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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就是一个奇幻的故事 只是看我们怎样下箸。 沸腾的锅子，围桌而坐的人 喝下一杯，仰首长叹 我们要怎样在庸常的饭食前捱过这漫长的一生？ ——蓝野《春明小史》 2017年4月的一天，在封闭的机舱里我正在读蓝野的诗集校样《浅妄书》。此时蓝野正隔着一个狭窄的过道坐在后排。这些白纸上的黑字所构成的修辞世界与现实中的诗人生活构成了一个不无奇妙的呼应。一个天天喝蔬菜汁、走路健身、忙于减肥的蓝野“王二”是如何把庞大的身躯转化为不无细腻、柔情的“诗人形象”的？ 此行的目的地是湖北宜昌。临行前，天气显示当地是中到大雨。飞行途中，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闪而逝的念头——飞机会不会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正常降落？过了一会儿，空姐播报飞机三十分钟后降落宜昌三峡机场。渐渐感觉到密集的雨阵已经击打在机身上，旋即飞机拉升、颠簸，好一会儿也没有下降的趋势。又过了一会儿，播报再次响起——“因为天气恶劣，为保证乘客的安全，本架航班备降长沙机场。”现实版的南辕北辙，去湖北却跑到了湖南。此后，各种等待和中转，深夜在长沙黄花镇的一个小酒店留宿。三个人在街边烧烤摊吃空心菜肉丝面，喝了几杯凉啤酒。酒店左侧临街，街上是从机场驶过来的轰隆的车辆，而车窗的另一侧则是略显安静的村庄以及阵阵狗叫。左侧和右侧，时代的新旧景观接踵而至。这些都是意外，预定之外的种种偶然和不确定性。我想这恰恰是诗人写作的某种现实隐喻。现实也如莫测不定的云图，何时晴朗何时暴雨冰雹都可能打破预设的行程。现实的云图与未定的诗歌之途也因此形成了微妙甚至戏剧性的呼应。这也是我在阅读“中国好诗 第三季”时所强烈感受到的。一个优秀的诗人并不能因为习惯性的写作而封闭了语言的生成性和诗性的未定性，而是应该进一步强化并拓展。写作的自觉是一个成熟诗人的重要标志，这不只是一种修辞能力，更是精神视域甚至思想能力的对应与体现。对于当下的汉语诗歌而言，既无定论又争议不断。对于写作者来说，或许最重要的就是提供诗歌写作的诸多可能，而这些可能又必须建立于个体写作的自觉基础之上，而非欺世盗名或者自欺欺人的把戏。反之，如果在分行文字中看不到“人”，看不到属于个体的生命状态，而空有阅读、知识、修辞、技术和夹生的言辞，那么这与魔术师手中的魔术袋有什么区别呢——花样翻新最终却空无一物。我评价一个诗人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在放开又缩进的诗歌空间中有真实可感的生命状态，而生命状态的呈现和凭依又能够紧紧围绕着象征性场景和核心意象展开。在日常景象中发现异象，保留历史的遗像和现实中跌宕起伏的心象正是诗人的责任——“在拉卜楞寺，我被天空的异象惊呆了/看不到诗人写下的这一切”（《拉卜楞寺》）。 2006年1月蓝野出过一本诗集《回音书》，两年之后的4月9日这本诗集到了我的手上。而即将出版的《浅妄书》与前次的诗集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未定性”和“偶然性”呢？ 这本诗集由“故乡别传”“春明简史”和“山河小记”构成（上一本诗集《回音书》则由“京华志”“旅行记”和“故乡谣”组成）。“别传”“简史”“小记”显示出了诗人打造“诗歌个人史”的努力。在多年前关于蓝野的文章中我曾指认他是一个黑色市井里紧抱灵魂大雪的诗人。故乡（乡村和县城）和北京构成了两个时时对照的张力结构，且不乏对立、冲突和怪诞的戏剧性，比如《乡村电影》这首诗。现实故事与电影、传统戏曲以及生命因果并置、龃龉。这首诗也可以看作蓝野的那些“现实之诗”“乡村之诗”的“元诗”——包括写作态度、精神姿态以及伦理判断。当然，就现实的复杂性而言乡村和城市两个地带的关系可能超出了很多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以这种“倒退”着观察和追溯的方式抒写乡土经验的诗人并不在少数，反而是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写作趋向。那么从整体的层面考量，这样的写作在具有个人表达诉求合理性的前提下也会具有难度。这种难度既与个人化的乡村经验和想象能力有关，也与一个诗人的重新发现能力甚至词语创造性有关。