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燕
    摘要：19世纪美国汉学家谢卫楼撰写的《曹操生平及时代概况》，是英语世界首次系统解读曹操形象的长篇大论。该文不仅将三国时代置于世界版图的历史框架，而且为曹操形象的海外建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域。曹操由此不再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代奸雄，更不是民间舞台上的白脸奸相，他甚至走出了中国语言的文化传统，被用英文符码打造成一个拿破仑式的军事奇才。
    关键词：谢卫楼 教务杂志 曹操 三国演义
    明清以降，随着《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和三国戏曲的广泛传播，曹操形象由历史人物而成为文学典型，资料来源的差异、评论立场的不同虽然为曹操形象的多元解读提供了可能，但大致没有突破“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传统论调，曹操形象的反思与重建，显然需要一个全新的文化体系与历史坐标。
    19世纪初期，《三国演义》开始走向英语世界，曹操形象随之开启了西行之旅，这为曹操在世界历史版图的重构创造了条件。就目前所知，最早提及曹操的英国人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在1815年出版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中，将曹操之名拼读为Tsaou-tsaou，字典中出现了“篡位者曹操”“曹操倚仗军威决不肯和”等提及曹操的短语或句子[1]。此后半个世纪，英语世界关于曹操的介绍均为节译的片段，曹操形象始终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
    直到1885年才出现了第一篇系统讨论曹操的文章，这就是美国传教士谢卫楼（Davello Zelotos Sheffield，1841－1913）撰写的《曹操生平及时代概况》（A Sketch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s‘ao Ts‘ao）[2]。谢卫楼名震一时，被同时期来华的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称为“最著名、最有能力的教育家之一”[3]。他不仅编著有《万国通鉴》等多种汉学著作，而且对中国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在谢卫楼笔下，曹操生活的三国时代被比作“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曹操本人也彻底摆脱了传统文本固化的脸谱形象，被塑造成一个拿破仑式的军事奇才。作为英语世界系统评价曹操形象的长篇大论，《曹操》一文在《三国演义》海外传播史上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由于该文用英文撰写，又刊登在英文杂志《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故长期以来被学界忽略。
    一、谢卫楼的中国历史书写
    《曹操》一文刊载于《教务杂志》1885年第16卷，分两次连载于第10期和第11期。该刊是1868—1941年间在华传教士创办的英文刊物，前后出刊72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连续性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大量图片、自身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成为来华西士最忠诚的“在华日志”，也是目前研究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之一。
    1885年《曹操》一文发表时，《教务杂志》已有了10多年的办刊历史，此期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自同年3月起由双月刊恢复为月刊，所需稿件明显增加。尽管如此，稿件却并不短缺。1885年4月，《教务杂志》“编者记”（Editorials Notes and Missionary News）一栏，不但没有像往常那样呼吁读者投稿，反而声称稿件太多，篇幅太长。编者说：“我们需要的是短小、辛辣、凝练、易读的文章，通常不要超过8到10页，如果能限制在8页以内则更好。”“我们呼吁朋友们的作品字数少一点，思考深入一点。”[4]此时稿源的相对充足得益于来华传教士人数的增多。根据1886年1月《教务杂志》的统计，1885年在华传教士总计有914人，比1884年增加了60人[5]。《曹操》一文在刊物稿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能够作为开卷第一篇文章连载两期，每期8页，达到了《教务杂志》规定的最大限量，这一切都显示了编者对该文的重视。更何况《教务杂志》具有同人杂志性质，以刊载在华传教士的文章为主，作为一篇与传教事业并不直接相关的文章，《曹操》一文得以连载，更见出了该文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谢卫楼1869年11月28日来到北京城东的直隶通州传教，在中国居住44年之久，直到1913年7月1日病逝于北戴河[6]。美以美教会中国教区主教贝施福（Bishop Bashford，1849－1919）在《悼念谢卫楼》（In Memoriam Dr.D.Z.Sheffield）一文中说：“美部会向中国派遣过一些很有能力的人，谢卫楼位居前列。他的天资禀赋，以及作为一名中国研究者的卓越才能，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长期工作，还有对中国人的真挚感情，都使他在来华传教士中脱颖而出、卓尔不群。”[7]
