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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独创章回小说，作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取材，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命运等人生问题。《醒世姻缘传》虽然给主要人物安排了两世冤冤相报的因果关系，但中心内容还是写狄希陈受恶妻悍妾凌虐的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写出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西周生云：“君子有三件至乐的事”：“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乐事。”(15)只有妻子贤惠，婚姻美满，才是人生幸福的基石。狄希陈的遭遇就是这一观点的反证。李绿园作《歧路灯》，开门见山阐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姿禀必敦厚，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往来的亲戚，结伴的学徒，都是些正经人家，恂谨子弟。”“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是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似以水浇石，一毫儿也不入；遇见正经老成前辈，便似坐了针毡，一刻也忍受不来；遇着一班狐党，好与往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毫无救医。”(16)作者强调的是家庭教育、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小说写官宦子弟谭绍闻少年失祜，寡母娇惯，误入歧途，与一群浮浪子弟往来，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以致家产败尽，走投无路。后来在义仆和父执的规劝下，悔过自新，浪子回头，潜心读书，考中副车，选授县令。作者用谭绍闻的一生中正反两段经历来警醒世人。无论是西周生，还是李绿园，还是秉承传统的人生哲学或一些受异端思想影响的文人作家，他们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更为深邃。吴敬梓曾多次参加科举，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清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本质，人到中年，他不再参加考试。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作者借王冕之口指出：“这个法(八股取士之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17)并看星象说“一代文人有厄!”考科举、走仕途的人生道路为他所彻底否定，那么一个文人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作者自况的杜少卿认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他和一些朋友捐资修建泰伯祠，春秋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18)。祭祀大典轰轰烈烈，盛况空前，其实于礼乐政教并无裨益，最后泰伯祠是破败不堪。当年主持祭祀大典的名士，“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19)。被闲斋老人誉为“中流砥柱”的一群名士，并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有曹雪芹影子的贾宝玉厌恶读四书五经，不愿结交那些为官作宰的人，拒绝走仕途经济的传统道路，只愿在女孩儿堆里厮混，找不到一条安身立命的人生出路，最后只能只身出家，遁入空门。在世俗的观念中，文人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考科举，为官作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明清文人作家，大多是举业上的失败者，他们在小说中探究文人的出路，否定科举仕途，却又找不到一条安身立命的理想途径，因而陷入了人生的迷茫与虚无。 小说创作需要丰富的人生经历、充沛的情感体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小说家的题材是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感情。他们所写的是他们观察人类之所得，人们的情绪与思想。有些将他们眼中的人生，赤裸裸地写出来，不管他是善是恶，还有些人便将表现在他们的想象中的理想生活写了出来。但不论他们是怎样地写，总以人生为对象的。”(20)明代文人叶昼早就说过：“世人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21)因此，小说家总喜爱写自己熟悉的人物，熟悉的生活。事实上，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有局限的，当帝王将相、做绿林好汉，小说家几乎都没有这种生活体验，他们的音容笑貌、穿着打扮、行为方式、心理活动，就难以准确把握。成之云：“写忠臣义士、忧国爱君如屈灵均、贾长沙之徒可也；写儿女生死相恋爱，如贾宝玉、林黛玉亦可也。而在小说，则宁写一贾宝玉或林黛玉。何者?