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偉
    摘要：在東亞漢文化圈的歷史上，各國使者的往來頻繁，並且留下了大量的行紀文獻(俗稱“燕行録”)。對這些文獻的研究，在本世紀以來的東亞地區形成了熱點。然而在重視文獻“可貴”的同時，人們對其特徵缺乏必要的把握，從而導致了一些謬誤的產生。本文着重從前後因襲、觀看態度以及“文戰”場合三方面入手，對其“失實”問題予以探討。强調只有充分掌握行紀文獻特徵，纔能使大量的行紀資料實現其應用的價值。
    關鍵詞：束亞  行紀  失實  明清中國  朝鲜  日本
    一  引言
    在東亞漢文化圈的歷史上，各國使者的往來頻繁，並且留下了大量的行紀文獻。就作者來看，既有從中國出發前往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琉球使者的著作，如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收録的《奉使朝鮮日記》、《使東述略》、《安南紀遊》、《使琉球記》等一系列著作；也有東亞諸國來往中國的使行記録，後者在今天，人們或以“燕行録”爲共名概稱之。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既不準確也不合適的稱謂，故提倡用“中國行紀”來代替。[1]如果目的地不止於中國，而涉及東亞諸國，就可以稱作“東亞行紀”。本文考察的文獻，既包括朝鮮時代的“朝天録”、“燕行録”，也包括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的記録及與日本文人的唱和、筆談，[2]乃至歐美人士對中國的觀察記録，故總稱“東亞行紀”。
    就史料價值而言，東亞行紀無疑是一個龐大而珍貴的存在。但由其性質決定了其中的記載並非十分可靠。二十世紀以來的研究者，在閲讀此類記載時，不僅信以爲真，往往還非常認真地强調其可靠。如金毓黻編纂的《遼海叢書》收入了朝鮮時代柳得恭的《灤陽録》和《燕臺再遊録》，特别强調它們是“異國人紀中朝事迹之書，不參利害之見，頗能得真，故可貴也”。[3]現代韓國人也有類似之見，如李英浩1964年爲刊行金舜協《燕行録》作序，就推崇此書“宛然一部畫圖”，可與《寰宇》、《輿地》、《風俗通》諸書相爲伯仲也”。[4]外國人對中國的觀察記録，的確有許多無可替代的真實性和特殊性，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也當得起“可貴”之評。有關行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本世紀以來的東亞地區已形成了一個熱點。然而在重視其文獻“可貴”的同時，人們對此類文獻的特徵缺乏必要的把握，因而對其記載之“真實性”也缺乏充分的警惕，在研究工作中導致了一些謬誤的産生，有必要作較爲仔細的討論，以便學術界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文獻特徵並善用之。
    其實，有關東亞行紀文獻的“真實性”質疑可以説由來已久。早在十八世紀初的燕行文獻作者就已經指出記録“不實”的現象，歸納其形成原因，略有以下三種：
    一是情報來源的“不實”。燕行使者到京，出入常受到限制，往往由中國方面派出的被稱爲“序班”的書吏引導出入或代辦事情，朝鮮使臣也常常通過序班打探中國的内部消息。由於有利可圖，序班傳遞的信息往往有誤，使者不察，便記録下來並回國稟報。[5]到後來，就有人對此作出反省，金昌業是較早的一位，其《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云：
    我國欲知此中陰事(案：指中國秘事)，則因序班求知，故此屬太半爲僞文書而赚譯輩。雖無一事之時，亦以爲有事；事雖輕者，言之若重。此屬之言，從來少可信。[6]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卷下云：
    我國人欲知燕中事情，則因序班而求知，輒作僞文書，受重價而赚譯輩。[7]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四《口外異聞·别單》云：
    且譯輩欲得此中秘事，則因序班求知，故此輩大爲謊説，其言務爲新奇，皆怪怪罔測，以赚譯輩剩銀。時政則隱没善績，妝撰秕政，天災時變、人妖物怪，集歷代所無之事；至於荒徼侵叛，百姓愁怨，極一時騷擾之狀，有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張皇列録，以授譯輩。譯輩以呈使臣，則書狀揀擇去就，作爲聞見事件、别單書啓，其不誠若此。[8]
