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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和期刊应成为上海文学两大品牌 陈思和（评论家） 上海的文学评论一直是海派文化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岁月里，以《上海文学》为核心的上海文学批评一直走在时代与文学的前沿，发表了许多观点独特、风格活泼的评论文章，一批青年评论家就此脱颖而出。不久，《上海文论》创刊，提出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学术话题。譬如“重写文学史”，本来是学术领域很专业的话题，可是因为专栏设在《上海文论》上，就在社会上产生了连锁反响。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反思”的大讨论，最早也是在《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专栏里提出，后来又得到了北京《读书》杂志的呼应。因此说，上海这两个文学刊物当时引领了时代的风气。 其实要回顾上海四十年来的文学成就，文学期刊的影响实在是不容小觑。我近日重读巴金晚年创作的《随想录》，里面有多篇文章都是谈当代文学作品，为青年作家辩诬，为优秀作品呐喊，而这些引起争议的作品，都是因为刊登在《收获》杂志上而引起关注的。再说《萌芽》，在赵长天的策划下改刊，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可以说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风气，“80后”作家由此诞生。如果要说上海文学领域对中国社会和文坛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首屈一指的是这两家重要刊物。 如果从文学发展和文学史的意义来考察文学现象，获奖多少并不是标志，而引起争议、产生对社会的冲击力度，也许更为重要。我这里想说的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文化构建中，文学批评和文学期刊应该成为现代化都市的两大文学品牌和标杆。 继续跋山涉水 秦文君（作家） 我从发表作品到现在38年，陆续出版了70多本书。从前写儿童文学默默无闻，近乎隔世，经常有朋友爱护我，叫我不能只写“小儿科”。现在中国的儿童文学不一样了，近十年体量迅猛增大，很是繁荣。但一个学科要持续发达，创造力、艺术质地最为重要，这方面提升的空间是巨大的。仅从题材方面看，中国原创幻想类儿童文学的作品“想象力”相对薄弱，原创图画书缺乏“大格局”。文学语言是使人高尚的优雅媒介，但孩子们对文学语言的依赖和需求在减弱，这是需要警惕的。 艺术上有傲气，有自信，愿冒险，敢突破，写出的作品才会有分量。我花了很多工夫，尝试语言的锤炼，未必追求语言的华丽，那容易走向肤浅和生硬，我需要焕发语言之灵秀，保持语言的天然光泽，千锤百炼，运用语言情调，发现儿童、探索人，把细微到神经末梢的感觉描绘出来，把有些被人类遗忘的天性写出来。 2019年，将是我作品集中输出的丰收年，已经签约的有《王子的长夜》《王子的密使》，图画书《好像》《香喷喷的节日》《小狗梅西》，《我家有巫婆》《我是花木兰》等，即将输出英语、韩国语、保加利亚语、日语、阿拉伯语、马来西亚语、尼泊尔语、僧伽罗语、越南语等，30多本将在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阿联酋、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保加利亚、越南等出版，但新输出的品种集中在幻想类作品和图画书上，现实主义的，语言舒展的大部头作品十分少见。 最近几年，我的朋友圈、交际圈越来越缩小，挡掉一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动，我有一个最真切的想法，趁现在写得动，多写点。创作的周期不是可以无限地扩大的，老老实实在家里多写一点，写出特别想写的东西，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文学须有超拔出世俗日常的能力 汪涌豪（评论家）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自然涌现出许多振奋精神、温暖人心的“中国故事”，但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也看得到各种利益、矛盾的夹杂与纠葛。它们既为文学的反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对作家的创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的作家心无主见，目迷五色，不能深入到生活的内里，把握其当下的变化与未来可能有的发展，只一味地追赶与趋奉，甚至出让理想去迎合，放弃对更深广的价值世界的叩问，就会沉溺于庸俗的日常乃或个人的小世界，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失去与更多的人群、乃至更广大世界的相关性。此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次作代会上要对作家提出“怀远”与“博见”的要求，又希望作家能“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或许会有人说，我手写我口，我反映我所身在的生活有什么错。