    终其一生，谢卫楼既是一位恪尽职守的传教士，也是一位孜孜以求的教育家。在教育方面的显著成绩是把潞河男塾逐步发展成潞河书院，1904年改名华北协和大学（the North China College），谢卫楼前后主持工作长达20年之久。1919年，华北协和大学与北京汇文大学等合并为燕京大学，由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担任校长。1952年，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并入北京大学。由此，谢卫楼倾注一生心血创办的学校，成了北京大学的重要渊源和组成部分。
    投身教学、从事教育使谢卫楼有了更多学习和了解中国历史的机会，这为他撰写《曹操》一文奠定了基础。1885年《曹操》一文发表之前，谢卫楼对于中国历史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把握，这从潞河中学开设的课程以及谢卫楼本人的著作中即可看出。
    在课程方面，根据吴义雄先生提供的《潞河书院名册》，1893年之前潞河中学开设的课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中国的四书五经、历史、古文、时文、诗文等；二、《圣经》研读等神学课程；三、“西国纲鉴、算法与格致”[8]。既然《书册》中有“历史”“西国纲鉴”等科目，谢卫楼对于中西历史均应有所了解。在著作方面，《曹操》发表之前谢卫楼出版有一部世界通史——《万国通鉴》，该书还以《万国史论》等书名多次再版。目前所见最早版本出版于光绪八年（1882），比较常见的是2012年台湾影印的戊戌年（1898）杭州石印的《万国史论》。
    《万国通鉴》是当时罕见的用中文撰写的“世界通史”，这部书在晚清受到了中西学者的肯定。明恩溥说：“1881年，谢卫楼出版了一部世界史，用中文书写，附有地图和索引，共6卷。在当时很少有这类著作行世，也没有哪部作品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它被广泛地用作教科书，有一些特殊装帧的副本还在官员们中间流传。通过这种渠道，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他们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9]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登的《西学书目表》中推荐的“史志”类书籍总计25种，大部分为编译的外国史书。通史类作品仅有2种：一是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二是谢卫楼著、赵如光译的《万国通鉴》。由此可见，《万国通鉴》在晚清颇受瞩目。
    《万国通鉴》在中国史书编纂史上意义重大，邹振环教授就此提出三点认识：其一，该书是晚清首次采取卷、章、段三位一体结构的世界史；其二，该书首次采用与中国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其三，该书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合编成东方史，并将之纳入世界历史的认识框架[10]。在四国历史中，记载中国历史的“中国事略”最为详尽，大约2.5万字，篇幅超过其他三国内容总和的一倍。光绪壬午八年（1882），赵如光在《万国通鉴》“序”中明确表示：“是书乃美国牧师谢公卫楼所著”，自己则担任“笔述”。由此推测，该著文字的流畅与赵如光的润色密切相关，只是这位中文“笔述”是否参与了具体内容的写作，尚难以考证。如果没有赵如光的帮助，仅凭谢卫楼一己之力撰写这样一部中国简史，在当时看来绝非易事。
    翻阅“中国事略”不难发现，谢卫楼对中国历史有着较为系统的了解。他将“中国事略”分为25段，自三皇五帝讲至1875年光绪即位。其中，“第九段论东汉事略”和“第十段论后汉三国事略”，与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所述内容密切相关。比如，涉及后汉始末的全部文字如下：“后汉刘备建都于西蜀，是为昭烈帝，曾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扶助汉室。羽、飞大有忠义勇敢，又有诸葛亮运筹帷幄，韬略越众，多出奇计良谋，遂有荆襄巴蜀之地。后因孙权袭取荆州，杀关羽，帝率师讨之，为吴将陆逊所败，遂因忿得疾而崩。子禅嗣位，是为后帝，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时有苗蛮背叛，亮带兵南征，生擒苗长孟获，凡七擒七纵，此后苗党畏服，永不敢叛。帝又命亮伐魏，多立战功。亮薨，遗表举用蒋琬、姜维，人心咸服。因后主宠用宦官黄皓，旧日典型渐渐废弛，至后帝四十一年，魏大臣司马昭遣邓艾等袭蜀，帝降魏，废为安乐公，后汉遂灭。”[11]刘关张三结义之事，于史无据，但在《三国演义》中却被演绎得格外生动，这里的后汉历史，显然受到了《三国演义》的影响。
    《万国通鉴》显示谢卫楼对于曹操这一人物颇为熟稔。赵如光在开篇序言中就提到了曹操，即：“桀纣为君，昏庸无道；操莽为相，跋扈不臣”。在“第九段论东汉事略”中，也有一段文字论及曹操：“杨奉、韩暹彼此争功，扰乱国政，大将军董承忧之，乃诏曹操入都。操带本部兵马至洛阳，从此将赏罚之大权尽归于操。操即逼帝迁都于许昌（今河南开封府许州），操自封为魏王。董承即与刘备等同谋杀操，其事败露，即杀灭董承，战败刘备。时董承女在宫为贵人，亦被操所杀。伏皇后大惧，密诏伊父灭操，事亦败露。操即带剑入宫，弑皇后，并皇子二人，其不臣之心于斯为极矣。操死后，其子丕废献帝为山阳公，篡汉践天子位，改国号曰魏，是为文帝（按史记献帝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当曹操自封为魏王之时，有孙权据江东（今江苏江宁府）为吴国；刘备据西蜀（今四川成都府）为蜀国，时称为魏、蜀、吴三国。此时曹丕虽篡，而后世之论史者，多以西蜀为正统，因刘备系汉朝宗室，仍可兴朝立政，汉室不灭，所以称西蜀为后汉焉。”[12]这段文字蕴含的“拥刘反曹”的政治立场有悖于《三国志》，其中所记曹操事迹与《三国演义》所述曹操始末颇为吻合，由此推测，谢卫楼的三国知识当主要来自《三国演义》等稗官野史。他对三国历史与人物的熟悉，为他三年后撰写《曹操》一文奠定了基础。