    在朴趾源看來，這種狀況已是“百年如此”。但這個問題至少在十八世紀初已經引起燕行文獻作者的警惕，到朴趾源則提出了具體的對策，所以無需深論。
    其次，地理、制度等沿革，記録者或道聽途説，刻意與前人立異，記録時或詳略失當，也會導致“不實”。金景善《燕轅直指序》云：
    其沿革之差舛，而記载隨而燕郢；蹈襲之互避，而詳略間或逕庭。苟非遍搜旁據以相參互而折衷之，則鲜能得其要領，覽者多以是病之。[9]
    這裏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金景善在自己的書中，强調力剗其弊，無論其實際效用如何，至少已經有了觀念上的自覺。
    第三，寫作者的文學筆法導致“不實”。尹程《西行録序》云：
    記聞録見等文，亦不無疵謊。文勢豪放，不覺失實；筆端裁婉，已多反真。此固大欠。余略見燕行日記，每有此失。或指無曰有，或以虚謂實……此烏在其見所見、聞所聞之意哉？[10]
    權有海《石湍燕記序》云：
    東人之聘上國記游者多矣，速篇累牘，舉皆夸張於某山某水某地之奇勝，以至樓坮塔廟、舟橋市鋪之觀，魚鱗雜沓，指不勝僂。[11]
    金炳始《燕槎日記跋》云：
    作文當用此爲相題法。夫覽雄偉之觀，騁其詞藻，務出夸語，蓋其心目眩熠，役於外而亡其中，雖豪爽詭奇，足可以恐嚇人，究非文之至也。[12]
    這是由“作文法”引致的夸張，雖然可以駭人心目，帶來一定的修辭效果，但由此引起的“失實”、“反真”乃至“疵謊”，“究非文之至也”，足見這一現象也遭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撃。所以，由上述原因導致的東亞行紀文獻“真實性”受損的問題，因爲已經得到古人的提醒，也就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内。
    我要討論的文獻“真實性”問題，是由主觀上的因素導致的，無論其自覺或不自覺。因此，其中涉及如何看待觀察與記録，如何理解和利用文獻，以及如何超越作者自身的“先入之見”並克服文獻本身的種種“葛藤”。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關係到許多理論探討和實際操作，不能奢望在一篇文章中予以解決。本文的目的，主要在提出問題，也試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予以初步回答。
    二  前後抄襲導致的“失實”
    東亞行紀文獻是一個龐大的資料羣，一方面其中包孕了許多極富價值的記録，另一方面也暗藏了某些陷阱。追溯行紀文獻的淵源，逺則可至《周禮》中記載的“五書”，如賈公彦説：“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録，别爲一書，以報上也。”[13]孫詒讓説：“輶軒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書即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14]使者出行四方，回朝後將其見聞觀感所及之“風俗善惡”“别爲一書”上奏，成爲一項基本職責。朝鮮時代就有人將燕行録與《周禮》“小行人”之書聯繫起來。如趙寅永《送内兄洪癡叟學士起燮行臺之燕序》云：“書狀之職，匪專命而已，尤以觀上國爲重。故其回也，以耳目之所及者録聞於朝，號曰别單，實故規也。此《周官》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各爲一書，以反命於王。而春秋之大夫相朝聘也，亦必以刑政典禮睹其國者也。”[15]他把燕行録寫作看成是延續“故規”(即老規矩)，淵源就在《周禮》的“小行人”之書。
    燕行文獻的近源出自唐宋人的外國行紀，其命名方式亦多一脈相承。傅樂煥先生將宋人的行紀文獻皆歸入“語録”，他在《宋人使遼語録行程考》中指出：
    在他們回國以後照例須作一個《語録》上之於政府。《語録》中主要的在報告他在遼庭應對酬答的情形，附帶記载着所經地點及各該地方的民物風俗等等……使臣年年派遣，《語録》自也不斷的出現，因此當時的人對於這種同時人的記载，習以爲常，當作官樣文章，並不特别的重視。[16]