在趋同化和表层化的痛苦经验的乡土写作潮流中，如何能够写出具有发现性的诗是对写作者最大的考验。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是有效的——思想和修辞的双重有效，只有如此才能够为当代汉语诗歌尤其是同题材同经验的写作者们提供另一种可能。时代的戏剧性以及不可思议情节的制造者是谁？诗人有责任给出答案，尽管诗人的知识是“伪知识”。蓝野对“乡村”内部也进行着类似于标本解剖和田野考察的工作，在认同与距离中他同时充当了一个赞美者和犹疑者，而不是一个僵化的乡土写作的板硬面孔，比如《农妇们》就蕴含了复杂态度。 蓝野的那些行走、见闻和“观光”的诗歌，则显示出了这个时代碎片化的现实风景。这需要诗人具有良好的听力和视力——“在夷望溪的小船上/我看见河流分岔，然后突然拐弯/任性的流水，在山川之间各行其道//和夷望溪一样，我们一波三折的生活/未知和变化才是风景。夷望溪之上/远望可见隐约的青黛山峰”（《夷望溪》）。诗人必须在“分岔”“拐弯”和“隐没”的地方仍保持足够的凝视能力，这也是对这一时代诗人们行色匆匆浮光掠影的拙劣的“摄影术”和“描红术”的提醒。当下更多的写作是心灵鸡汤的残羹和励志式的思想余唾——“山与水的演奏，徐霞客之后的伪旅行家/没有哪一位驻足静听”（《雁荡山》）。喧嚣时代的“静听”之耳已难有敏锐的听力，而自然山水前驻足凝视已转换为快速景象的失重与眩晕，“速度还是有作用的 / 一个模糊的移动的时代”（《51次，52次》）。 《浅妄书》揭开的是一个谦卑的写作心态和抒写伦理，也是一种讽喻性的诗歌写作命运的几声无奈的叹息。写作对于这个时代的诗人而言并不是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者不可或缺，而是越来越被浮躁和肤浅的观感和表态所僭越。 开篇是《压水井》，仿佛在黑夜的机舱里闪亮了几下。那不是希尼笔下黑夜的汲水者，而是故乡土层下奔涌出的语言的泉水以及个人化乡村史毛细血管的再次鼓胀。一个诗人有必要作为故乡的抒情诗人和讲故事的人，他可以欢叫也可以流泪，但是他的职责还不仅仅在此。他还应该进一步在乡村和现实的表层浮土、黄黏土和砂页岩下进行挖掘的工作，将那些植物的隐秘根系、土层里的砾石瓦片以及历史的残骸重新拨开、翻检出来—— 父亲选了一个大旱的春天 再次把井深深地打了下去 花岗岩的缝隙间，那清亮的泉水被压水井抽上来了 现在，大地深处 有一眼泉水 还响着父亲那坚硬、执拗的探询的回声 诗歌注定是一种特殊的回声——这是历史的回声，现实的回声，经验的回声，也是语言的回声，但是这些“回声”并不是均衡对等的。具体到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而言，这些“回声”有弱有强，有的居于主导显赫的地位，有的则居于边缘消隐的位置——“在这里，手机短信遇见了长风万里”（《乙未暮春，敬亭山上》）“多么深远的历史/对于我，不若一个被翻出来的信息更有意义”“夜过长街/我正想对伟大的建筑师说一声谢谢/那握在手里的手机，突然亮了”（《夜过长安街》）。 我更愿意把这首《压水井》看作蓝野“乡村叙事”的一个切口，从而进一步打开现实的“褶皱”，深入进去感受那迎面而来的黑暗、冷风还有热泪、隐疾。 乡村的历史和现实有时正是那些日常、细小的事物，“我和孩子在院子里数出了60多种植物”。这不是统计学，而是确认和发现。而现实之水必须映出历史的遗照，比如“失踪半个月的大头突然从水库里漂浮上来”（《星空》）以及“公社”“地主”这些历史化的指向。被忽视的乡村蒙尘的屋子也正暗藏着一个时代“模糊的云图”，而个体命运的叶片形成的是整体性的乡村大树的形状。时代和历史的风雨雷电、季节轮回都在这棵树上得以对应。暗房、显影液和最终成像是诗人必备的工作——将那些消失、隐匿之物再次提取、现身。这一切构成的是一个诗人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一想象力建立于个体真实的基础之上，并经由求真意志而具有了普世性，从而抵达那些具有相同或相似命运的“旁人”“陌生人”的世界。这样的诗需要经验更需要想象力，需要诗人对个体的和整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进行过滤、转换甚至变形。蓝野具有转化现实和历史的那个秘密开关的技能，比如《公社》《山路弯弯》《回乡偶遇》《取环记》等这些诗。他将乡村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城市的图景巧妙地转化为具体的个人遭际——“地主家的孩子公社/小我两岁，新年后就47岁了/小时候，我用油浆敲他光光的脑袋/他总是抻着长长的脖子，伸过头来/等着油浆落到头上”（《公社》）。