    二、比较的眼光与世界的视野
    《曹操生平及时代概况》一题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于曹操生平的译介；二是对于曹操生活时代的译介。在篇幅比例上，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相比于晚清史家的相关论述，《曹操》一文另起炉灶、别具特色。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史眼光的教育家，谢卫楼笔下的《曹操》开篇就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将曹操及其生活的三国时代置于世界版图的认识框架。
    首先，从时代特点来看，谢卫楼称曹操生活的时代是“英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堪比“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他说：“那时的希腊和中国一样，操着同种语言、流着同样鲜血的人们，为了领土和权力相互残杀，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在严峻的考验下，人类的一切美德、智慧和情感被清楚地显现出来。在这场激烈的演剧中，勇气、计谋、忠诚、欺骗、背叛、怯懦，所有这一切，在经过我们面前的一个个人物身上暴露无遗。他们的人生，被永久保存在歌曲、戏曲和故事中，也被一代代人观摩，或尊敬崇拜，或轻蔑憎恶。”[13]
    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将这场战争称为“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的战争”，谢卫楼沿袭了这一说法，在《万国通鉴》第二卷第七章“论希利尼国事略”中，以第十二段“雅典人与斯怕他人二十七年战争”为题，介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缘由及始末。由此可见，谢卫楼对这场战争颇为熟悉，在他看来，三国之战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二者都是为了争夺领土与权力而展开的规模空前的大战；二是在参战人员身上体现出了某些人类德行、智慧与情感的共性；三是两场战争都以多种艺术形式流传下来，垂鉴后世。
    这种比较的眼光和世界的视野不但为《曹操》一文铺垫了一个雄浑深厚、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而且将三国时代纳入世界历史。由此，三国战事不再是一时一地的征战，而是人类历史上的大战；其中的人物也不再是为了个人野心而出生入死的乱臣贼子，而是有着权力欲望等人类共性的典型个体。这种评论突破了中国与西方，消弭了群体与个人。后者尤为重要，它有利于引导人们从普遍人性的角度重新认识曹操。无论对于中国读者还是西方读者，这一角度折射出的曹操都是一个全新的形象。
    其次，从时间阶段来看，谢卫楼发现，在曹操生活的汉献帝执政的三十年间，中国深陷三国之乱，而当时的罗马帝国同样战事频仍，皇权更迭频繁。他在《曹操》一文中说：
    如果回到同一时期的西方史，我们发现中国的这段战乱时期，与罗马帝国屠杀与革命的野蛮情景完全相同。高尚的马库斯·奥利利悟（Marcus Aurelius）有个堕落的儿子堪莫度（Commodus），在无耻的引诱下，堪莫度成了一个荒淫、残忍的暴君，乃至沦落为一名马戏团的演员和角斗士，他下令处死所有自己憎恨或惧怕的人，直到公元192年，曾经受他破坏的人将他勒死在自己的寝室里。接任的是正直而在位短暂的培提纳斯（Pertinax），执政不到数月，便被禁卫军武力流放了，罗马帝国的王位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拍卖给了一位富有的元老院议员——底底悟·如利阿努（Didius Julianus）。此后，大将阿勒拜努（Albinus）、色伟入（Severus）和奈革耳（Niger）为争夺权力展开大战，结果色伟入获胜，敌手溃败。色伟入严酷统治十八年后，由其子喀拉喀拉（Caracalla）和基他（Geta）接任。两兄弟殊死相争，最终基他被杀，两万名被认为是其同党者，亦被屠杀。喀拉喀拉肆虐统治了五年，接着是玛盔努（Macrinus）统治的两年。他的美德遭到腐败军人的忌恨，被迫让位于恶魔伊拉嘎巴鲁（Elagabalus），他四年的统治充斥着残酷的压迫和无耻的放纵。
    以上关于罗马帝王人名的回译，没有采用现在通行的译法，而是一律采用了谢卫楼在《万国通鉴》中的译法。谢卫楼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横向的历史比较，源于他对中西历史的熟知。他在《万国通鉴》第二卷“西方古世代”之第八章“论罗马国事略”中，对于上述罗马帝王均有介绍，其中不乏详尽的叙述。比如，“第十九段罗马国事自堪莫度至代欧盔西安”开篇所述“堪莫度”（现译康茂德）事略，全文如下：
    奥利利悟之子堪莫度承接父位，三年遵用父之贤臣，行施善政。惜其性质柔懦。后为嬖臣诱惑，怠于国事，多行虐政。时有人暗谋，遣人行刺。刺客至堪莫度之前，拔刀语曰：“议院遣我将此刀与汝”，堪莫度急避之，刺客之言乃深入其心，令其疑忌议院官，不忘报仇也。常有恶人诬控官员，堪莫度不辨虚实，即行妄杀。为人最好射箭掷枪，其技出众。或于戏场，令人放出百狮，四面奔驰咆哮，数万百姓，周围聚看，帝射百箭，百发百中。或在戏场与人耍斗，多次将与斗者杀之。其先时宠爱之妃玛西亚，偶闻其将欲杀己，即暗使人将帝毒害。时在耶稣后一百九十三年。[14]
    这段“堪莫度”小史为读者勾画出的人物形象，与《曹操》一文中所谓的“荒淫、残忍的暴君”不谋而合。谢卫楼对于世界历史和人物的了解，使他在译介曹操形象时得以宕开笔墨、从容比较。
