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摘要：夏承燾先生的《天風閣學詞日記》不僅忠實記錄了其一生讀詞、治詞的過程，而且因其交遊廣泛，也生動記錄了20世紀豐富生動的詞學生態。其中多則日記與況周頤相關，雖所記或他人轉述或對談或信函，但仍可看出關於況周頤相對完整的資訊鏈。由日記可知，況周頤代劉承幹編纂《歷代詞人考略》，乃況周頤先有此意，再轉請朱祖謀推薦，並得劉承幹允諾而最終付諸實施。而吳梅對其所抄氾濫的批評，與況周頤去世後劉承幹又請羅振常、羅莊父女“刪去其半”的刪訂之事可對應起來。龍榆生不僅在《唐宋名家詞選》中引錄了17則《考略》之語並抄寫了七八冊，而且其所引所抄乃出自況周頤原稿。由日記可知，劉承幹後來將況周頤原稿售與開明書店，但自此而莫知影蹤矣。日記所記他人對況周頤“狷狹”脾性的評價以及張爾田書信中對況周頤的不滿，都可以見出當時況周頤在上海頗為緊張的人際關係，從中也可見況周頤不同凡俗的個性與才華。
    關鍵字：《天風閣學詞日記》  詞學生態  夏承燾  況周頤  《歷代詞人考略》  狷狹
    每一時代發展的軌跡不同，學術生態也因此有異。20世紀是中國社會經歷新舊重大轉型的時代，也是學術生態豐富而多變的時代。從某種程度而言，學者性格與類型、研究計畫與格局、學術著作與傳播、學人交往與關係等構成學術生態的基本網路。但據實而言，學術生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往往散落在各個時期各個方面，若非有心關注，細緻抽繹，則生態的總體特徵仍難得到全面、切實而明晰的反映，因此尋繹某一時期學術生態的重要關注者、參與者甚至主持者，由其一生之經歷以窺各方之端倪，不失為一種重要的維度。
    夏承燾乃20世紀現代詞學“四大家”（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之一，不僅其自身研究計畫宏大，學術成就突出，而且與前代詞家如朱祖謀、冒廣生、夏敬觀，同代詞家如唐圭璋、龍榆生等交往甚密，尤其是這些計畫、交往等均由《天風閣學詞日記》詳加記錄，保存至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部《天風閣學詞日記》即是20世紀詞學生態的精彩縮影。如況周頤曾代劉承幹編撰《歷代詞人考略》一書，此事很長時間不為人所知，或至少不為人詳知，而夏承燾日記則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不僅究明原委，而且述其脈絡，其史料價值值得充分重視。再如況周頤不僅以填詞馳名一時，而且其睥睨一世之性格也流傳於江湖之上，夏承燾日記則將言談之間關於況周頤為人之點滴記錄下來，也為深入研究況周頤其人留下了頗為豐富的材料。本文即以上述二事為例，從文人關係、著述緣起及傳播，略見20世紀詞學生態之一斑。
    一、關於況周頤《歷代詞人考略》的編纂與流傳
    入藏南京圖書館的《歷代詞人考略》一書，2003年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出版，封面及版權頁均無作者名，目錄前也無著者的任何消息，正文卷下始有“烏程劉承幹翰怡輯錄”字樣，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資訊。但這個資訊其實是有問題的，附錄在書後的《第二次刪訂條例》便有“蕙風輯此書”[1]云云，這意味著此書原作者應是況周頤。但何以是況周頤的原著卻要署上劉承幹的名字呢？這就不能不涉及一段民國詞壇的代撰故實，而其中的情誼尤多可銘感者。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34年11月30日記云：
    蕙風晚年嘗倩彊村介於劉翰怡編《詞人征略》，恐其懶於屬筆，乃仿商務書館例，以千字五元計酬金。所抄氾濫，遂極詳。瞿安謂可名詞人征詳。蕙風謂貧不得已也。[2]
    日記不僅披露了況周頤為劉承幹代撰《歷代詞人征略》一書，而且對其酬金、規模並有述及。此事對勘王國維1917年8月27日致羅振玉信，亦彼此相合：
    七夕孫益庵招往夜談，坐有況夔笙、張孟劬。夔笙在滬頗不理人口，然其人尚有志節，議論亦平，其追述浭陽知遇，幾至涕零，文彩亦遠在繆種諸人之上。近為翰怡編《歷代詞人征略》，僅可自了耳。[3]
    王國維這封信大概是最早披露況周頤代劉承幹編輯《歷代詞人征略》這一情況的。因王國維此信，馬興榮、鄭煒明二家所編年譜均將《歷代詞人征略》一書的編纂系於1917年。[4]但此書初議實在1916年正月。[5]劉承幹《求恕齋日記》[6]於1917年2月23日記云：
