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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重新开始写作时，我写了好些个以阿尔巴尼亚经历为背景的小说，赢得了叫好声，获过一个大奖。一段时间之后，我怀疑这样写下去读者会不会给我贴上阿尔巴尼亚故事作者的标签，还有一点，这样写下去也会很快把那一段资源写完。所以后来就自觉地停产，像是封山育林或者禁渔期一样不准自己在这片领域从事开发生产。 今年初，我在出版了长篇《外苏河之战》之后，想到要写一个中篇。我手头有几个初步的构思，都是想了几年没想出个头绪的“烂尾楼”。走投无路间，又想起了阿尔巴尼亚的往事。上面说到虽然把那段经历的门关了， 几年来都没打开这扇门，但是总觉得这个门里还有几个人物被关在里面，他们经常会在里面敲打着门扇。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不着眼的人，是一个从国内被招到阿国的下岗大学生。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倒霉蛋。娶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姑娘，后来却被赶出家门。核心情节是他阿尔巴尼亚妻子在他回国时宣布他得萨斯（非典）死亡，把他的物品当街烧掉，他到地拉那后进不了家门。这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一直没让我忘记，我这些年还听到他的一些新的事情，说他最后在义乌生存了下去，开了家出口代理的公司。 事实上，这个故事我多次琢磨过的，也知道是个小说素材。但按照通常的写法，这个故事可能会写成一个潦倒的中年人故事，类似《我的余勒叔叔》，这种路数小说早已出产很多。我曾试图用几种别的方法来写，结果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它还是像一块顽石留在那里。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丢弃这块顽石？因为我总觉得它是有一股灵气在里面的。写作的经过通常是这样，只有作者把自己的心智之光坚持不懈地投射到他认准的一个想法上，如道士炼丹一样，这样就会产生像孵化器的温度，会让一块“顽石”变得透明起来，故事会发出光，呈现出文学的图景来。我这回也是这样，当我一直凝视着这个人物，慢慢发现了他身上有意思的地方。我发现了他是一个有最淳朴的最坚强的家庭信念的人，他想要有个家，有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要生儿育女。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放弃。在他逃避追捕和冒险去接近自己家的行为来看，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个猥琐男，而是一个值得尊敬有勇敢的心的人。我这样想的时候人物故事部分是真实的，部分已经是我内心的虚构。我最终找到了他身上的一种坚忍，看清了他表面窝囊实际上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看到这个点，小说的想象就活跃了起来。我让他离开地面，设计了他在树上的行动，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是牵挂着家里的房子屋顶，冒着危险飞渡到屋顶把瓦片修好。这个时候，阿礼已经不是真实故事的原型，他已经成了一个文学想象。 还有一点。这个小说里关于那两只狼狗的事几乎是真的。我亲历雨天夜里帮人家处理一条死去的狗的尸体的事情。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意向。之前一直没有用过这个意向。而这回在写这个小说时，这个意向自然地浮现出来，让我找到了一种气味，给小说定下了一个不详而紧张的氛围，而且也成了推动小说前进的一个重要情节。写小说的人在经过长时间的迷茫和苦思之后，突然有一天觉得有一点走通了，结果会发现一个地方通了，其他地方也通了，这就是所谓的一通百通。写小说的人最畅快的一刻大概就是这个时候。 找到这样的思路，人物已经活了起来，故事也有了全新的意义。我一直注重写有现代气息的小说，总要在小说里植入某种象征或者隐喻。而我运气不错，这个隐喻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存在，那就是他藏身的碉堡。一九九四年我到阿尔巴尼亚经商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大街上和居民区里到处可见的水泥碉堡。对于碉堡我是熟悉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有句话叫备战备荒为人民，全国都在挖防空洞挖战壕。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最好的朋友是阿尔巴尼亚，他们学习中国，而且做的更夸张，把碉堡修的遍地都是。我去那里时阿国社会制度已经改变了，不再和西方国家为敌。碉堡已经用不上了，但是拆不掉，成了丢弃垃圾的地方，个别改成厕所。事隔这么多年，我没想到会用“碉堡”这两个字作为我小说的题目。这样小说就有了一个副题，就是这个世界是充满隔膜的，人和人，家庭和家庭，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每一个体都自成碉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