    同时，三国时代与罗马帝国战乱时期的对接，也为曹操这一人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阐释场。那时从西方到东方，从朝廷到民间，不断上演着宫廷阴谋和民间暴乱，人性的欲望——尤其是对权力的渴望纵横肆虐。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说的那样：“在人类的欲望当中，对于权力的热爱，是最强烈而又不容共享，那是由于人类尊荣的极致来自天下万众的臣服。过去因内战动乱，社会法律失去力量，取而代之者更难满足人道的要求，争夺的激情、胜利的荣耀、成就的绝望、对过去伤害的记忆以及对未来危险的恐惧，在在都造成神智的激愤与怜悯之声的沉寂。每一页的历史记录，都因这种争夺权力的动机，而沾满内战的鲜血。”[15]这是“堪莫度”统治时期的罗马状况，与三国时期的一片乱象何其相像。
    再者，在人物分析上，谢卫楼将曹操比作拿破仑，在具体介绍曹操生平事迹之前，让西方读者对曹操的个性特点有了一个基本认识。他说：“曹操的性格和经历令西方学者想到拿破仑一世。曹操像拿破仑那样明智地选贤任能，委以重任。其军事行动同样以计划谨慎、精明以及执行大胆、迅速为特点。他也像拿破仑那样既宽宏大量又奸诈残忍，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自我扩张。”拿破仑在《万国通鉴》中被译为“那裒利安”，谢卫楼在该著第四卷“西方近世代”之“论法国民变事略”中，对其做了详尽介绍。他说：“论那裒利安权巍势赫，为大国皇帝，有多国归其辖制，其他大国亦无不畏服，惜其为人狂傲，不合中道，其权虽荣，故不能长久。”[16]又说：“论那裒利安之为人，其行军列阵，世人无与匹俦，但其所行之事，多为己之荣名，少思他人之益，所以上主终废其尊贵荣耀也。”[17]由此可见，谢卫楼之所以联系拿破仑介绍曹操，一方面源于他对世界历史与人物的熟稔；另一方面曹操与拿破仑在政治智慧、军事才华及个人野心方面确有相通之处。
    经过“时代特点”“时间阶段”“人物分析”三方面的对比，谢卫楼总结说：“由此，在世界历史的同一时期，尽管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中心彼此分开、相去甚远，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却在同样剧烈的人欲横流中震荡，追求享乐与奢华、荣誉与权力。”这些对比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却成了全文的点睛之笔，受到西方读者的好评。1886年，《中国评论》刊载了德国传教士欧德理（E.J.E.，1838－1908）撰写的系列新书短评（Notices of New Books and Literary Intelligence），其中第三篇介绍了《教务杂志》刊载的内容。开篇伊始，欧德理就说：“在我们面前的这四期《教务杂志》中，涉及纯粹汉学主题（on purely sinology subjects）的文章相对而言少之又少。其中，居首的是1885年第10期刊载的谢卫楼撰写的《曹操生平及时代概况》，文章偶尔进行的历史对比（historical parallels）活泼生动，例如，作者将曹操比作是拿破仑。”[18]由此可见，世界版图中的曹操形象与三国时代，确实令西方读者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三、资料来源与人物重构
    查找《曹操》一文的资料来源是研究这篇人物评论的基本前提。《曹操》一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于曹操生平的简述和评论，但在主角出场之前，谢卫楼以大段文字介绍了黄巾起义和董卓之死。
    谢卫楼说：三国时期的政治混乱，主要源于连续几任皇帝的懦弱无能，高官显爵落入无耻宦官和朝廷弄臣之手。“就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一个被称为‘黄巾贼’（the Yellow Turbaned Rebels）的秘密军事组织，在如今的山东地区兴起，很快发展到邻近地区，规模急剧扩张，使全国满目疮痍、人心惶惶。”其后围绕“董卓之死”叙及何进、董卓、王允、吕布、李傕、郭汜等人物，此后才引入曹操这一人物形象，他说：“在简述这一时期的历史之前，让我们回看几年，追溯曹操从仕途崛起，直至手握强权的过程。其父曹嵩（Ts‘ao Sung）乃著名宦官曹腾（Ts‘ao T‘eng）的养子，从曹腾开始采用曹姓。曹操生于浙江北部的徐州（Hsü Chou）。自幼机敏过人，果断而有智谋。”上述历史背景及叙事顺序，与《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大致吻合；与《三国志》开篇文字却截然不同。
    《三国志·魏志》以魏武帝曹操开篇，作者陈寿首先介绍曹操的家世背景和个性特点，其后才论及黄巾起义。原文如下：“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19]显然，这一逻辑起点及叙事顺序与《曹操》一文恰好倒置。由此推测，《曹操》一文主要取材于《三国演义》，而非《三国志》。
    尽管如此，谢卫楼并没有完全弃正史而循小说，某些情节明显来自正史。比如，译文中提到曹操在山东驱散黑山贼，因而被袁绍表为太守。小说中无此情节，但《三国志》中却明确写道：“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20]只是相比于小说，这些直接采自正史的内容少之又少。由此可见，晚清时期，《三国演义》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正史，以致在西方人评论汉末人物时，出现了真伪杂糅、难以分辨的现象。