    朱古微、況夔笙在益庵書房中，持片來請余至書房談。去年由古微勸余編刻《詞人征略》，以夔笙詞苑擅場，聘伊主持，其事已經談定。後夔笙因聞筱珊有言，遂爾停輟，余亦一笑置之，今又續提前事，一切仍照前議，惟計字授脩，照商務印書館例，約每字一千計洋四元，余允之。
    同年(當年閏二月)三月初五日又記曰：
    夜宴況夔笙於嘉業堂……況夔笙……為予編輯《歷朝詞人征略》……(此事去年正月說好，因循未辦，今年二月廿三日古微來申前議，經予允許，乃定局也)
    劉承幹乃當事者，由日記可知，此書初名《歷代詞人征略》，與今名《歷代詞人考略》有異。劉承幹兩次日記所記皆只言朱祖謀薦舉況周頤之事，而夏承燾日記則特別提及“蕙風晚年嘗倩彊村介於劉翰怡”，將編纂背景說得更為詳細準確，則此書編纂之最初一念固來自況周頤本人，只是在策略上請朱祖謀出面提出而已。夏承燾日記只是泛說“蕙風晚年”，今對勘《求恕齋日記》，可知在況周頤去世前十年即1916年正月即擬撰此書並談定各項，包括書名、主持者、酬金等，但因為繆荃孫持有異議，而將此書的編寫推後了一年。
    劉承幹日記中提及繆荃孫的“有言”到底是對編纂此書的價值持有疑義，還是對況周頤為人另有看法，現限於材料而無法確定。今檢況周頤《蕙風詞話》及筆記多種，凡提及繆荃孫，多言兩人共同的詞社活動或詞集版本探討，語氣自然而平和。[7]而況周頤就任倉聖明智大學學報之事，據云也是由繆荃孫推薦，因為況周頤“光境現複奇窘”，幾乎是上海灘遺民圈内人人皆知的事實。[8]繆荃孫“言”從何出，一時甚難確考。很有意味的是，有學者認為《歷代詞人考略》也可能經過繆荃孫的刪訂：
    細審全書相關細節，親自刪訂者亦非劉承幹本人。劉氏收書眾多，曾先後聘請繆荃孫、葉昌熾、董康等清朝遺老助其鑒定版本，校勘刻書，撰寫提要，其中不乏精通詞業者，刪定者恐為其中一人，由於劉承幹為書籍的主人，故署其名。[9]
    曹紅軍如何“細審”全書，關注到那些相關“細節”，筆者不得而知。從此前言的說明來看，他只是從劉承幹素來多請人助其行事的風格而排除了其自行刪訂的可能。這個理由其實不能完全成立，因為一向的風格並不能涵括所有的個案，至少目前尚無出現繆荃孫、葉昌熾、董康三人與《歷代詞人考略》有所直接關聯的文字。葉昌熾早在1917年9月即去世，其時《考略》一書才剛剛開始。繆荃孫1919年去世，而從1917年秋開始，受劉承幹之聘，為編《嘉業堂藏書志》，其時《考略》的初稿纂輯尚在進行之中，要將此二人列為刪訂的可能人選，其實無從說起，何況繆氏對此事乃夙“有言”，自更無可能介入此事。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所記讀書、交遊甚詳，其中與況周頤的交往具有記載，今檢其去世前三年日記，並無任何有關《歷代詞人考略》一書的資訊。更有意思的是，此書刪訂者也即是批註者曾在批註時說：“若繆、葉二氏校書則譌誤觸目皆是。”[10]刪訂者若是繆、葉二人，諒不至對自己出語如此銳利。但無論如何，繆荃孫的“有言”應該引起了況周頤的強烈不滿，否則也不至於況周頤自己提議並且已經啟動的事情“遂爾停輟”，是繆荃孫“有言”得無理，還是況周頤意氣太盛，一時尚難判斷。
    夏承燾日記乃記當晚與吳梅等同宴蘇州松鶴樓席間所談。況周頤的性疏懶不僅聞名於外，而且況周頤也以“疏懶性成”自稱，[11]但吳梅說因為擔心況周頤疏懶而約之以商務印書館潤例，則顯系猜測。此書酬勞既有救貧之急用，況周頤的勤奮自是不言而喻。而且千字四元的酬金在當時並不低。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在商務印書館初版時也才千字三元，5萬多字，得潤筆才二百元而已。[12]所以吳梅說劉承幹恐況周頤“懶於屬筆”而以字計酬，則乃想當然爾，因為此書乃況周頤主動申請，若無意屬筆，則何出此設想？事實上，不到一個半月，況周頤已經完成二卷，其編纂之速恐也超出劉承幹之想。吳梅又說況周頤因為貧困而所抄氾濫，將“征略”變為“征詳”，也不免言過其實。蕙風所謂“貧不得已”之自解，或許是針對吳梅等人洶洶苛評的無奈回復之語。況周頤晚年在滬生活困頓，以鬻文為生，雖一度自設嫏福書肆以謀生，終因動輒贈書、不善經營而作罷。而況周頤所抄材料眾多，或許原本有文獻集成之意。《刪訂歷代詞人考略條例》第一條曾批評此書原稿“貪多務得，轉成疵累”，故而刪削去半，但據第十三條所云，原書並未約定編寫體例，篇幅也未作規定，而且按照《國朝詩人征略》的體例，博征典籍，也是一種基本路徑。在無任何約定的前提下，況周頤只能根據自己掌握的文獻，儘量全面地擇錄彙編。只是在況周頤去世後，劉承幹請人刪訂時，刪訂者才提出“節引”、慎抄錄原詞、不選錄妓女之詞、不附錄詞人之遺聞軼事等原則。在這種情況下，以此回責況周頤的蕪雜，似乎不合情理。從況周頤因為對明詞缺乏全面瞭解就暫停了《考略》一書的輯錄，就知道況周頤自有其矜慎之處。[13]以此而言，唐宋金元部分的抄錄雖然規模龐大，大體也應在況周頤認可的範圍之內，至少“漫致譏彈”的材料難以獲得況周頤青眼。