但我们想说的是，检视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历史，有太多的事实证明，很多时候，好的文学恰恰受惠于作家有从具体的生活中超拔出来的能力，即不被当下的时尚尤其是物性的力量所裹挟，不愿以与世俗相平齐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反映生活，相反，每每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以便更好地审视与批判其可能有的一切浮伪与不情，求得主体精神的升华和作品超越性的实现。此又是总书记说的好的文艺作品必“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所以当我们说文学要发声，要与时代同行，是必须包含文学须超拔出世俗日常这一维度的。文学创作必须有审视、反思的视角和批判、引导的自觉意识。只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文学反映生活的意思才完整，才真正能够成立。 我鼓动自己：我要好好的 梅子涵（作家） 土地、山脉、水流、空气都是原本已在，而文学、艺术的确是人类自己给自己的。它们在生活里诞生，伴随着生活的日子，人类从原初进化到现今，再多的文学史、艺术史，也无法记录清楚它们对人类整个进化的意义！它们是无法被确切描述出来的，它们待在了人类一切的可以称为优雅的、优美的、体面的、乃至于最最普通的日常之中，桌上的杯盘、床上的毯子、农田的形状、坡地的栽种、河边的植下……毛姆批评把美学概念乱用到四处泛滥，但是美又的确因为文学、艺术的强大存在而成为四处的流经、遍地的泛出，如同一首特别好听的英文歌曲所唱的：“I am in you”,它们在人类的里面了。 所有的文学都一定是出现在它的那个时代里的，《诗经》不可能在清朝，《离骚》不在唐代，今天的人不会写《狂人日记》，中国有自己的寺庙，但是《巴黎圣母院》还是只能由法国的雨果来写。它们都是伟大的文学，而中国明天、未来的文学里，能够读到今天的中国人写出的杰作，那么今天中国作家们才算是有了真正的文学“活着”。所以所有持有一张作家协会的“护照”的作家和不屑于持有这护照却照旧写着的人们，其实是有着使命的，这使命不是来自于谁的布置和规定，而是来自于文学本身的意义，来自于它存在的巨大理由，没有办法，一种职业、一种存在，都是要遵循它们的理由和意义的。 我在儿童文学里写作了很多年，我说服社会敬重儿童文学，引导儿童们喜欢儿童文学，总是用“古典”的格林、安徒生和现代的《小王子》们来作为炫耀和夸奖的例子，可是许许多多的人还是轻贱着儿童文学，所以我早就明白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唯有也能写出被我们总是叼在嘴上的那些人类的杰作和伟大，才算是真正地在文学里活过了，才可能有以后的不经劝说和引导的敬重和亲近，它哪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年年都这样鼓动自己，这个伟大的时代也鼓舞着我们这样鼓动，而我仅有的能力只能是对自己说：我要好好的！ 探索、发现、思考、释述现实生活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简平（作家） 一个作家不论写什么，归根结蒂都是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观照，这种观照是对人类自身的探索和认识，这既是文学的本质，也是人类需要文学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优秀的作家能超然于世，只是以自己的写作方式和风格对现实生活予以关注和表达罢了，所以对作家而言，探索、发现、思考并释述现实生活便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我自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写作的，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呼应时代，呼应现实，既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平庸，缺失甚或荒诞，同时也展现现实生活中始终存在着的温暖，美好和光亮。如果作家要对现实生活发声，我觉得首先应该承认其实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深刻，自己的视域和胸怀并不开阔，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参与、浸沉于人民群众火热的现实生活之中，而不是回避或者拒绝，冷漠非但会使自己视力模糊，看不见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美好理想和未来的执著追求和努力，也会使文学本身受到质疑，受到伤害，因为没有体现出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一个作家的担当，莫过于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对自己生活着的这个时代的热忱关注、深入了解、创意叙述。 