    虽然主要取材于《三国演义》，谢卫楼笔下的曹操与小说中的曹操却迥然有别。从具体内容来看，《三国演义》涉及一千多个人物、四十多场战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举不胜举，惊心动魄的大小战役此起彼落。作为章回小说，人物的典型化和情节的曲折化是这一文体的重要特征，作品可以通过外貌描写、心理活动、语言对话等细节对人物做全方位刻画，由此而使罗贯中笔下的曹操立体生动、呼之欲出。而《曹操》一文则主要译介曹操一人、战事三场，主题集中，笔墨简约。作为一篇人物评述类文章，以记叙为主、议论为辅，全文平铺直叙、粗陈梗概，不但没有任何细节描写和情景渲染，叙事笔法还带有一种史家的简洁与平实。
    《曹操》一文围绕曹操生平，主要介绍了四方面情况。一是曹操在剿灭黄巾军、镇压黑山贼的过程中屡建军功，不断升迁。后来又与袁绍、王匡联手抗击董卓，期间不断收编队伍，壮大实力，很快建立起自己的队伍，跻身强将之列。二是曹操应朝臣董承之约，赴京城洛阳勤王。他力压群雄，出任统帅，但个人野心也很快暴露。在将皇帝迁至许都后，彻底控制了皇权，挟天子以令诸侯。谢卫楼对于上述两方面情况的介绍整体看来比较简略，他用力更勤的是对于后两方面情况的介绍：一是在国家分裂、豪强混战中，曹操先后战胜了张绣、袁术和吕布，继而打败了盘踞北方的最强有力的对手袁绍，接着利用袁氏兄弟内讧，剿灭袁氏家族，这部分内容主要围绕官渡之战展开。二是在占领中国的中部、东部和北部后，曹操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刘备、孙权作战，进一步攻占南部和西部，恢复中国大一统的局面，这部分内容主要围绕赤壁之战和荆州之战展开。整体来看，谢卫楼介绍的后两方面内容，前者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后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正是《三国演义》前78回，也就是曹操在世期间演绎的重点。
    由于近半笔墨都在讲述战事，所以谢卫楼笔下的曹操主要是作为军事家的曹操。他对“官渡之战”的叙述尤为详细。在曹操与袁绍的对决中，谢卫楼通过袁绍的刚愎自用、不纳良言，来反衬曹操的刚毅果断、从善如流。他在文中写道：袁绍攻打许都时，田丰建议他不可轻敌、谨慎出兵，但袁绍不听规劝，执意进兵。在白马之战中，身在曹营的关羽杀了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袁军元气大伤、军心涣散。值此之际，袁绍又不听沮授之谏，再次向曹操发起挑战。曹军虽一度被迫撤军，但曹操采纳了许攸的计谋，果断决策，迅速出兵，攻入乌巢，烧了袁军辎重。紧急关头，袁绍却听了郭图的建议，偷袭曹营，惨遭失败。郭图将失败的罪责转嫁到张郃、高贤二将身上，致使两员战将一怒之下投奔曹营，袁军由此陷入混乱，人心惶惶。袁绍在撤退时尽失心腹，仓皇逃窜，内心伤悲，殃及身体，很快亡故。此后，曹操又采纳荀彧、郭嘉的建议，乘胜追击袁氏三兄弟，利用袁谭、袁尚之间的矛盾，彻底剿灭了袁氏家族。谢卫楼的上述介绍，使袁绍的鲁莽草率、愚顽自负，与曹操的审时度势、善于纳谏跃然纸上。虽然每至紧要关头都是谋士献计转败为胜，但曹操能够虚心纳谏、择善从之，这正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所应具备的胸怀与远见。
    为了突出作为军事家的曹操的勇进与谋略，在战事叙述的详略与篇幅上，谢卫楼也做了明显调整，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赤壁之战的简化和对荆州之战的强调上。赤壁之战，正史与小说的文字笔墨相去甚远。《三国志》对于赤壁之战的记载分散而又零碎，《武帝纪》中仅用三两句话简单交代了战争经过与结果，所谓：“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21]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所占篇幅在所有战事中首屈一指，可以说从战争的序幕，即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算起，直至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为止，前后十回，总计5万余字。舌战群儒、智激孙权、智激周瑜、群英会、草船借箭、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等情节张弛有度、妙趣横生，整个过程彰显了诸葛亮之智。曹操虽兵力强大、主动出击，却节节败退、仓皇逃窜。谢卫楼对于赤壁之战的介绍明显采自《三国演义》，但其叙述却大大缩减。他简要介绍了曹操夺得荆州、继续东进，以百万大军，攻打吴国之事。诸葛亮提议孙刘联盟，对付曹军，于是有了赤壁之战。在对赤壁之战的叙述过程中，谢卫楼只提到诸葛亮一次，火攻与诈降之法也几乎全部归功于周瑜和黄盖。虽然埋没了诸葛亮，但曹操的表现在这时确实乏善可陈，除了开头的声势浩大、主动出战，就是最后的仓皇撤退、痛失荆州。
    为了弥补赤壁之战中曹操的恃强自负、毫无作为，荆州之战被谢卫楼充分重视起来，在篇幅上毫不逊色于他对赤壁之战的叙述。《三国志》对于荆州之战和关羽之死的记载都极其简略。陈寿说：“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22]相比之下，谢卫楼的介绍明显取自小说，较之正史更为详尽。他说：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是荆州落入孙权之手。孙权将荆州转借刘备，刘备命关羽防守荆州，自己则攻取汉中。孙权见刘备势力壮大，心生嫉妒，于是多次索要荆州，刘备却屡屡借故不还。与此同时，关羽从荆州北进，战胜了于禁和庞德，从曹操手中夺下樊城，接着派兵攻打襄阳，甚至逼得曹操考虑迁都。谋士司马懿建议曹操与孙权联手，共同对付关羽。曹操、孙权为了各自夺回樊城和荆州，两相联手。孙权手下大将吕蒙建议攻打樊城，以引诱关羽前去救援，借机夺取荆州。为此，陆逊取代吕蒙据守陆口，他的谦卑之态使关羽误以为孙权无意攻取荆州，于是将全部兵力集结到樊城，而孙权却派吕蒙带领精兵偷袭荆州。曹操早就得知了这一计划，本该保守秘密的他，却告知了关羽以及自己的樊城驻军，此举不但激励了曹军士气，还使关羽明知中计又进退两难。这时，曹操大将徐晃前来攻打樊城，吕蒙又占领了荆州，关羽灰心丧气、仓皇奔逃，路上被孙权将领潘璋斩杀。