    況周頤自稱“貧不得已”，除了乃出於應對吳梅等人的非議之外，貧困也確實是況周頤晚年面臨的最大問題。劉承幹《求恕齋日記》於1917年(當年閏二月)3月5日記云：
    夜宴況夔笙於嘉業堂……況夔笙家境甚艱難，由朱古微為其說合，為予編輯《歷朝詞人考略》，照商務、中華兩書局編書例，每千字計洋四元(此為最大之價)，已成二卷，常至益庵書齋，見予則語氣之間極為感激。予以辦此書後未曾請過伊，故今宴之也。
    貧困催生了況周頤代撰此書的設想，也因此設想的最終實施，而使況周頤對劉承幹“極為感激”。遙想一代詞宗如此窘迫境遇，以致不得不放低身段，仰人鼻息，不免令人三複感歎。劉承幹在況周頤生前，極力讚賞其詞學才華，而在況周頤去世後，也非常惋惜一代詞宗所受的冷遇。1926年8月況周頤去世，8月24日，劉承幹赴況府弔喪，“賓客寥寥，聯幛亦僂指可數，門庭冷落，不謂名士下場竟爾如此，良可歎也，一拜即歸”[14]。劉承幹的惜才之意情見乎詞。
    王國維最初提及此書名為《歷代詞人征略》，顯然仿“國朝詩人征略”之例而來。1919年7月，況周頤完成宋代部分時，朱祖謀與劉承幹往返通信均改稱《歷代詞人考略》。而在1922年6月，明前部分完成時，劉承幹多稱《歷代詞人考鑒》或《歷朝詞林考鑒》，而朱祖謀則仍稱《歷代詞人考略》，故此名也很可能由朱祖謀擬定。大概從1923年1926年，況周頤全力撰寫明代部分時，此書名又恢復《歷代詞人考略》，並最終勒為定名。[15]夏承燾1934年所記仍稱“詞人征略”，則殊增人困惑，或吳梅聽說此事較早，而敘說此事則晚，中間不聞此書名稱種種變化以致。在況周頤長達近十年的撰述中，在數名紛起的情況下，《歷代詞人考略》是經劉承幹認同由刪訂者最後確認。今本《歷代詞人考略》所附《刪訂歷代詞人考略條例》第五條有云：
    原來書名未定，或作《歷朝詞林考鑒》，或作《歷代詞人考略》。因“詞林”與“翰院”作混，且作詞亦無取乎鑒戒，故用“考略”之名。[16]
    而且在今存抄本中，總目開端即書《歷朝詞人考略》，至刪訂時才將“朝”字改為“代”字。正文卷七亦標“歷朝詞人考略”，且抄本上也無改易之跡。卷二十六的書名更寫作《歷代名人詞考》，刪訂時始易為今名，這其中當然有手民誤植的可能，但綜合以上情況，《歷代詞人考略》書名的擬定確實是頗經一番周折之後才定下的。這是從況周頤原稿經刪訂成稿時名稱的變化軌跡。但很可能原稿經刪訂並謄錄後以“歷代詞人考略”馳名，而原稿本則因為明代部分的缺失，仍保留著《歷朝詞林考鑒》的名稱。今觀饒宗頤《詞集考》所引，在陳經國《龜峰詞》後所附參考文獻中，即有“劉承幹《詞林考鑒》”一種。[17]而龍榆生與夏承燾往返通信也都以“詞林考鑒”相稱，龍榆生更曾寄過一冊過錄本《詞林考鑒》給夏承燾，此皆說明在今刪訂本《歷代詞人考略》之外，確實還有一被稱為《歷朝詞林考鑒》的稿本在。
    關於此稿本的去向，《天風閣學詞日記》1953年11月12日記云：
    得榆生片，謂頃劉翰怡來，云《詞林考鑒》五六十冊，往年已由湖州人朱達君經手，售與開明書店。翰怡藏書近散盡矣。
    龍榆生何以會致信述及《詞林考鑒》一書之本末，原因是同年9月22日，夏承燾曾訪龍榆生於上海博物館，言談之間，話及況周頤為劉承幹纂《詞林考鑒》事，並歎“此稿不知何在”。龍、夏二人因何話題涉及此書，日記所記簡略，一時無法勘清。但因為劉承幹當時也在上海，只是彼此疏於聯繫而已。可能在11月初劉承幹訪龍榆生，龍榆生就此事問詢，才明白此書大致本末。劉承幹將此書售與開明書店的原因有待進一步考索，但應與其時劉承幹的經濟狀況不佳、無力保存與刊刻此書有關。龍榆生在1953年之時仍稱此書為《詞林考鑒》，則大致可以猜測劉承幹售賣給開明書店的應為為況周頤原稿，其中也可能包括黃公渚的續纂稿在內。今知此稿本藏中華書局，他日若得刊行於世，亦學人之福也。
    《考略》一書為更多人所知，主要緣于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對其多達17次的引用，因為《唐宋名家詞選》的發行量巨大，所以《考略》一書的影響也因之漸受關注。《唐宋名家詞選》雖於193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但在此年初龍榆生整理《唐宋名家詞選》一書時，已稱之為“舊稿”，[18]其初稿在1931年之時即已大體編成，如果再加上編纂所需的時間，則至少1930年時尚在編纂之中。1934年11月，龍榆生撰《唐宋名家詞選自序》即云：“……輯為此編，以授暨南大學國文系諸生。忽忽又三載矣，頃應開明書店之約，重理印行。”