    傅先生指出的文獻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就東亞行紀文獻而言，其中固然有“官樣文章”的成分存在，但發生雷同和抄襲的原因並不止於此。以朝鮮時代的“朝天録”、“燕行録”來説，由於每年都有數批使者(本文采取廣義的理解，包括使圑中的隨從人員，有不少言行記録出於這些人之手)到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内，其往返路程也是相對固定的，所以後來者往往事先閲讀以前的行紀，或者隨身攜帶，即時查考。這與朝鮮通信使赴日之際，閲讀或攜帶前人的“海槎録”、“海槎日記”等，“以爲行中考閲之資”的情況是類似的。[17]由於前人記載的内容廣泛，後人作爲“考閲之資”采擷，到自己下筆時，因行途倥傯，無暇細思，便有時加以引用，有時直接截取，有時改頭換面，敷衍成文。這樣的文字，貌似“實録”，但能否據信，大堪疑問。
    行紀文獻中的“抄襲”分兩類：一類是縱向的，即後人抄録前人的相關文字；一類是横向的，即作者抄録中國的相關文字。兹擬以一部書爲例，其中就聚合了以上兩類情況。
    現存卷帙最豐的燕行文獻是舊題徐有素的《燕行録》十六卷，[18]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則題爲金魯敬《燕行雜録》十六卷，兩者内容一致。關於此書部分内容的作者，我曾經考證爲李永得，與徐有素、金魯敬全不相干。[19]本書卷一三“日本”專寫日本情形，卷一四“合國”則敍述安南、琉球概況。如果將這些文字誤信爲作者手筆，則或許會當作一個十九世紀初期朝鮮人眼中的日本、安南、琉球的形象，但是揆諸實際，這些内容都是抄襲而來。其中日本部分主要抄自朝鮮人姜沆《看羊録》、南龍翼《聞見别録》和申維翰的《海槎東遊録》、《海遊聞見雜録》；安南、琉球部分抄自明清人陸應陽輯、蔡方炳增輯之《廣輿記》。至於其中有關中國的疆域、制度、天文及詩文等内容(見卷一、卷二、卷三至卷五、卷九至卷一二、卷一五、卷一六的相關文字)，又分别抄自中國的《大清會典》、《清文獻通考》、《宸垣識略》、《廣輿記》、《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書。由於抄録者對其行爲不加説明，更不注明抄自何書，稍不留意，就會産生誤解。十年前我在一個學術會議上，就曾遇到一位韓國學者以此書中“明清文評”的内容相質疑，認爲我遺漏了朝鮮學人對明清文學批評的重要資料。其實，這些連篇累牘的評論文字都是從《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中抄襲而來，不能混同於朝鮮人的觀點，那位韓國學者實爲誤會。
    由於不辨抄襲而導致的訛誤，在中國學者也同樣難以避免，這裏不妨再舉一例。有一位學者在討論朝鮮使者眼中清朝華夏文化的墮落時説：
    道光十二年(1832)出使清朝的金景善就直截了當地對着衆人説：“自生民以來，未有薙髮之天子也，雖有陸隴其、李光地之學問，魏禧、汪琬、王士禛之文章，顧炎武、朱彝尊之博識，一薙髮則胡虜也，胡虜則犬羊也，吾於犬羊也何觀焉？此乃第一等義理也。”正如朝鮮人相當自信的，“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朝鮮人再也没有必要認爲，文化中華仍然在清帝國了。[20]
    這裏引用的金景善云云，出自其《燕轅直指》，他在道光十二年(1832)作爲冬至使書狀官赴京。“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云云，又出於《英祖實録》元年(1725)四月壬辰。兩段文字的跨度超過一百年，足以使人相信，朝鮮對清朝的看法，從上到下都是“胡虜”、“犬羊”，其“不足觀”乃是“第一等義理”。而且這種看法，從十八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没有變化。
    問題恰恰就出在文獻的前後抄録導致的“失實”。
    首先，上文所述金景善“對衆人説”云云，出自朴趾源的《熱河日記》，這是他在正祖四年(1780)以子弟軍官身份隨使赴京所寫的行紀，其内容早於金景善的時代五十多年。
    其次，據《熱河日記》的記載，這是在陳述“我東人士，初逢自燕還者，必問曰：‘君行第一壯觀何物也？第爲拈出其第一壯觀而道之也’”，當“東人”聽説了種種“壯觀”之後，所謂的“上士”便有了這一番義正辭嚴的議論(即上文金景善所引)，而“中士”則更有一番氣吞山河的豪邁之言：“神州陸沉，則山川變作腥膻之鄉；聖緒湮晦，則言語化爲诛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