两省编者总数(35人)的85.7％。由此可以看出，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主要来自江浙地区，而江浙地区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绝大部分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从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在长江三角洲各府中的分布来看，90％分布于苏州(9)、常州(6)、杭州(5)、嘉兴(4)和湖州(3)五府。此外，松江府2人，镇江府1人。 再说桐城地区。江浙而外，安徽籍编者最多。从表1可以看出，江苏籍编者21人，浙江籍14人，安徽籍7人。安徽的编者在安庆，而安庆的编者在桐城。桐城籍编者共5人，占安徽一省的71.4％。作为一个县级政区，桐城籍编者数量超过了苏州、常州、杭州以外的所有府级政区。如果仅与县级政区相比，其遥遥领先之势更为突出。结果见图1。  图1 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主要县级政区中的籍贯分布(12) 江西籍和两湖籍编者分别为4人和5人，但分布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区域化的中心。江浙、皖赣、两湖以外，其他省籍的编者仅有7人，不及苏州一府的人数。如果从南北来分析，则北方籍编者只有直隶2人，河南、陕西各1人，不及桐城一县的人数。 第三，籍贯分布可以说是一个空间问题，另外它还有一个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不仅隶属于某一地区，也隶属于某一时代，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其出现的时代先后也会有所不同。 从总体来看，江浙籍的八大家选本编者大都出现在雍正(含)以前，其他地区的编者大都出现在乾隆(含)之后。从表1的“选本系年”来看，江浙籍编者共35人，其中27人系于雍正(含)以前，占该地区编者总数的77％；乾隆时期6人，嘉庆(含)以后只有2人。其前盛后衰之迹甚明。乾隆(含)以后出现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共有19人，其中江浙籍以外的编者就有11人，占本时期编者总人数的58％，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江浙以外编者在全部编者总数中的平均比(36％)。这说明，在江浙以外的其他省份，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出现得较晚。也就是说，其他省份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的兴奋点大致出现在江浙地区兴奋点消退之后。 另一方面，江浙籍编者在不同时期的消长之势也有所不同。浙江是唐宋八大家选本的发源地，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生成起步早，衰退也早，其极盛期出现在康熙时期，此后没有出现过第二个高峰，呈“∧”形态势。江苏起步稍晚，但后来居上，一盛再盛，呈“W”形态势。顺治、雍正构成了两个最低点，崇祯、康熙、乾隆构成了三个最高点，其编者生成的持久之势为各省所不及。详见图2。 总之，浙江籍编者主要出现在康熙时期，而江苏籍编者在崇祯、康熙、乾隆时期层出不穷。值得关注的是，康熙时期既是浙江籍编者生成的高峰期，也是江苏籍编者生成的高峰期，这就使得康熙时期成为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出现最多的一个时期。此期共有八大家选本编者18人，其中江浙两省13人，贡献率为72％。  图2 江浙地区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生成趋势对比图 将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长江三角洲和桐城地区的时代分布态势相对照，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唐宋八大家选本在两个中心生成的时代差异，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江浙以外地区生成的滞后特征。 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长江三角洲的生成趋势是江浙两地生成趋势的中和物，分别在崇祯、康熙、乾隆时期达于兴盛，尤以康熙时期为最。桐城地区起步晚。第一个选本是戴名世的《唐宋八大家文选》，据《戴先生年谱》(13)，此书成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比长三角出现的第一个八大家选本——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晚126年。乾隆以后，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在长江三角洲的生成急剧下降，而桐城地区却处于上升阶段。 总之，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桐城地区，其他地区则较为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区域化的中心。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成起步早，主要发生在雍正之前；而其他地区起步晚，主要发生在乾隆以后。不仅如此，明代影响最大的选本《唐宋八大家文抄》的编者和清代影响最大的两个选本的编者——《唐宋八大家类选》的编者储欣和《唐宋八家文读本》的编者沈德潜——皆出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桐城在内的其他地区的编者，无论数量，还是影响，都不能与长江三角洲相提并论。 上面对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的时代解析结合了空间维度，如果不考虑空间因素，单从时间维度来看，还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如图3所示，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各时期的生成数量是不均衡的。  图3 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分布 研究编者的籍贯分布和时代分布，其目的在于研究唐宋八大家选本的时空分布。