[19]雖然朱祖謀、黃公渚對《考略》一書的理董尚無法考明究竟，但他們與劉承幹既已有此約定，則至少從1930年3月之後的一段時間，《考略》原稿應在朱、黃二人手裡，則從他人參考的角度來說，龍榆生獲睹《考略》一書或許還在1930年之前，則被其引錄達17次的《歷代詞人考略》一書，應為況周頤原稿。值得注意的是：這17則材料並非都出自按語，[20]而是除了“詞考”外，對小傳、詞話、詞評中的文字均有引錄。當然，引自“按語”的最多，如韋莊、薛昭蘊、尹鶚、李珣、馮延巳、張昇、賀鑄7人名下引錄的文字就基本出自按語。[21]之所以說是“基本”，是因為引錄文字與今本《歷代詞人考略》的相關按語文字也有出入者，如李珣名下引錄的文字就比《考略》中的按語多出“李秀才詞，清疏之筆，下開北宋人體格”一句。馮延巳名下的引文也比《考略》中的按語多出“《陽春》一集，為臨川、珠玉所宗，愈瑰麗，愈醇樸。南渡名家，沾丐膏馥，輒臻上乘”數句。這兩處多出的文字皆不在各自的按語中，而是均出兩人名下“詞評”目中，並且都是以“蕙風詞隱云”明其出處。而鹿虔扆、潘閬、晏幾道、趙令畤、毛滂、魯逸仲等6人名下的引錄則出自小傳。[22]晁沖之名下引錄“蕙風詞隱”語則出自“詞評”。[23]張先名下引《黃嬭餘話》語、王雱名下引《古今詞話》語則出自“詞話”。[24]而陳師道名下引錄的情況就更複雜，如引王灼語出自“詞評”，引陸遊語出自“按語”，引王鵬運語則出自“詞評”，屬於典型的綜合引錄。[25]而且在今傳37卷《考略》中，龍榆生只引錄到十八卷為止，具體是卷四(1則)、卷五(5則)、卷六(1則)、卷七(1則)、卷八(1則)、卷十(1則)、卷十二(1則)、卷十四(2則)、卷十六(2則)、卷十八(2則)。在引錄的文字中，標明作者為“況周頤”的有五次，標明“劉承幹”者有一次，其餘只是標明引自《歷代詞人考略》。《唐宋名家詞選》引錄《考略》標明的卷數雖與今本完全一致，但並不能由此判定龍榆生參考的即是刪訂後的本子。1931年，龍榆生曾將1906-1931這25年詞壇的情況作一《最近二十五年之詞壇概況》專文[26]，在“研究部”之“詞史”部分，他特地提及此書：
    欲知某種文學之源流演變與其前因後果，“論世知人”，賴端專史之作。前代對於詞人史跡，鮮知注意。自海鹽張氏（宗橚）有《詞林紀事》之輯，薈最諸家筆記，勒為專書，始具詞史之雛形。民國以來，吳興劉氏（承幹）循張氏往例，益務博稽群籍，以為《詞林考鑒》一書。自唐迄清，所搜材料視張氏豐富奚止十倍！惜草創未半，中纂止修；未知何時，可與世人相見？
    雖然龍榆生在文中行文略有隨意，如說《詞林考鑒》範圍“自唐迄清”，就現有材料來看，不僅況周頤並無續清代部分的設想，連劉承幹所謂“補輯”也未說過包括清代在內的話。所以“草創未半”之說，未免率意。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上半年，龍榆生仍徑稱此書《詞人考鑒》，則更可證明其寓目者，當為況周頤原稿。龍榆生很可能只是瀏覽過此書中的部分內容。《天風閣學詞日記》1953年9月20中的一段記載，或許給我們以一定的啟示。其語曰：
    晨九時與朱、沈二君冒雨往上海博物館訪榆生，一別十餘年，已兩鬢繁霜如老翁矣。謂蕙風先生為劉翰怡所抄之《詞林考鑒》，積稿可三四尺。劉尚健在，此稿不知何在。(榆生所抄僅七八本耳。)[27]
    這是龍榆生親口對夏承燾述及況周頤為劉翰怡編纂《詞林考鑒》之事，龍榆生提到的《詞林考鑒》當是“歷朝詞林考鑒”的簡稱，1923年元前部分編竟時，劉承幹、況周頤、朱祖謀、趙尊岳諸人正稱此書名。而刪訂本在第一次刪訂之後即已經定名為《歷代詞人考略》了。龍榆生在五十年代中期仍以“詞林考鑒”稱此，這意味著龍榆生提到的“積稿三四尺”乃是指原稿的規模，而自稱抄錄七八本，當也是指抄錄況周頤原稿而言，而這七八本也很可能成為龍榆生編纂《唐宋名家詞選》的主要參考範圍。夏承燾在獲悉龍榆生抄錄七八本《考鑒》後，曾致信龍榆生，希望能寫出《詞林考鑒》的引書目[28]，蓋素聞況周頤此書徵引繁富也。龍榆生是否遵囑寫出此引書目？從夏承燾日記中看不到端倪。但1955年2月24日，夏承燾曾收到龍榆生寄來的一冊《詞林考鑒》，此冊在夏府盤桓了三個多月後，又寄回給了龍榆生。[29]此後日記再無有關此書的記錄。2014年5月8日，筆者曾致電龍榆生次子龍英才先生，問詢龍榆生抄本下落。龍英才先生次日回復在其府上並未發現此抄本，又轉詢其姊龍雅宜女士，也未發現此抄本。
    《歷代詞人考略》至少有刪訂稿及可能以《歷代詞林考鑒》為名的況周頤原稿本兩種版本。如今，入藏南京圖書館的刪訂本《歷代詞人考略》已經影印出版，此本因經過朱祖謀、羅振常、羅莊、劉承乾等的簽注、刪訂、補輯，已非況周頤原稿面目。夏承燾日記側重記載的正是況周頤原稿的線索，但至售賣給開明書店而再無音訊，今雖獲知原稿藏中華書局，但此稿如何從開明書店流傳至中華書局，仍有待考察。