堪比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传统 袁筱一（翻译家） 许是做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的缘故，12月17日的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次会员大会上，李强书记讲话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他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讲起，讲到我们身处的新时代；是他从茅盾讲起，讲到在上海奠定下基础、并且现在的上海也完美继承了的现代文学的光辉传统。 这是一个并非偶然的巧合。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所有文学繁盛的时代，必然也是文学翻译繁盛的时代。文艺复兴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时期如此，德国浪漫主义时期也是如此，或许还要加上法国的启蒙时代——十九世纪画家夏尔·加布里埃尔·勒莫尼耶展现的世界文学图景上，在巴黎的沙龙里，来自欧洲各地的贵族与文人读的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然而，几乎无一例外的，在这些个看似更加深情地拥抱“外来”、忧虑自身文化存在的时代，各自民族的，语言的文学与文化却都悄然生成了日后被证明是不可动摇的传统。难道我们还会怀疑，在上海写了《子夜》的茅盾，也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之一吗？这话也更应该倒过来说，十分清楚文学传统是在开放中方得建立的茅盾，没有理由不成长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 就像我们经常不无戏谑地说，上海所在的吴语区方言里天生包含多种外语的音素一般，上海的独特气质仿佛也与文学这样一种在“吸收外来”的前提下“面向未来”的能力是那么契合。 当然，交流从来都不应该，也不会是单向的。与上海同样密切相关的鲁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做出了证明。一个以“硬译”主张在外国文学翻译上特立独行的作家，他的作品早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就经由敬隐渔之手，与罗曼·罗兰发生了平等的对话。文学的平等对话固然与话语权的博弈相关，最终却还是取决于作品本身。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最期待于上海在新时代里创造的“新传奇”吧。 我们要为内心之外的世界而文学着 薛舒（作家）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之初的记忆，可以说就是改革开放。我们用了四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前辈们需要用一百、两百年去经历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亲历了从贫瘠到富有的突飞猛进。在我的小说中，充满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时代巨变的细节，我的写作始终与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及处于时代中的人密切相关，这也可算是我“一个人的现实主义书写”。可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常常想，我要写什么，怎么写，才能更好地表现出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现在面临的更凸显的矛盾又是什么？我们的物质不再匮乏，可我们的精神是否充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启示我们，进入新时代、化解新矛盾、满足新期待，必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精神文化食粮，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次会员大会上聆听了李强书记的报告，他向作家提出了“切实承担起使命，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的任务。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人们在墙上安装玻璃窗，是为了看见外面的风景，而不是玻璃上的灰尘。我想，不被灰尘蒙蔽眼睛，发现真相，发现美好，这也应该是文学的任务，写作者的使命。 一只蝴蝶可以引发一场飓风，一行诗句可以点燃一个时代。一个写作者，不仅仅要为内心的文学而文学着，更多时候，我们要为内心之外的世界而文学着。一个缺乏责任感的写作者，一定不会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我希望，我能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写作者。 我们要书写的是一座有故事有格调的城市 滕肖澜（作家） 提到上海，我们一下子会想起许多形容词，而有趣的是，这些词往往是看似相悖的，比如，精巧和大气、典雅和市井、怀旧和新潮、低调和进取……这些是由上海特有的气质所造成的，那就是海纳百川，宽和包容。