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就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生成的历史分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规律做以下总结： 第一，从图2和图3所反映的综合信息来看，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的生成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发生期(万历)、兴盛期(崇祯)、中衰期(顺治)、再盛期(康乾)和没落期(嘉庆至清末)。 第二，万历七年(1579)，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初刊于杭州，标志着唐宋八大家选本的诞生。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崇祯时期距茅《抄》的初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不仅茅《抄》的重刊和书坊的翻刻达于极盛，(14)而且八大家选本的赓续之作层出不穷。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岁月，短短17年间竟有9种新的八大家选本相继问世。八大家选本在此期的生成密度之高为任何时代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批评茅《抄》的声音，从而引发了此后数百年间不断对八大家散文加以再选的巨大热情。此期还出现了以体类和事类为体例的类选本，(15)改变了茅《抄》以各家为结构单位的松散体例。另一方面，此期还出现了卷帙简便、定位明确的自学和初学读本，(16)弥补了茅《抄》卷帙繁重、宗旨庞杂的不足。总之，唐宋八大家选本在崇祯时期的兴盛，不仅表现在其生成密度之高，也表现在其对清代八大家选本的生成具有多方面的示范作用。清代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数量上虽然远远超过明代，但从价值取向、编纂体例等更为本质的方面来讲，并没逸出明人选本之外。其所以如此，崇祯时期出现的选本功不可没。 第四，顺治时期天下初定，民生凋敝，易代之际的残酷现实给人们的心头带来巨大阴影，八大家选本的生成由此进入中衰期。不过，由于科举制度的迅速恢复，也由于晚明八大家选本生成的历史惯性，到顺治后期，八大家选本的再生产已经出现了复苏的势头。就此而言，顺治时期是两个兴盛期之外八大家选本生成最为活跃的时期。 第五，康、雍、乾三朝是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的再盛期。此期历时134年，生成选本35种，占整个选本群的59.3％。清代影响最大的2个选本——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和沈德潜的《唐宋八家文读本》——均生成于此期。此期的选本从不同侧面对茅《抄》编纂的得失做了系统的总结，质疑问难之声成为主流，同时各选本之间也展开了批评，这就进一步为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生成提供了新的动力。 第六，嘉庆以后，八大家选本的生成进入没落期。早在雍、乾时期就已经潜伏着这一消息。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日益酷烈，在雍、乾之际发生的曾静案中，吕留良因为在时文和古文评点中寄寓故国之思和反清思想而受到牵连，全家罹祸，引述吕留良评点的著作也被列为禁书。例如，《唐宋八家文选》的编者孔毓琼就因为“最爱吕晚村评文”，其《孔伯子文集》被列为禁书。(17)这就在当时的选坛上引起了很大的恐慌。为了左右文章选坛，进而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编了《御选唐宋文醇》，对当时两个最为著名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和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加以讥评，颇有凭高视下、一锤定音之意。从图1可以看出，在乾隆朝前十余年，并没有新的八大家选本出现，这种现象的发生即与此有关。另一方面，雍、乾时期，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散文和古文选本逐渐成为新的权威。嘉庆以后，随着阳湖派的兴起，以李兆洛《骈体文钞》为代表的骈文选本一度流行，这就进一步挤占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阅读市场。 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趋势的没落还可以从更为宏大的视角加以分析。唐宋八大家选本是作为明代秦汉派的反动而出现的，不过其所反对的是对于秦汉文的过度模拟，而不是秦汉文本身。随着唐宋八大家经典化的进一步加深，出现了过度模拟唐宋文的流弊。在这种背景下，唐宋八大家选本成为学人攻击的对象，秦汉文成为更受人尊重的光辉经典。因而清代的古文选坛经历了一个由偏重唐宋到秦汉、唐宋并重的曲折过程，吴楚材的《古文观止》、方苞的《古文约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出现的著名选本。这种理性的回归在嘉庆以后成为共识，进一步削弱了八大家选本的独尊地位。再加上嘉庆以后干戈四起，国事日蹙，到光绪末年废科举、兴新学之时，为举业而读八大家选本的读者群彻底瓦解，八大家选本生成的动力进一步削弱。就此而言，嘉庆以后八大家选本生成的没落，是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在动力不足，与顺治时期八大家选本生成的热情为时势所压迫同时又为科举所鼓荡的情况完全不同。 总之，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的生成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其盛衰消长之势与其相应的文学生态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这正是对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的生成进行“五期分”的内在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