前者事大而难见，后者事小而易明；前者或令人难于想象，后者则多属于直观的故也。”(22)难和易取决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世代累积型小说，从史书和前人的作品中取材，写历史或传说人物，属于“事大而难见”的题材。文人独创的小说，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写作家熟悉的人物，属于“事小而易明”的题材。因此两类小说在叙述故事、描写人物方面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 世代累积型小说最直接的源头是说话艺术，《三国志平话》为《三国志演义》的蓝本，《西游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关系也清晰可考。说话就是讲故事，说话艺人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需要把故事讲得生动曲折，富有传奇色彩。世代累积型小说依旧保留了说话艺术讲述传奇故事的特点，关羽过关斩将杀得惊心动魄，诸葛亮上演空城计让人提心吊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打得痛快淋漓，武松打虎则打得扣人心弦。这些故事大多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将故事渲染到神奇的地步，非常人所能为，非日常生活中所能见。这些作家写历史人物、绿林好汉、神魔鬼怪，他们没有这些生活体验，只能根据前人的记载，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作合理的想象，甚至借鉴说话艺人讲述故事的技巧和程式来叙述情节，快节奏、粗线条成为早期章回小说的显著特征。瞿世英指出：“我研究中国小说，觉得中国小说的病全由于两句话，即‘能记载而不能描写，能叙述而不能刻画。’”(23)瞿世英所说的缺陷基本符合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创作状况，之所以不能描写、刻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这些人物及其生活并不熟悉。 文人独创的小说，从个人的经历与见闻中取材，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属于同一类人物，甚至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作家感同身受。写小说就是写朋友、写家人、写自己，作家完全有条件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描写。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的神奇人物，传奇故事，大多是一些平淡无奇、庸常琐屑的小事，作家可以将这些日常生活写得细致入微，毫发毕现，高明的作家还可以从中发现新奇和美。拜颠生《海上繁花梦序》云：“痴仙生于沪，长于沪，以沪人道沪事，自尤耳熟能详。况情场历劫，垂二十年，个中况味，一一备尝，以是摹写情景，无不刻画入微，随处淋漓尽致，而其宗旨，则一以唤醒迷人，同超孽海为主，以是此书之出，尤为有功于世道人心。”(24)小说写苏州秀才谢幼安游历上海，流连青楼的故事。据《谭瀛室随笔》记载：“书中谢幼安，盖即孙君自况，桂天香为君所娶之姬人也。”(25)拜颠生说的是孙家振写作《海上繁花梦》的情形，实际上道出了文人独创章回小说的共同特征。《儒林外史》写吴敬梓熟悉的文人生活，匡超人吹牛撒谎，说自己刻了多少本书，是如何之畅销。牛浦郎冒名顶替，将他人的诗集据为己有。王仁王德见利忘义，为了一百两银子不顾骨肉亲情……这些人物和情节就是清代中叶文人生活的真实再现，难怪清代文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26)《红楼梦》所写的就是曹雪芹早年亲身经历过的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谈情说爱、饮酒赋诗、婚丧嫁娶、请客送礼、偷鸡摸狗、争风吃醋……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  子《林兰香序》云：“《三国》以利奇而人奇之，《水浒》以怪奇而人奇之，《西游》以神奇而人奇之，《金瓶》以乱奇而人奇之。今《林兰香》师四家之正，戒四家之邪，是人皆以奇为奇，而我奇之，而我以不奇为奇也，奚见哂为?”(27) 子对明代四大奇书之奇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他看到了四大奇书与《林兰香》的差别在于奇与不奇，则颇富见地。奇与不奇，不仅是明代四大奇书与《林兰香》的差异，也是世代累积型小说与文人独创小说的差异。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人物不是帝王将相、绿林好汉，就是神魔鬼怪、花妖狐媚，这些人物大多来源于历史和传说。中国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扬善惩恶。因此，古代的史书除了为一些清正廉洁、精明能干的大臣立传之外，也将一些奸臣贼子、贪官酷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史记》《汉书》都给佞幸、酷吏作传，《宋史》《辽史》列有奸臣传。章学诚论及史学时，首推史德，他说：“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28)在史书基础上演义的民间传说，更是将人物作泾渭分明的绝对化处理。根据史书和传说创作的章回小说，其人物描写明显存在非善即恶的类型化倾向。