    《歷代詞人考略》一書編纂於1917年8月至況周頤去世的1926年8月，如果加上初議此書的1916年1月，實際上持續了十年的時間。況周頤生命的最後十年正是其詞學理論提煉、集成的時期，如《餐櫻廡詞話》《蕙風詞話》等，便體現了況周頤詞學的基本立場。但因為況周頤詞學有著明確的源流脈絡，如王鵬運、朱祖謀的詞學便滲透其中，況周頤的詞學思想便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制約，而在代撰的《歷代詞人考略》中，況周頤便再無這些束縛，可以最大程度地表達出自己的詞學觀念。故從探究況周頤詞學思想的深沉底蘊而言，也許《歷代詞人考略》更值得關注。
    二、關於況周頤之“狷狹”
    民國年間，況周頤的狷狹堪稱聞名遐邇。《天風閣學詞日記》1934年11月30日記曰：
    翰怡嘗宴蕙風，而誤書“況”為“况”，蕙風大不悅，曰：“勇士不忘喪其元，是喪予元也。”彊村強邀之，始去，終席悒悒。其狷狹如此。[30]
    此雖是記錄吳梅的追憶，但也可得相關旁證。況周頤長婿陳巨來之友人步章五曾于其《林屋山人集》卷十三有《蕙風遺事》21則，其19則云：
    先生之姓，從氵從兄。時俗不察，多誤作“境况”之“况”。有折柬相邀，誤書“况”字者，先生不往。曰：“字且不識，尚欲識吾耶？”[31]
    看來當時誤“況”為“况”的情況時有發生，況周頤的“大不悅”因此也便傳開了。但況周頤對此的不滿其實也可理解，畢竟涉及到姓氏這家族之“元”的根本問題，況周頤的狷狹在這個層面其實就是一種認真和嚴謹。
    與此“狷狹”相呼應，《蕙風遺事》第6、8、12則云：
        
    先生生平負奇，不少諧俗。余作挽聯云：“一生負奇氣，四海失詞宗。”語雖簡，紀實也。
    先生善飲酒，喜拇戰，歡呼跳躍，其飲始暢。至老不衰。或以為勸，終不肯聽，蓋氣盛不肯讓人也。
    先生嘗攜雪豔（引者按，雪豔姓潘，乃當時女伶，由步章五介紹認識）至吳昌老處，立求昌老為雪豔作畫，昌老未允。則命取昌老舊贈先生畫至，求題數語轉贈雪豔，昌老亦未應。先生不悅，退謂余曰：“吾今生不見此老矣！”孰識此言竟成語讖哉！[32]
    不諧俗、不聽勸，其為人任性之脾性於此可見一斑。但細味其事，況周頤的這種喜怒形於色正是其性格真率的體現。
    吳梅對況周頤似乎心懷偏見，譏其所編“征略”為“征詳”，說其為人狷狹，等等，都明顯帶有一定的情緒。這也與前引王國維信中說及況周頤“在滬頗不理人口”之說也相吻合。譬如，曾為況周頤《歷代詞人考略》一書制定刪訂條例並為之校補的羅振常，也是對況周頤深相排斥的。1987年，羅振常二女羅仲安曾追憶說：
    長姊羅莊擅長宋詞，蕙風欲收為學生，先父未同意。觀堂亦賞識長姊詩才，並欲為其詞集作序，先父十分欣喜，欲命長姊拜觀堂為師。[33]
    羅仲安所述是有事實背景的。羅莊母親張筠丁卯季夏撰《初日樓續稿序》言之頗為分明：
    ……莊于詞尤好，而所作亦工於詩，出語多驚耆宿。海甯王忠愨公嘗于亡侄君楚福萇許見所作，謂閨秀安得如許筆力，稱異者再。及初稿刊成，況夔笙太守周頤謂其立意新穎，語多未經人道。[34]
    羅莊夫婿周子美亦于《初日樓遺稿序》中言其在當日詞界之影響云：
    孟康內子雅擅倚聲……早年即有集行世，人多激賞之。時朱彊村、況蕙風兩前輩方結詞壇於海上，頗喜汲引後進。聞況蕙風甚欲致孟康于女弟子之列。[35]
    此可見況周頤對羅莊詞學才華的欣賞原本是非常純粹的，但羅振常何以如此抗拒呢？羅振常曾說：
    (莊)尤工於長短句，上者直追馮、歐，近代造詣及此者，能有幾人!乃舉世方沉迷於某派，非秦者去，為客者逐，致陽春之奏反不足與下里同稱。然汝果能北面于當代宗工，藉其揄揚，則又可抗衡《漱玉》，淩駕《斷腸》，睥睨一世矣。而汝不為也。顧海甯王忠愨公嘗閱汝之作，詫為女子中所未見。別有不知姓名者著論推崇，則亦非全無知音。果其所刊，不隨秦火而毀，決其必傳於後。[36]
    這裡再次提到王國維對羅莊詞的欣賞，可與張筠序中所述對勘。但羅振常的這段文字其實別有宗旨，在闡明羅莊詞的藝術成就之餘，更重要的其實是說明羅莊的詞風與晚清民國以來的主流詞風趣尚不同，而且這種不同在羅振常來看，並非可以兩存其說，而是正與變的關係。文中提到的風行當世的“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的“某派”，正是以朱祖謀、況周頤等為代表以崇尚吳文英為核心的民國主流詞壇。這是羅振常追求“和雅”的詞學觀所決定了其與夢窗詞派的分歧之處。今觀羅振常為撰條例之用語，如“貪多務得”、“遺譏大雅”、“任情拉扯”、“辱沒衣冠”、“最無意味”等等。[37]此雖是針對《考略》原稿而言，但其中未嘗沒有特定的情緒在內。