这些人物和事件真假参半、虚实相生，更接近于一个个寓言化的文本。寓言是既介入又疏离的双重声调的文本。假托的故事以及讽喻和劝诫功能需要讲述寓言的人时时注意分寸、拿捏有度，既投入又适度疏离。这种特殊的故事形态能够揭示历史和现实夹缝深层的本相，进而体现讲述者的情感和意志。在此，寓言突破了经验和现实表层的限度，表层故事与内在指向形成了“夹层”般的异质性空间和意外的阅读感受。诗人需要找到那一个个对应于历史和现实“正文”的脚注，需要在一个个原型那里找到“替身”，在一个个现实景象中找到精神的“心象”与“象征物”——比如诗歌中的“父亲”“大头”“公社”“疯子”“老板”“走失的人”“石榴”“蜜蜂”“杜鹃花”“水井”“唱片机”“印章”“徐家村”“县城”“北京”。在这方面蓝野那些现实与历史夹杂的“寓言化文本”做到了以小博大、化实为虚。这样不仅没有拘泥于表层化和刻板化的现实和历史，而且做到了容留、提升和超拔。时间在这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物理时间和个人时间有时通向了历史时间——“她太会藏了，柴禾垛后面/那条小路，通向了无尽的绵绵的时间”（《月光照着徐家村》）。 在蓝野纠结于乡村和城市景象的诗中，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少年”在黑白影像中对话或者盘诘。与此同时，亲人、异乡人、远行的人、走失的人、疯子、死者、梦中的人在语言和修辞中纷至沓来。这既是一种现实描摹，也是心理的显影，更是精神自我的寓言——“这一个走失的人，在世界的迷雾中/怀抱着一个小村清晰的图像”（《村子里总有人走失》）。乡村的夜路、城市的一条条水泥路以及外省烟尘弥漫的路上，“寻人启事”的失踪者可能正是诗人所要寻找的，甚至这个走失的人正是诗人自己。蓝野一再在诗中强化了对城市的疑问，并不断加深着一个“异乡人”迟疑的面影。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有“拟古诗”那样的闲情逸致和缓慢无际的游子般的乡愁，而往往是“反诗歌”“反诗意”“反乡愁”的诗歌更多，比如《曲阜东乘高铁返京微信致邹城潮汐兄》。“曲阜返京致邹城潮汐兄”是抽空了时间的“拟古诗”，而“曲阜东（站）”“高铁”“微信”等时代“新”词语的加入则使得诗歌新旧杂糅、彼此纠结、左右互搏，及物性得以提升。这样的诗歌写法往往像书法中的逆锋和破势，“我有浮生半日可醉 / 我有沿湖万步要减的肥”（《洞庭小令》）。 画鬼易，画人难。最考验一个诗人的还是那些日常的事物和人物，尤其是在十几行之内如何在结束时成就一首“完整”“有效”的诗。 时间是割草机，现实是打夯机，一个在抹除、一个在重击。诗人需要在有限的诗行之内找到一个或几个特殊的刺激点——就像撬棍找到一个能撬动整个碾盘的支点一样，诗集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论时光和女人》《撒娇》等：“几个亲密的同学每次聚会/点菜时大家都叫，来一盘毛豆/我们要剥毛豆//女同学小刘，小名叫毛豆/我们都知道。前几年/一点毛豆，她都会红一会脸//现在，我们说要剥毛豆//老刘就作势要脱衣服，来啊/让你们剥，让你们剥毛豆”（《论时光和女人》）。这个“小刘”“老刘”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这种似是而非的反差揭开了滚沸的现实锅具之中的内里。这是日常之物和时间点阵对一个诗人的考验，蓝野在那些事物中保持了一颗细腻、孤独又热爱、多情之心，于时于人于物概莫能外。平心而论，我更喜欢那些肯定和虚妄同时展开的摩擦性、龃龉性、互否性的诗作，如：“一个没有资格哭泣的人/总是热泪盈眶”（《回乡小记》）。 2017年春天结束了，也许总会有那么多的偶然和不定的云团带来同样阴晴难测的生活和同样不可言说的诗歌之途。一个叫王二的诗人仍会拿着饭碗、手抚胸口而盯着迷茫的远处和星云。日常中的不安需要在诗歌中安忖，消隐之物需要在诗歌中被再次指认，哪怕最终只是时间的灰烬带来的虚妄之语和浅妄之书。我想起了一首商震写的诗——“几个环卫工人/在焚烧枯叶/王二走过来/转圈看/他指着一堆灰中的/一小块灰烬说/这几片叶子/是我家左边那棵树上的/它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啸叫/让我食不甘味睡不成眠/烧成灰/我也认识它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