    如果说赤壁之战的主角是诸葛亮，荆州之战的主角则是关羽，谢卫楼在介绍赤壁之战时几乎完全忽略了诸葛亮之智，相比之下，他在介绍荆州之战时还是重视了关羽的忠勇与自负。只是在这两场战争中，曹操都是个缺乏亮色的背景性人物，所以谢卫楼也只能重点简述战争始末。可是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一直在努力回到曹操，注意展现曹操的作为与才干。比如，荆州之战中，曹操得知孙权欲偷袭荆州，本应秘而不宣，曹操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一做法确实高明，毛氏父子在回评中说：“孙权之策荆州，与曹操之策樊城，各一机谋也。吴致魏书，而嘱魏勿泄，恐关公知之而回救，则荆州之袭未稳矣。魏得吴书，而故令公知。使荆兵知之而欲归，则樊城之围自解矣。”[23]只是这一主动泄密之计原本是谋士董昭提供，而谢卫楼不但不提，还直接放在了曹操身上，倘若是有意为之，自然是为了弥补曹操在赤壁之战和荆州之战上的黯然失色、碌碌无为。
    综上所述，就译介内容来看，谢卫楼从《三国演义》中提取素材，围绕曹操生平，以平实的笔法简单介绍了他四方面的情况，突出了曹操的军事智慧与才干。
    四、忠奸立场与正统观念
    就评论立场而言，相比于罗贯中、毛宗岗等中国论家，谢卫楼主动摆脱了正统观念与忠奸立场，他对曹操的认识与评价带有一种朴素的历史辩证思想，因而整体看来显得置身局外、客观公允。
    三国故事“帝魏寇蜀”或“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由来已久，至《三国演义》写作时达到顶峰。陈寿撰写《三国志》时以曹魏为正统，故在为曹操作“本纪”时，虽然以史家立场写人叙事，但还是因为这一正统观念而对曹操多有回护，所以他笔下的曹操乃一“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北宋时期，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试图摆脱正统与僭伪套路，他说：“止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24]但其《魏纪》采用曹魏国号纪年，事实上也就承认了曹魏的正统地位。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处境颇类蜀汉，朱熹作《通鉴纲目》，为了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改蜀汉为正统。这正是三国故事被编成戏曲、搬上舞台的时候。元末明初，民族矛盾加剧，带有纲常伦理色彩的正统观念深入人心，有着浓郁“帝王师”思想的罗贯中在撰写《三国演义》时继承了“拥刘贬曹”的叙事立场，从而把曹操塑造成了一个“乱世奸雄”的形象。
    谢卫楼来华的晚清时期，正值《三国演义》毛评本广为传播之际，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于正统观念和忠奸立场推波助澜、推崇备至。二人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开篇定调，指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25]二人对于正统观的拥护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心所向。在人物塑造方面，这一正统观念最显著的后果是所谓忠奸立场的确立，即将曹操与刘备对立起来，塑造成一正一反、泾渭分明的两个形象，刘备是汉室后裔，为人长厚，宽政爱民，乃一正统明君；曹操则是乱臣贼子，为人奸诈，残暴凶狠，乃一千古奸雄。正如毛氏父子在《三国演义》第一回的评语中所说：“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幼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后人犹有以魏为正统，而书蜀兵入寇者，何哉？”[26]这一评点，完全从正统观念衡量曹、刘高下。
    《曹操》一文对于正统观念和忠奸立场提出质疑，突出表现在谢卫楼在叙及刘备这一曹操的对立面人物时，不但没有采用《三国演义》处处呵护、一味褒扬的态度，反而通过他反衬了曹操的慷慨大度和顾全大局。比如，刘备在《曹操》一文中初次登场，谢卫楼是这样介绍的：“就在此时，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忠勇之士刘备一度加入了曹军。此前他曾与吕布联合，但他奸诈的盟友嫉妒其声望和军事才能，遂反目成仇，吕布在战争中打败了刘备，刘备遂逃至曹营。曹操的一些官员了解刘备的个性特点，劝曹操就此灭掉刘备，但曹操听从了更有雅量的劝言，他令刘备在其军队中担任指挥，希望他对这位宿敌的慷慨之举，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投靠自己，以帮助他最终战胜更多的敌手。”此处的曹操不计前嫌、招贤纳士，表现得宽容大度、深明大义。又如，当刘备参与董承谋约，设计除掉曹操时，谢卫楼表示：“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刘备接受邀请，私下背叛一个曾在危难之际有恩于他的人被看作是正当的，大概是因为他是为了皇帝的利益而反对一个野心勃勃、肆无忌惮的人。是时，曹操已任命刘备为独立指挥，派去迎战袁绍，给他最后的一击。然而刘备非但没有执行曹操的命令，反而占领了徐州，并加入了袁绍的联盟。”可见，在谢卫楼看来刘备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之举令人费解，此后攻占徐州、转投袁绍之举更是出尔反尔、自毁形象。
    文章最后，谢卫楼通过多个角度正面剖析曹操这一人物形象。在与关羽、刘备的对比中，显示了历史的眼光与辩证的思想。他说：