    王國維對況周頤的印象在最初基本來自沈曾植，因為其自述“在滬半載餘，惟過乙老談，孤陋可想”[38]，故說況周頤在滬上不理人口，很可能也來自沈曾植，事實上，沈曾植也確實對王國維說過況周頤“其人性氣極不佳”的話[39]。但王國維其實是自我判斷能力極強的人，隨著他與況周頤交往的增多，他對況周頤的印象也就不一定受限於沈曾植了，即如其致信羅振玉也稱讚其志氣、議論和文彩。王國維在致羅振玉信中特別提到“其追述浭陽知遇，幾至涕零”之事，實際上倒是王國維頗為認同的。浭陽即端方。況周頤為其幕客時曾代其撰《匋齋藏石記》，“零文墜簡，多所諟正，旁籀博稽，莫不贍舉”[40]，深得端方賞識。所謂知遇之事之本末，張爾田曾有語述及：
    夔笙為兩江總督端忠敏(方)幕客，為之審定金石，代作跋尾，忠敏極愛之。時蒯禮卿(光典)亦以名士官觀察，與夔笙學不同，每見忠敏，必短夔笙。一日，忠敏宴客秦淮，禮卿又及夔笙。忠敏太息曰：“我亦知夔笙將來必餓死，但我端方不能看其餓死。”夔笙聞之，至於涕下。……噫!忠敏之愛才，無愧明珠太傅，而夔笙知己之感，雖死不忘，尤可念也。[41]
    張爾田立於兩端追憶此事，堪稱公允。而如果蒯禮卿果然是因為與況周頤其學不同，而每見端方必短況周頤，則倒顯出蒯禮卿的狷狹反而在況周頤之上了。王國維曾作有專為哀悼端方的《蜀道難》一詩，為客死四川的端方招魂。[42]則面對況周頤對端方的感恩，王國維的認同自然應是主要的。
    況周頤的“不理人口”可能更多是因為其性格中的獨立甚至張狂意識。羅忼烈曾說：“或謂況蕙風嘗問詞於端木埰，切磋于王半塘，然半塘與彊村書，言其目空一切(見光緒刊本《彊村詞》卷首)，蓋桀驁不群之士，多自我主張，鮮有俯仰因人也。”[43]這倒顯出況周頤的不凡之姿了，況周頤的“自我主張”其實見於其為人為詞很多方面，如其《蕙風詞話》中標舉承王鵬運而來的重拙大說，在門面語之外，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便常常逸出其思，從而使重拙大說內蘊的矛盾突顯出來，這除了與況周頤素持的詞學觀念與王鵬運之說有難以契合處之外，也可能與其“鮮有俯仰因人”的天性有關。
    “蕙風好罵，於彊老也不滿”[44]，似乎也是滬上不少人熟知的。但朱祖謀對況周頤的推許並不因此而改變，這自然引起了當時一些人的不滿。張爾田就直言不諱地說：“蕙風《詞話》標舉纖仄，堂廡不高。重拙指歸，直欺人語。愚昔年即不以為然。而彊老推之，殊不可解。彊老與蕙風合刻所為詞曰《鶩音集》，愚亦頗持異議。”[45]而況周頤的詞見重於當世，在張爾田看來，也未始沒有王國維的揄揚之力。1936年3月18日，張爾田致信夏承燾說：
    蕙風生平最不滿意者，厥為大鶴。僕嘗比之兩賢相阨。其於彊老恐亦未必引為同調。嘗謂古微但知詞耳，叔問則並詞而不知。又曰：“作詞不可做樣。叔問太作樣，太好太好。”實則大鶴詞曲絢爛歸平淡，其絢爛處近於雕琢，可議；其平淡處斷非蕙風可及，不可議也。在滬時與彊老合刻《鶩音集》，欲以半唐壓倒大鶴，彊老竟為之屈服，愚殊不以為然。惟亡友王靜安則極稱之，謂蕙風在彊老之上。蕙風詞固自有其可傳者，然其得盛名于一時，不見棄於白話文豪，未始非《人間詞話》之估價者偶爾揄揚之力也。大鶴為人，不似蕙風之少許可，獨生平絕口不及蕙風。[46]
    張爾田在晚清民國詞壇，屬於人脈廣泛者，故其接觸之人或耳聞故實料亦甚廣。況周頤與蒯禮卿、鄭文焯等的矛盾自然可進一步掘其微妙之處，但張爾田本人的心態似乎也不穩定，譬如關於況、鄭詞高下之評、聯合朱祖謀壓制鄭文焯之事、得王國維稱許而馳名詞壇等，出言似皆略有草率。至少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況周頤的批評已具相當的鋒芒，“揄揚之力”真不知從何說起。
    對況周頤十分厭倦甚至要專門留下文字，希望況周頤“遺臭萬年”的還有文廷式。他在《知過軒譚屑》中說：
     況周儀者，廣西舉人，捐內閣中書，其素行捐薄。壬辰，妻卒不數月，而續娶河南申氏女。申氏頗富，至癸巳三月有孕，況乃誣其與人奸私，非己之有，謂其妻母曰：“與我銀三千，我則承之，否則休棄” 云云。於是一時聞者無不駭怪，以為衣冠之敗類。況之講詞曲，亦詞曲之辱也。此等謬戾之徒，吾懼其小小著述，或有流傳於後，特書其十之一二，以正告後人。[47]
    今檢鄭煒明等撰《況周頤年譜》，於壬辰年(1892)之下，並未言及有續娶申氏女一事，倒是將納吳姬卜娛為妾事系於此年。其間是否有誤“卜”為“申”張冠李戴之事，容再細審。但據《文雲閣先生年譜》，壬辰、癸巳之年，文廷式與況周頤確都在京師，且有一定交往，則其所記況周頤之事或當有所本。從文廷式諸如“素行捐薄”“衣冠之敗類”“詞曲之辱”“謬戾之徒”等用語來看，其對況周頤的惡感程度十分深，不僅對其行為極為不恥，連同其詞曲之學也一併徹底否定。而文廷式為擔心後世讀其“小小著述”而不知其人之，特地將其心目中不光彩的行為用文字記錄下來昭告後世，其棒殺之心不可謂不烈了。
