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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与一朋友在微信上闲谈，说起有关小说风格的话题，后思之，匆忙写下一段有关小说风格的片段：风格无疑是小说形式的基本成分之一，说到“风格”，我们通常首先想到的会是语言，因为小说毕竟是由话语构成。当然并不是说小说的语言好，就会形成一种风格，关键是写作者运用的这种语言是否有效。用略萨的话说，有效的语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内部的凝聚力和必要性。小说内部的凝聚力，是通过语言的连贯性体现出来的，目的是让故事富有生命力和完整性，即使有些作品我们阅读起来并未感到愉快，但语言的连贯性却使得小说的风格有了效果，譬如塞利纳的《长夜行》。而对于必要性，我想先在此谈谈个人的阅读。在个人阅读习惯中，我对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有着非比寻常的喜爱，不管是格非迷宫一般的小说布局，苏童小说迷人且酣畅的叙述，还是孙甘露刻意打破小说故事发展诗意的讲述……他们显然都有着各自的叙事风格。尽管他们的写作都无法逃脱西方经典作品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作为终其一生对短篇小说写作实验的西方代表作家博尔赫斯，他的作品可以说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先锋作家——只是他们更为令人钦佩的是兼备中国式和本土气息的创作非但没有被这一影响带走，偏离轨道，相反却滋生了更具价值的创作意识和作品。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即作家在意识受到影响的同时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思考和创作独特性。而在论及一部带有创造性作品的必要性时，通常指向的无疑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优秀的小说在讲述的内容和方式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借助形式所产生的效果，作品被赋予了一种不可抵抗的说服力”。我并不想在这里继续借用从略萨那本有关写作的书籍里得来的知识，以此冒充自己认知的深刻，但小说的“说服力”，是我在此不得不谈到的话题。作家想要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变得具有说服力，最直接的方式显然就是将故事写出来，当故事最终赢得读者的青睐，使他们完全相信故事中人物和其遭遇的真实存在，那么写作者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包含在事件和人物中的生活经验”，使得小说具有难以抗拒的说服力。这也是我在读完薛舒新作《成人记》后的一点自我思考。 倘若我告诉你，这篇小说仅是一位母亲的人生艰难和智障儿子性觉醒的故事，似乎你会遽然失去兴趣，不再有继续阅读下去的欲望。正如在你没有读到舒尔茨的名篇《鸟》之前，有人告诉你它讲述的不过是孤僻且具有动物性的“父亲”在作者笔下的多次“变形”，他模仿飞鸟，像喜阴的爬虫类躲在房间深处；再或是卡夫卡的《变形记》，主题是一个可怜的职员变成了一只令人恶心的甲虫；又或是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讲述的是一个14岁的性早熟的男孩迫切希望进入成人世界的故事……而小说的魅力所在，重点似乎不是故事，而是它们本身具有的说服力带领着我们体验和分享故事。《成人记》显然有着这样的说服力。 在细说这篇小说前，我想先来说说麦克尤恩的两篇短篇小说，其中一个即是《家庭制造》，另一篇是《与橱中人的对话》。薛舒的《成人记》是否受到了麦克尤恩的影响，我无从得知，但在个人的感觉上，这三部作品之间隐约可感知的意象或气息，有着某种相似所在。我们不妨在这里将三篇作品稍作一点比较。《成人记》里，郑舟快三岁时还不会叫爸爸和妈妈，严月在丈夫郑明建议下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儿子中枢神经系统障碍，智力发育低下。严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只得坦然面对。然而，儿子究竟是遗传所致，还是因那晚她照顾不周，孩子摔下床所致，成为严月不为人知的一个秘密。辞掉了文员工作专心照顾孩子，严月每周五次要带儿子去医院做康复治疗，甚至给孩子吃偏方药，而丈夫郑明首先放弃了本该承担的责任，在儿子六岁时提出了离婚。不觉间，十年一晃而过，严月自己带着儿子长大，十年来多亏住在楼下的单身男人老费的照顾和帮忙，二人尽管关系暧昧，互有情愫，但彼此都没有挑明。郑舟身体一天天长大，生理也随之有了渴望，上了智障学校后，一天他突然从学校逃跑，带着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同桌女孩毛桔回了家……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写的是“我”从坏朋友、街边小贩和咖啡馆那里偷学到了大量似是而非的性知识，但遗憾的是尚未“一窥那不可言传之物”。一晚，“我”按捺不住欲望，以玩“过家家”的游戏为名，诱奸了10岁的妹妹康妮，最终体验到的不过是“那蚊叮式的高潮”，至此，“我”对裸露的任何玩意儿都失去了兴趣，同时又自豪于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对比之下，两篇小说不同的是，《家庭制造》中“我”的这种成人礼完成的荒唐举动，在《成人记》中变得更为直接而真实，郑舟有着十六岁的庞大身躯和维持在两岁下的智力，当他带着毛桔回了家，完成了可能完成的成人礼仪式，我们首先关注的却不是他们是否真经历了正常男女间的愉悦与快感，而是作为母亲的严月的内心挣扎和慌乱。那时她像个守门人一般立在门前，待房间里的响动归为平静，小说至此戛然而止，但我们能够想象到，严月即将迎来的会是一场出于亲情与伦理的控诉风暴。 《与橱中人对话》讲的是一个畸零者的悲剧。“我”的父亲早逝，母亲精神有问题，希望把“我”“推回到子宫里去”，所以“我”长到17岁依然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婴儿”。后来母亲有了情人，“我”被他们遗弃，不得不学习长大，找工作养活自己，在底层社会艰辛闯荡。小说结尾，“我”将自己关在橱子里，蜷在一块偷来的婴儿毯中，梦想的是重回1岁时的幸福时光。《与橱中人对话》中“我”在结尾处的渴望，在薛舒的《成人记》里变成了母亲严月的渴望。如若儿子郑舟永远活在一岁半的时光，那么，她再也不会为儿子日后成长过程中一系列异于常人的习性而烦恼和纠结，譬如他以拧动、扭曲、折叠脸部肌肉的方式来表示欢快，以几乎是愤怒的表情表达欢快与笑意；譬如他躺在床上自己玩耍，会发出“哈、哈”的呼喊，双腿踢蹬墙壁，使得整栋房子发出“痛、痛、痛”的共鸣……同样是写智障儿，薛舒的笔墨更多落在实处，不像麦克尤恩那么酷冷，在小说里倾注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母爱，使得小说处处充满着温情与爱意，她独自陪伴智障儿子成长，对他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甚至薛舒在写到严月与儿子的日常生活细节，以及严月与老费之间的暧昧不明的交往，我们更为深刻体味到的是严月作为母亲的坚韧与担当，以及其作为女性的无助与脆弱。此刻再度回想《成人记》，不仅心生感慨：人生如钟摆，谁又不是在爱与痛间荡动呢。我想，对于薛舒这样一个在作家身份中“有着‘自闭’的心理症结”的写作者，尽管有时觉得她对文字的爱让她感到胆怯，让她难以承受，但或许正是她对写作的这份虔诚与真挚，让她在现实主义写作之路上有着自己的独特和风格，即始终在文本中保持着女性的温善和对众生的关怀与悲悯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