    曹操的性格特点，正如我们从中国历史中总结的那样，具有多个方面。他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节俭而朴素，对友慷慨，对敌残暴。你可以指责他虚伪、背叛，但是这些缺点却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他唯一超过前人的是他对于人的本性及动机的深刻体察。他最残忍的行动是对那些暗算过他的人的报复。包括皇后及其二子就因此被杀。如果我们以道义与正直的正确标准来衡量这种残忍的行为，我们必然会加以谴责，但是我们必须多多少少用那个时代的标准来公正地衡量他。如果我们将曹操与他的两个最为著名的对手——关羽和刘备作个对比，我们肯定同意他具有同样的勇气与决心，作为一个军事家与政治家，他还拥有更大的能力。毋庸置疑，曹操的行动目的，从中国人最终的分析结果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私的，但他的自私并不是那种小气、卑鄙的自私，曹操个人扩张的谋略是与国家未来的繁荣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他最大的罪恶便是篡夺帝王之权，就因为此，他的名字遭到一代又一代人的痛骂；而关羽和刘备，却因为他们保护汉室的勇气和忠义，被提升到神灵的行列。
    谢卫楼在回溯历史的基础上直面曹操的多重性格，面对这一复杂人物，他表示人们应该回到三国时代，用历史的标准来衡量他。尤其是当把曹操与关羽、刘备进行对比时，作为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曹操不但勇敢、刚毅，而且还更有才干。同时，曹操的军事行动虽然是为了个人私利，但他的自私不是那种小气、卑鄙的自私，因为其政治谋略与国家未来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只是在中国人看来，曹操与关羽、刘备两相对立：一方阴谋篡权，一方忠实捍卫。不同的政治立场也使他们双方在中国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方遭受唾骂，一方奉若神灵。在这种貌似平静的论述中，隐含着谢卫楼对于正统观念和忠奸立场的不以为然。这种呼吁回到历史语境、自觉摆脱固有观念的评论，赋予《曹操》一文一种客观的立场和超然的态度，从而为曹操形象的海外建构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
    五、结论
    19世纪翻译、介绍、评论、改编《三国演义》的来华西士约有二十余人，其中不乏著名传教士与外交官。第一位英国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中就提及了《三国志》（San-kwǒ-che）；第一位德国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在《三国志评论》（Notice of the San Kwǒ Che）中给予《三国演义》高度评价；第一位以英文撰写《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英国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翻译过不少《三国演义》的片段；号称“美国汉学第一人”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在其汉语教材《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中大量引用《三国演义》中的语句。这些来华西士对于《三国演义》的海外传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所有英译资料中，《曹操》一文是唯一以曹操这一人物形象为主题的作品，这使它成为研究《三国演义》西行之旅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为一名著名传教士，谢卫楼的文字一般情况下都浸染着一种浓郁的宗教情怀。赵如光在为《万国通鉴》所做的“序”中说：“夫西士东来，宣播真道，每于圣书而外，多所著作，非徒炫奇，实为传道之一助耳。”谢卫楼在《万国通鉴》中将中国上古史与《圣经》故事无缝接驳。他说：“按《圣经》挪亚以后，众人建造巴别台之时，上主淆乱其口音，使各族人民散居四方。主之意旨，盖欲其生育繁多，充满宇宙也。越数百年，有人居伊及，居印度，又有附近伯辣河两边之平原创立国度者，亦有东徙于黄河之西东建国者。当时未有文字简编，故确实事迹至今无传，乃有后人凭空结撰，造出许多荒渺无稽之谈、虚诞不经之事，故孔子删书断自唐虞。”[27]这种以教义羽翼史传的做法，使《万国通鉴》交织着浓郁的宗教思想。与之相比，《曹操》一文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历史的叙事和客观的立场，完全看不出著者的传教士身份和宗教热情。尤其有趣的是，此前来华传教士因职业敏感而热衷于译介的离奇情节，典型的如“左慈掷杯戏曹操”和“洛阳城曹操感神”，在专门介绍曹操的谢卫楼的文章中却只字未提，这更加凸显了他对于历史叙事的坚守和对于客观评论的执着。
    《曹操》一文的素材主要取自《三国演义》，但谢卫楼却没有照搬小说的叙事模式，他主动摆脱了《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念和忠奸立场，努力以一种朴素的历史辩证思想还原历史本相。由此，谢卫楼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一个忠实的译者，也不是一个故事转述人（story-teller），而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叙述者和历史人物的评论者。本着这种立场，他对《三国演义》的内容做了大量删减与改写，通过材料的剪辑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再创作”。谢卫楼对于曹操形象的全新建构在于将其置身于世界历史的舞台，从而为评判这一人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域。曹操由此不再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代奸雄，更不是民间舞台上的白脸奸贼，他甚至走出了中国语言的文学传统，被用英文符码打造成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琪罗，是重建废墟的宗师巨匠。“他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有雄才大略的。”[28]曹操与拿破仑的类比，注定了谢卫楼要从普遍人性的角度理解这一历史人物。由此，经过谢卫楼改写与重构的曹操形象焕然一新，开启了三国人物西行之旅的多彩篇章。