    以上關於況周頤的這些評判大多是聚會話聊而及或書信所述，若非夏承燾在日記中有心摘錄保存，這些珍貴的文獻就很難為後人獲知了。而驗之其它相關文獻，可見夏承燾所述多合乎事實。通檢日記，凡當時知名詞人、詞學家及其交往關係，重要著作如《清詞鈔》等的倡議及編著過程，若干重要的研究設想，等等。凡此都在日記中有相當詳盡的記錄。這與夏承燾自身廣博的研究格局及與當時學人的廣泛交遊有著十分緊密的關係。以此而言，欲瞭解20世紀的詞學生態，《天風閣學詞日記》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豐富資源。上述僅與況周頤相關的材料，已可釋去有關《歷代詞人考略》一書和況周頤其人脾性的不少疑問，則夏承燾日記的價值不僅可貴，而且無可替代。
    注释：
    [1]《歷代詞人考略》(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年，第1556頁。
    [2]《夏承煮集》第五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頁。
    [3]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頁。有學者誤讀此信，以為王國維代劉承幹撰此《歷代詞人征略》。參見陳鴻祥《王國維年譜》，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200頁。陳譜並引唐圭璋語曰：“北京某圖書館有《歷代詞人小傳》，實為王靜安先生撰。”按，唐先生此語不知究出何處，僅見陳譜引用。陳譜附錄一《王國維著譯書目》之七《疑為他人代磚、尚待查訪者》第一即列此《歷代詞人征略》，括注“亦名《歷代詞人小傳》”，並說明曰：“據王氏書劄，此書乃代劉承幹(翰怡)輯。”第344頁。李性忠《海上相逢書友情——王國維在滬期間與劉承幹的交往》一文也持此說，參見《圖書館雜誌》2000年第7期，第27頁。
    [4]馬興榮《況周頤年譜》，《楚雄師專學報》1999年第4期，第7頁。鄭煒明《況周頤先生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287頁。
    [5]曹紅軍懸想蕙風此書早成於清亡之際，晚年居滬貧困不繼，至賣文為生，無力刪訂、刊行舊作，致使手稿散落為劉承幹所獲，遂重加刪訂繕寫，以成今日之貌。此乃純粹無根之詞。參見曹紅軍《歷代詞人考略影印前言》，《歷代詞人考略》(上)，第6頁。孫克強說此書在民國初年產生重要影響，也不符合事實。參見孫克強《〈歷代詞人考略〉作者考辨》，《文獻》2003年第2期。
    [6]劉承幹《求恕齋日記》51冊，今藏上海圖書館，另有解放後數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
    [7]參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頁。
    [8]《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38頁。
    [9]曹紅軍《〈歷代詞人考略〉影印前言》，《歷代詞人考略》(上)，第6頁。關於刪訂者的身份，徐豔珠基本上接受了曹紅軍的看法，參見其《被忽略的存在——〈歷代詞人考略〉引用〈人間詞話〉情況概說》，《九江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10]《歷代詞人考略》(下)，第773頁眉批。
    [11]況周頤《餐櫻廡漫筆》，《申報·自由談》，民國十四年(1925)2月18日。
    [12]參見王國維1913年1月5日致繆荃孫信，《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第47頁。
    [13]況周頤有時為求一字之真而遍檢各書，如趙汝愚字子直，但《陽春白雪》則署“子真”，為求確解，況周頤曾翻檢諸書，其精嚴可知。參見《考略》卷三十“趙汝愚”名下按語，1202頁。
    [14]劉承幹《求恕齋集》，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15]以上關於書名稱呼的變化，參見《求恕齋友朋書劄》、《求恕齋函稿》，上海圖書館藏。
    [16]《歷代詞人考略》(下)，第1546頁。
    [17]參見饒宗頤《詞集考》，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22頁。
