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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 2011 年夏，在通远门老城墙上，从香格里拉支教回来的郑昆 （可能是惟一得过中国新闻奖的松茸小贩兼黑车司机） 约出版公司的编辑——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报社前同事——喝坝坝茶， 也捎上了我。那天是这样一个情况， 郑昆写了一个体育记者赌球后亡命天涯的小说。他想咨询这种故事能不能出版？顺便请我提提感想什么。交流完毕，我兴致大起， 也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这部《完美的七天》 。现在我还记得郑昆的那种表情，靠在躺椅上，双手抱头，眼瞪得老大 ： “妈吔，你整恁个复杂干啥子？” 这说明，我早就预备好了这个故事 ； 也说明，我并不具备 “实操” 故事的能力。这时我已写了大概六万字——尽管我计划好了主线、 波折， 甚至结尾——但死活就是推进不下去， 多写一个字都觉得虚假。我知趣地停了下来。加上， 那段时间我参与新创一份市场化的刊物， 在传统媒体“断崖”的前夕。繁琐公务与日常的蝇营狗苟成了另一种借口。总之，这个草稿就扔在电脑里。 2016 年春节前，我交了辞职信。之前也离职过两次（第一次没能成功） ，理由都是想创作。但只有这次是真的。我预感到： 再不写，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再写小说了。 我一直写诗，为什么那么强烈地想要写小说？其实我自己也不大理解。但有个确凿的变化是：从十年前开始，我的诗慢慢偏重于叙事与日常。有人说我的一些诗很接近于短篇。 事实也是如此，我的几首诗后来干脆被我改写成了小说。 总之，我离职了，每天在家里的阳台上坐着，就像坐在一种明亮的黑暗中，强迫自己制造故事，或等故事来找我。 不得不说， 这种方式还是很有效。我一连写了十多个中短篇， 大部分都刊发了——比我十年来零敲碎打的总和还多。去年秋天，我刻意停了停。在这个空档期里， 我突然意识到，还没写过一篇长的。于是， 捡起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就成了一种极自然的选择。这一次，前所未有的顺利，我只用了一个月左右就完成了初稿。 为什么以前很难的事现在变得容易了？ 或许，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时间的效用。 最早构思这个故事时，我还没结婚； 当我开始写它时，刚有孩子； 而现在，我对家庭、婚姻和情感都有了更为真切和复杂的感知。 此外，近两年相对密集的写作，使我对“故事”这个词有了新的体悟。此前，我主要写点短篇，往往受限于瞬间和毫厘。有多年习诗的原因；当然也有媒体写作的强大惯性。 再说， 虽然草稿沉寂在电脑里， 但故事并没完全从我脑海里离去。 “故事是生长的” ， 这是小说里出现过两次的一句话——事实上，主人公的这个梦就是我的，我将它放进了小说。 有几位朋友看过小说后说，这不像你写的呀。 可能吧。因为它本就是“以前”的， 它的骨骼和形态都是过去的。只不过， 填入了我这些年的经验和触觉。由于长度的原因，我可以从容地放入一些戏仿与杂糅的元素。还有一点，我很明确的是：我想要写一个好看的故事。 用通俗的框架能不能写一个严肃的故事？ 我喜爱的作家保罗·奥斯特经常这样干。 《邮差总敲两次门》更像一种口述的行动叙事；《廊桥遗梦》干脆就是一部通俗爱情故事，为什么我不能试试用一个悬疑的壳？ 对，最初我就是想写一个反《廊桥遗梦》的故事。正如 《邮差总敲两次门》 取材于罪案新闻一样，这个故事的灵感源自多年前一张周刊的某篇“情感隐私” ， 是我同事撰写的。现在， 它的面目依旧是那样。但我回头审视小说， 觉得它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小说里，一个发了点小财的前诗人想要寻找自己失踪多年的情人； 一个落魄的记者受雇去完成他的心愿。看起来， 这似乎仍是一个探求隐秘的婚恋小说， 但要问我自己， 我更倾向于将它认作是一种描述“告别”的故事。 前者，在告别自己的青春和刻骨铭心的爱恋； 后者， 通过一次“模拟”调查， 告别自己的职业和理想。 他们都在寻找中告别，告别自己的某一部分，告别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 毫不否认， 小说中的“我”隐藏着一个现实里的我。 这种告别也是我的。 说一声 “再见” 很轻易。当坐在阳台上一整天写不出一个字的时候， 我也偶尔会想， 我告别的哪只是一份职业或身份， 那是一种倚靠了十几年的习惯，那是一种近乎灌注却又脱离、贯穿我又死死将我摁住的什么东西。 不论在故事里还是现实中，不管对某事或是对于某人，做到投入其中、紧紧拥抱固然不易，但比之更难的是， 当学会和习惯拥抱后我们还需懂得告别。 没有哪一种告别是容易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