我们面对的，所要书写的，是一座有故事有格调的城市。不管哪个时期，过去还是当下，上海都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很少有城市能像上海这样，拥有骄傲的昨天、辉煌的今天，以及不可估量的明天。这是我们每个上海作者的幸运。当然，也让我们找不到偷懒的理由。 城市的发展，文学不能失声。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发生。如何捕捉“上海故事”，刻画、书写“上海人”，挖掘、体现“上海精神”，让上海这座城市在我们的笔下更贴合实际，也更富有生机，反映时代、讴歌时代，是身为上海作者的责任，也是荣光。手写体的家乡，感性又充满质感。我喜欢这种感觉，也乐意为之探索。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城中之城》，便是以陆家嘴金融中心为背景，相比以前书写日常百姓生活，这次对专业化领域的尝试让我感觉更新奇，也获益良多。在银行蹲点的数月，不仅是一段从未有过的人生经历，也打开了我的视角，思索当面对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作者该如何走入并深入。深入生活永远是写作的头一道工序，像生煎包下面那个厚厚的底，托着里头的汁水，里头愈是活色生香，下面的底愈是要厚实。作者的创造力来源于此，也藉此得到升华。 中国现代文学应大胆与世界对话 朱振武（翻译家）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上海市作协第十次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特别强调了上海文学应该走出去，向外推介和宣传自己的作品和成就。他说：“酒香也怕巷子深。” 平心而论，中国这些年来虽然有些创作是模仿、学习西方作家的结果，但绝对不乏立足本土、反映社会深层问题、关怀人的心灵深处的好作品。但我们集体低调的原因何在？批评界以西方理论为准绳和评判标准的话语导向肯定是个原因，媒体的导向当然也存在问题。但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我们作家自己这些年来的话语惯性和自卑情结所致。 中国文学这些年向外走的工作做了一些，但误区也很大。一些作家还抱着刻意满足西方读者的单一口味的目的去书写，这显然是缘木求鱼，忘记西方读者同我们一样有着一定的审美追求。 至于说到作品外译，认知上则更是乱了套。竟然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像莫言的英译者葛浩文那样“随意增、改、删”，自己的作品才能走出去。殊不知葛浩文作为一个严谨的译者，是从来不会“随意”增、改、删的，为数不算多的“增、改、删”也进行得非常审慎。我们经常抱怨西方的许多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中的不忠实和不准确，殊不知他们正是出于文化自信自觉和他们的社会所需才那么做的，而我们却过多地从字面意思和机械对等诸方面去做简单的技术评判。葛浩文的译文越是忠实原文，我们就越能看出莫言作品自身具有的魅力所在，同时也说明像杨宪益等中国自己的翻译家所采用的尽量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义，说明这个时间中国文学文化比较原汁原味地走出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语境和国际条件。 有人说我们的作家离政治太近了，写不出好的作品，这话肯定是说反了。其实，我们的很多作家离政治离现实恰恰是太远了！国外，特别是西方作家比我们许多作家更关心政治，更关心现实，更反映时代，更关心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和人类的过去和未来。这些年来非洲作家的成功给我们不少启迪。戈迪默、库切、索因卡、阿契贝、恩古吉、奥克瑞等人总体来说都是由于他们有着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创作自觉才更好地走向世界文坛的。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水平和资格，但是我们相当多的人却缺少起码的自信和自觉。我们需要的是摆脱羞羞答答的欲语还羞和欲言又止的难为情状态，大胆地写我们自己，大胆地说我们自己，大胆地与国外同行们对话，大胆地创造和使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让我们的酒香飘向世界各地！ 写出有担当有责任感的文字 血红（网络文学作家） 最初写书的时候，是为了娱人娱己。读者从我的故事中得到快乐，而我也从读者的反馈中得到了更大的快乐。我最初的写作过程中，充满了快乐，还有热情。 那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作品也很简单。简单的人物，简单的故事，简单的让人快乐。我用全部的热情去创作简单的故事。 稍后，我学会了思考，我的文字中多了一些考究，一些思量，多了一些比较复杂的人性，多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矛盾。我尝试着让读者通过我的故事，触摸一些我思考、探究的东西。 如今，我通过思考，明白了一些责任。