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从主“雅”到尚“丽”：文学自觉与奏议文文体风格的变化 两汉社会笼罩在浓厚经学氛围中，自汉武帝之后以儒生为官吏，奏议的创作主体由秦朝的专职文吏变为儒生。儒生的创作使经学渗透在奏议中，造成了这一文体呈现出“典雅”的风格特征。公孙弘对这类文章就有“尔雅深厚”的要求，《文心雕龙·奏启》言“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4]422他在《时序》篇中也指出两汉儒风对文章的影响。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谈到班固等人的文章时说道：“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味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10]78来裕恂《汉文典》也指出两汉奏议具有“雅健”的风格，“贾谊、晁错之奏议……雍容揄扬，彬彬乎有三代之风。是以西京文章，最为雅健。”[11]8689-8690从两汉奏议来看，“雅”是士人自觉的追求，这种风格的形成根源即在儒生以经学介入奏议，在提高文体品格的同时也将儒家经典渊懿典雅的风格渗透在奏议文中。[12]刘勰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4]530，在他看来奏议文的风格是趋向典雅的。 詹福瑞先生认为奏议文“典雅”的风格指的就是“风清骨峻”，其实就是从“义”和“言”的角度来理解。首先，奏议文的典雅指的是文章之义合乎经义大道。刘勰言“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4]505汉代儒生地位的上升造成了儒学对奏议文的渗透，其议论必缘经术，刘勰《文心雕龙·议对》言奏议文“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4]438，来裕恂《汉文典》指出汉人如刘向、扬雄等“本经术为文章”[11]8690，“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10]74我们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可以看到这一特点：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13]2501 胡朴安《读汉文记》言董仲舒《天人三策》“正谊明道，粹然儒者之言，文亦儒者之文也。”[11]9067并以“尔雅”概括董生文章的风格。匡衡的奏议之文在两汉也颇具代表性，《汉书》言“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13]3332，观其奏议确实以儒术为本。他在说理之时皆以儒经概括宗旨，据经义以为论据，“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13]3335其奏议旨在劝导君主施行儒家礼治，正是“志在典谟”的表现。[4]408 其次，奏议文的“雅”还指文辞雅洁，即刘勰反复强调的“繁约得正”“辞亦通畅”。[4]422刘勰对这类文体作了详细论说： 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4]438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4]422 刘勰此段议论是就文辞而言，他反对为文繁缛而害辞义，要求文章的“义理”与“辞章”相互配合，所谓“言必贞明，义则弘伟”。[4]408既要有历史依据，所谓“采故实于前代”，又要有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即“观通变于当今”。总的来说是要求这类文体言事明了，以“辨析疏通为首”并且要文辞雅洁，不能以繁缛的辞藻为追求而失其大体。 刘勰的主张其实也是针对两晋以来文风浮艳的现状。事实上，从七子开始已经开两晋追求华藻的先风，刘师培《论文杂记》论及汉魏文学风气的迁转曰： 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11]9491-9492 奏议文属于无韵之笔，在汉代多用散体，建安七子时这类文章已经出现讲究骈文丽辞的趋势了。所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8]67虽然曹丕主张奏议宜雅，但事实上陈琳的章表已经存在略有繁富的特征，这里的繁富当然就文辞而言，已经不同于两汉的典雅而有华丽的倾向。 到了曹魏时期，奏议类文体已经不单纯是公文，曹操的幕僚大多有文学之才，这些文人的创作掺入了许多文学的因素，是以奏议的风格开始由东汉主“雅”而渐变为曹魏尚“丽”： 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4]408 公干笺记，丽而规益。[4]457 (繁钦)其所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 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4]439 鱼豢《典略》谈到繁钦的书作皆有“巧丽”的特点[7]603，而刘勰更是在《文心雕龙》中屡次提到曹魏奏议文的尚“丽”倾向，所以他针对这样的倾向提出“华实相胜”的意见。李充在《翰林论》也反复强调奏议不能以华丽的辞藻为主要的追求，“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8]560，“驳不以华藻为先”[8]560。从李充着意强调这点我们可以推测魏晋时期奏记类的文章可能出现了普遍追求华丽辞藻的情况，至少是存在追求华藻的现象，因而李充在论及这一文体时要特别加以强调。刘熙载曾言“汉魏之间，文灭其质。以武侯经世之言，而当时怪其‘文采不艳’。”[10]86诸葛亮的公文之作在魏晋间受到了“文采不艳”的批评，这也可从侧面证明当时奏记等公文确实有追求辞藻的倾向。③ 西汉以来奏议之文多为散文，至汉魏之际开始渐人俳丽，事实上我们当时奏议文的创作并不难看出这点，如钟繇《贺捷表》：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险冒寒。臣以无任，不获扈从，企仰悬情，无有宁舍。即日长史逮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将军运田单之奇，厉愤怒之众，与徐晃同势，并力扑讨。表里俱进，应期克捷，馘灭凶逆。贼帅关羽，已被矢刃。傅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祸淫，不终厥命。奉闻嘉憙，喜不自胜。望路载笑，踊跃逸豫。臣不胜欣庆，谨拜表因便宜上闻。臣繇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臣繇上。[8]239 钟繇此文，文末七句为体式要求，故而不是四言，其余文字基本都是整齐的四言句，文字骈整。陈群荐管宁表云： 臣闻王者显善以消恶，故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伏见征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前虽征命，礼未优备。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禄；先儒郑玄，即授司农。若加备礼，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论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8]263 此文先言管宁学行优异，应该备礼征辟；再言前人旧典，说明朝廷征辟合于礼法；最后言征辟管宁之益处。全文要而不烦，颇有法度。这篇表在叙述以上各项时文字十分骈整，讲究对仗，显得颇有文采，这与刘勰“繁约得正，华实相胜”的主张相合。[4]408由此可见当时奏议文追求骈文丽辞之一斑。④ 奏议文在建安至魏晋开始讲求“丽”，这是当时社会审美意识变化的结果。汉代由于经学的影响与渗透，奏议追求“典雅”的风格，但伴随着汉代经学的衰落，人们渐渐趋向于文学的审美性，开始注重“丽”。曹丕“诗赋欲丽”、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等等的主张都是这一审美变化的体现。从奏议文在汉晋之间风格的迁转，我们看到在经学衰落、文学自觉的历史背景下，文学的审美发生的转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