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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奏议文在秦代被视为“政事”，到了汉末、建安时期随着经学衰落，这一文体获得了独立地位，并得到了当时文学批评者的关注。由于汉代儒学占据思想的中心，儒生是奏议文创作的主体，奏议文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学、经学的渗透与束缚，呈现出“雅”的风貌。但在魏晋时期随着经学中衰与文学审美性的自觉，这一文体的风貌发生了转折，开始追求文学形式的“丽”。到了南朝随着对“辨体”意识及文学审美性的认知进一步增强，出现了重“文”轻“笔”的文体观念，属于“笔”体的奏议文文体品格出现了下降。纵观奏议文在汉魏六朝的文体演变，我们发现这都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变迁是合拍的，其背后是不同时代文学观念与文体意识的改变。 关 键 词：奏议文/文体独立/风格变化/品格下降/文学变迁 作者简介：王勇(1987- )，男，安徽合肥人，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汉魏六朝文学史与批评史研究。 汉魏六朝是文体大备的时期，文章辨体是这一时期文论的重要特征，标志着文学摆脱经学束缚而走向“自觉”。奏议文的文体独立与相关理论的总结也在这一时期。在目前学界对汉魏六朝文体的研究中，奏议文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①现有的研究对奏议文体在先秦以来的发展做了详细梳理，对汉魏以来奏议的风格与体式展开了研究，廓清了研究对象，使我们对奏议文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但现有的研究对奏议文与汉魏六朝文内在关联注意不够。本文拟以奏议文为研究对象，勾勒这一文体在汉魏六朝演变发展的轨迹，通过揭示其演变的原因，从而透视汉魏六朝文学的变迁。 一、从“政事”到“文学”：奏议文在东汉的文体独立 奏议文属于臣下向君主的上书，“因其时代或所陈述的内容不同，而分为章、奏、表、议、疏、启、劄子、弹事等不同的体类和名称。”[1]这一文体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尚书》，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概括道：“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2]在战国时代开始被称为“书”，如《苏代遗燕昭王书》《乐毅报燕惠王书》及李斯《谏逐客书》等。秦统一天下后，这类文体被统称为“奏”。然而，在秦朝奏议的地位并不高，属于文吏掌管的文书。贾谊言“善书而为吏耳”，王充谓“文吏晓簿书”[3]256，这些“书”“簿书”指的就是包括奏议的案牍公文。刘勰《文心雕龙》称这些公文“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4]457此时奏议这类文体就属于“政事”公文，并不具有独立的文体意义。到了汉代，这类文章发生了蜕变。 在西汉后期刘向《七略》中分为“六艺略”、“诸子略”与“诗赋略”等，奏议文尚未独立，被分别收录在“七略”中，如“诸子略”“儒家”类中有“陆贾二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宽九篇”、“公孙弘十篇”，等等。徐公持先生认为这些著录的文献虽未具列“篇”名，但可以相信其中包括不少朝政文章。[5]到了东汉王充的时候章表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极大提高，王充《论衡·超奇》曰： 抒其意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3]278-279 在王充看来能够上书奏记的人可以称为文人，而这类人仅次于鸿儒而高于通人与儒生。在王充那里，他几乎承认了奏议的文体地位，但他所言的上书奏记是以“采掇传书”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类奏议文是经历儒学渗透的产物。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奏议类附于六经，《尚书》类列奏议四十二篇，《礼》类列奏议三十八篇，《春秋》类列奏议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直到《后汉书》才开始专门著录奏议文体，这也是奏议文文体独立的标志： (蔡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6]2007 (桓谭)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6]961 (班彪)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6]1329 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6]1441 (马融)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6]1972 在这里，章、表、书、记列于诗赋及其他文体之后，说明它们已经被归入文章一类，脱离了秦代文书的地位而成为与诗赋、铭诔并列的文体。然而，此时并没有关于奏议这一文体的评论，对这一文体的讨论实则是建安时期的事了。 到了建安时期，奏议等文体被文学家们注意，关于这一文体的批评也随之展开： (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7]602 (繁)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其所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7]603 (应)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7]604 (夏侯)惠字稚权，幼以才学见称，善属奏议。[7]273 (杜)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7]507 (文)立章奏诗赋论颂凡数十篇。[7]1033 陈琳、阮瑀、繁钦、应璩等都是建安时代的文人，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安时期奏议文体与诗赋、论等文体并列，成为独立的文章类已不复存在疑问了。《三国志》裴注引《魏书》言“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7]638《魏名臣奏议》的编纂表明这一文体在当时已经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了。②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后汉书》这种“类列式”的著录方式中，诗、赋、铭、诔等文体在前，而章、表、奏、记、书、议等文体在后。 秦汉时奏议属于官员必须熟悉的文书，到了曹魏情况则发生了变化，《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注引《典略》曰：“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7]599钟繇、王朗与王粲的对比恰恰说明曹魏时期奏议已成为文人擅长的文体。不仅如此，奏议已经开始受到广泛议论与批评，曹丕就指出陈琳、阮瑀擅长章表书记，并说二人的奏记是建安时代的杰出代表。繁钦长于奏记这类文体，甚至超过诗赋，其书记已经出现了“巧丽”的特征。根据上述证据我们可以说曹魏时期奏议文体已脱离秦汉“政事”的范畴而进入“文学”之列，奏议文体地位的上升也大致在建安时期。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奏议置于文学四科之首，他在《典论·自叙》中言“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8]81，也是将奏议这类文章置于诗赋之前。与此同时，他将奏议这类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8]83刘勰也认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4]407。他们的意见改变了秦汉时期这类文章属于文吏“簿书”的认识。曹丕作为建安文学的主要作家，他对奏议文的重视提高了这类文体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奏议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风格：“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8]83他对四类文体的风格做出了区分，并对作家的奏议文展开了文学批评。在《与吴质书》中曹丕提到了陈琳、阮瑀这类文章时说：“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8]67后来文论家陆续对这一文体的特征及美学风格展开了论述，陆机《文赋》提出“奏平彻以闲雅”[8]1025，意见与曹丕一致。李充《翰林论》残存的八条议论中也有四条有关这类文体的评论，“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8]559-560李充肯定了奏议这类文体的文学属性，这又是奏议类文体从秦汉“政事”转变为魏晋“文学”的一个很好证据。李充还谈到了奏议文体的实际功用，“在朝辨政而议奏出”[8]560，他将奏议视为在朝廷讨论政事的文章，这与刘勰的认识是相近的。李充主张奏议之文不宜以华藻为先，而应以志虑远大为根本，“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8]560这与刘勰对章表“言必贞明，义则弘伟”的要求接近[4]408，其主张仍然可以视为陆机、挚虞等以道理情志为本，以形容词藻为末的一派。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与颜之推“文本于五经”的说法，刘勰言“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4]22-23，颜之推言“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9]。刘、颜二人关于具体文体的渊源意见并不统一，但我们看到，在他们的论述中，奏议类文体也是源于五经的，他们并非否认文学的独立地位，而是借源自五经来提高文学的地位，这一意见毫无疑问将奏议文的地位提高了。至此，奏议这类文体从秦汉文吏的政事公文，经由儒生的介入而发生蜕变，在魏晋转变为与诗、赋、铭、诔并列的独立文体。伴随着这一文体地位的上升，其美学风格也发生了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