写作，除了快乐，除了热情，还应该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责任。我在书中传扬什么，表达什么，赞同什么，反对什么，都会对我的读者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而这种体会，数年前的我并没有这种觉悟。我领悟到，作者会对读者造成影响，价值观、社会观、人生观，那种潜移默化的作用非常强大。一个作者在书中的一字一句，或许都会影响读者对世间万物的看法和态度。 所以，从最初选题，到开始创作，我会更加用心地去做，我在开始一本新书的创作之前，就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写出有担当的文字，写出有责任感的文字，让读者不仅仅能够收获快乐，更能收获一些有益的见解，一些有价值、积极向上的精神能量，这就是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前面，存在着这个世界的出口 周嘉宁（作家） 我的整个青年时代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的十年，不知不觉参与了上海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其实，城市的版图和我们的认知版图都在一种不得已中被拓宽，每个人也都怀着希望而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 1990年代后期拆迁是生活中重要的词语。荒蛮的环境，新建的小区，光秃秃的树木反倒让当时的年轻人觉得是新世界的开始。此后发生的是一个更为漫长的建造过程。整个城市里到处都在挖地铁、隧道，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卢浦大桥附近的新村大面积拆迁，噪音很大，一下雨感觉整个城市都是泥泞。然而那也是我最精力充沛的几年，因为念大学而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自由，世界完整地扑面而来，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去占据。我和朋友们动不动就跑到很远的地方，来到东面大陆的尽头，也为凌晨不断延伸的马路而着迷。夜晚，庞大的工地都没有停工，有巨大的白色探照灯，把一切都照得好像白天一样，巨型机器持续运作，只需要一点点人类的操控。而地下的空洞令人疑惑，那里到底是什么样的空间，会通往哪里。这些迷幻的时刻是我青年时期最清晰的外部记忆。 十几年前我曾作为实习生去采访上海的隧道工程，我在工地里跋涉，最终站在黄浦江底下的空洞中。隧道结构是一段一段推进的，我面前黑色的混凝土结构后面是河水，而我身后是空旷的通道。无法准确想象自己的具体位置，只觉得自己处于地球的某处。而地面的一切和自己并无关系。但同时也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前面存在着这个世界的出口。我觉得当时站在隧道中的我，跟我现在的创作状态或许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那样的时刻是我创作的起点。而我所理解的虚构世界，与现实的关系是互为渗透的，也是相互作用的。而那种称为虚构的能力，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指挖掘、锻造和渗透的能力。当两个世界发生碰撞，当两个世界的通道被打开的瞬间，有的时候可能只是情感上非常细微的震荡，而一个创作者，应该尽力捕捉和接受这样的信号。 写作是有力量的事 王萌萌（作家） 回头去看，我会惊讶自己竟然已经写了十二年。觉得自己挺不容易，能在一条很美好却也很艰难的路上走这么久。同时又深感不安，因为总在想要追寻的好作品和单薄虚弱的笔力之间的落差中徘徊挣扎。却无论如何都舍弃不了。 最初踏出的一步，是因为在偏远山区志愿服务的经历体悟令我不表达抒发便寝食难安。也是这走得极其顺利的第一步，使我认定了深入生活、贴近现实的创作方式最适合自己，以为自己只要足够用力，就能这么一直写下去。 可随着理想化的激情逐渐转化成细水长流的执着，随着过去有限的积累消耗殆尽，而新的更高的标准不断出现，我发觉自己越写越吃力，也一度陷入深深的沮丧和急躁之中。 但我从没停止去写，哪怕时时自我怀疑与否定，哪怕举步维艰进展缓慢，我还是无法停下来。好像不写我就不是自己，不写生活就不能正常进行下去。 对照其他作家的作品和创作心得，我慢慢看清自己的缺失，也更加确准了自己该坚持的东西。 身处这样一个发展变化都十分迅疾与剧烈，极度繁华喧闹又极度容易失控的时代，选择了写作，就像是走上了高空钢索。既要投身于生活与时代的洪流，有深切体验和细致观察，又要能抵御肤浅的喧闹，远离功利干扰，能独立深刻地思考和个性化表达。其中分寸与平衡的把控，对每个写作者都是极大的考验。我摇摇晃晃，姿态笨拙，却从没有失去方向。 之前有段时间，我因为身体不佳而不能写作，停笔日子久了，使我觉得自己像是行尸走肉。当终于能重新坐在桌前写下一行字时，真有重生之感。 那时我就对自己说，写作是如此有力量的事，今后写的每个字，要先对得起自己的心，也要尽力做到对得起读它的人。我也不再惧怕日常生活的琐碎消磨与命运的波折摔打，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些都是财富。 时至今日，写作已经成了我与世界建立联接和推动生命价值提升的方式。我想要一直写，写出更丰盈开阔的自己和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