    [18]參見《詞壇消息》，《詞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第216頁。
    [19]此序在解放後版本中被抽去。此轉引其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頁。
    [20]孫克強《〈歷代詞人考略〉作者考辨》云：“《考略》中的‘按語’乃代劉承幹立言，涉及對所論詞人的詞學淵源、風格的評論、文獻的考辨等，龍榆生等人所引即出自‘按語’。”作者恐未一一覆核原書，致有此誤。《文獻》2003年第2期，第210頁。
    [21]參見龍榆生編選《唐宋名家詞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5、29、31、42、65、154-155頁。
    [22]參見龍榆生編選《唐宋名家詞選》，第27、52、98、164、170、200頁。
    [23]參見龍榆生編選《唐宋名家詞選》，第166頁。
    [24]參見龍榆生編選《唐宋名家詞選》，第56、161-162頁。
    [25]參見龍榆生編選《唐宋名家詞選》，第160-161頁。
    [26]此文收錄于張鳳等編《創校廿五年成立四周年紀念論文集——國立暨南大學紀念刊物之一》，國立暨南大學秘書處印務組發行，1931.6.12，“學術”第7-16頁。
    [27]《夏承燾集》第七冊，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第347頁。
    [28]《天風閣學詞日記》1954年5月10日。
    [29]參《天風閣學詞日記》1955年6月1日。
    [30]《夏承燾集》第五冊，第341頁。
    [31]轉引自林玫儀《況蕙風研究資料補述》，《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頁。
    [32]轉引自林玫儀《況蕙風研究資料補述》，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輯，第517、518頁。
    [33]此轉引自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所錄羅莊《海東雜記》題注，編者稱乃由陳鴻祥《王國維年譜》引羅仲安劄中錄出此節文字，但筆者粗檢一過，竟未覓見。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355頁。
    [34]《初日樓稿》，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頁。
    [35]《初日樓稿》，第107-108頁。
    [36]羅振常《祭長女莊文》，《初日樓稿》，第115頁。
    [37]《歷代詞人考略》(下)，第1545-1547頁。
    [38]參見王國維1916年9月14日致羅振玉信，《王國維全集》第15卷。
    [39]《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38頁。
    [40]馮幵《清故通議大夫三品銜浙江補用知府況君墓誌銘》，轉引自寒冬虹《新見況周頤墓誌銘拓本》，《文獻》1994年第1期，第282頁。
    [41]張爾田《近代詞人逸事》，《詞學季刊》第二卷第四號，第175頁。
    [42]王國維1912年12月致信鈴木虎雄云：“近作《蜀道難》一首，乃為端午橋尚書方作。”《王國維全集》第15卷，第62頁。
    [43]《況周頤先生年譜·序二》，鄭煒明《況周頤先生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44]《天風閣學詞日記》1935年6月14日，《夏承燾集》第五冊，第389頁。
    [45]《天風閣學詞日記》轉錄張爾田1936年3月致夏承燾信，《夏承燾集》第五冊，第433頁。
    [46]《天風閣學詞日記》，《夏承燾集》第五冊，第435頁引。
    [47]文廷式《知过轩谭屑》，王尔敏本抄，刊中山学社主办《近代中国》第18辑，上海社科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页。
    原载：《词学》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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