    注释：
    [1]Robert Morrison，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Vol.Ⅰ．Part.Ⅰ，Macao，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by P.P.Thoms.1815.
    [2]后文简称《曹操》。
    [3][9]A.H.Smith，“In Memoriam Dr.Devello Z.Sheffield”，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September，1913，p.565， p.566.
    [4]“Editorials Notes and Missionary News，”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April，1885，p.155．
    [5]“Editorials Notes and Missionary News”，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January，1886，p.49.
    [6]Roberto Paterno，“Davello Z.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Edited by Kwang-ching Liu，Published by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0，p.84.
    [7]Bishop Bashford，“In Memoriam Dr.D.Z.Sheffield”，The Chinese Recorder.August1，1913，p.503.
    [8]吴义雄：《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0]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11][12][14]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七编41之谢卫楼《万国史论一》，第33—34页，第32—33页，第308—309页，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版。
    [13]Rev.D.Z.Sheffield，“A Sketch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s ‘ao Ts ‘ao（曹操）”，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Volume XVI. November1885，No.10.pp.401－407，December1885，No.11.pp.441－449.后文所引《曹操》一文文字，不再一一作注。
    [15]［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Ⅰ》，席代岳译，第97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版。
    [16][17][27]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七编42之谢卫楼《万国史论二》，第602页，第605页，第11页，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版。
    [18]E.J.E.，“Notices of New Books and Literary Intelligence”，The China Review，or notes＆queries on the Far East，Vol.14No.5（1886），p.209.
    [19][20][21][22]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第1—3页，第5页，第18页，第3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3][25][26]罗贯中著，毛宗岗批注：《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第677页，第47页，第1页，线装书局2007年版。
    [2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第53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28]［法］雨果：《悲惨世界二》，李丹、方于译，第7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十九世纪英译中国古典小说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5XNI013）阶段性成果。
    原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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