庸愚子评价《三国志演义》：“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流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29)孔明之忠、关张之义，还有刘备之仁、曹操之奸，均为某种道德观念的化身，非贤人即不肖，非君子即小人。人物的性格特征倒是十分鲜明，而其真实性则大打折扣，因此，鲁迅批评《三国志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30)。这种人物类型化的特点，并非《三国志演义》所独有，世代累积型小说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写现实生活中人，而现实中人并非“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31)，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才符合生活的真实，因此，文人作家独立创作章回小说，不再将笔下人物作善恶绝对化的处理，而是将他们写得和现实生活中人一样真实和复杂，很难给他们贴上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红楼梦》中两位最漂亮的小姐，林黛玉聪明伶俐，才华横溢，多次诗会，她都力压群芳，夺得魁首。她率真任性，多愁善感，想哭就哭，说恼就恼，却又多疑和小性儿，甚至有些尖酸刻薄。薛宝钗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而且多才博识，聪明能干，却又虚伪做作，世故圆滑。从《红楼梦》诞生之日起，拥林和拥薛一直互不相让。《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吴敬梓是以其至交冯粹中为原型创作的，作家既写了他的庸俗迂拙，对八股的执迷不悟，让他失去了一切的人生乐趣和创造才能。又写了他的忠厚诚笃，他真心诚意地规劝匡超人习八股考科举，听说匡生父亲病重，并不富裕的马二先生还资助十两银子，让他回家奉养父母。庸俗而又善良，马二先生就是如此矛盾的统一体。其他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其人物的典型化程度虽不及《儒林外史》《红楼梦》，刻画真实而普通的形象，则是此类小说共同特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批评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的现象，实际上，以小说炫才并非清代小说所独有，在文人独创小说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具体说，文人作家在章回小说中炫耀两种才学。一是炫耀诗才。古代文人大多会写诗，而章回小说又具有文备众体的特点，于是一些文人作家便在小说中写作了大量的诗歌韵文。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多出自下层文人之手，他们以才学自负，却又怀才不遇，因而在小说中大肆炫才。天花臧主人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最重要的作者，作有《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等小说十多种，他将《平山冷燕》又名之为《四才子书》，将《玉娇梨》与《平山冷燕》的合刻本命名为《七才子书》，即认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均为才子。《平山冷燕》中的主人公山黛便是诗才超群的少年才女，十岁作《白燕》诗便得到皇帝的赏识，皇帝赐玉尺一条，以量天下之才。山黛不仅诗才出众，而且词、曲、文、赋、书法、对联样样精通。另一才女冷绛雪和山黛一样。为了显示人物的才华，小说几乎成了一场赛诗会，书中近体古体、五言七言俯拾即是。这些诗词文赋虽然被作者分派给笔下的才女，而所有诗文均出自作者手笔，这既是显示才女的诗才，也是炫耀作者的才华。小说第四回总评云：“试看此三词一诗，虽杂入宋词唐诗中，亦不多让。”(32)《平山冷燕》系天花臧主人自著自评，作者对自己的诗词颇为自得。曹雪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小说《红楼梦》中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有些诗词是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有些是为小说中人物拟写，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葬花吟》《好了歌》《红楼梦曲》等等。仅《红楼梦》第五回就有十几首诗、一篇赋、十几支曲。大观园中多次结社赋诗，每次结社都有大量同题诗作，如第三十七回，探春开诗社，限题白海棠，限韵“盆”“魂”“痕”“昏”，限体七言律诗，探春、宝玉、宝钗、黛玉各作一首，湘云事后和诗两首，共作同题同韵七律六首。紧接着第三十八回，湘云结菊花诗社，共题十二首菊花诗，即《忆菊》《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残菊》，从不同的角度题咏菊花。黛玉和湘云各作三首，宝玉、宝钗、探春各作两首，均为七律。无论是海棠诗，还是菊花诗，虽然分派给不同人物，其实都是曹雪芹所作。作为小说人物的诗作，比作者自己写六首海棠诗、十二首菊花诗更难，因为他还要考虑到人物的身份、性格、修养与情感。脂砚斋于第一回“未卜三生愿”一诗旁批曰：“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33)这种限韵、同题诗的写作，恐怕不只是为了“传诗”，也有炫才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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