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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独创与章回小说的新变

http://www.newdu.com 2018-09-30 《江海学刊》 傅承洲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文人独创是中国章回小说最富有生命力的创作方式,它给章回小说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早期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取材于前代历史和传说,文人独创小说取材于发生在作家身边的故事。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关注社会历史问题,而文人独创小说更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世代累积型小说粗线条、快节奏讲述传奇故事,其人物存在善恶分明的类型化倾向,文人独创小说真实而细腻地描写日常生活,其人物与现实中一样逼真和复杂。文人小说家都会写诗,有些又是学者,他们在小说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炫耀诗才、卖弄学问的倾向。
    关 键 词:章回小说/文人独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新变
    作者简介:傅承洲,1958年生,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章回小说存在三种创作方式:一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所谓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指一部小说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它的主要人物与情节是众多作者集体创造出来的,不是某个作家独立完成的。中国早期的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都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在文人独创章回小说产生之后,世代累积型小说并没有就此消失,清中叶的《说岳全传》《隋唐演义》《雷峰塔传奇》等,晚清的《三侠五义》《八仙得道传》《七真祖师列仙传》等,也属于这一类作品。二是文人独立创作。文人独创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不同,这类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没有前人作品作基础,而是文人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观念虚构想象出来的。如《醒世姻缘传》《姑妄言》《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镜花缘》等。学术界一般将章回小说的创作方式作上述两种划分,徐朔方先生《明代文学史》将明代章回小说分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和“从集体创作中脱颖而出的个人创作长篇小说”,虽然他已经注意到“终于脱颖而出的个人创作和早已存在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之间,还存在着同时兼有个人创作和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双重性质的作品”①,但他主要是从明代的个人创作存在模仿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现象这一角度提出来的。事实上章回小说还存在第三种创作方式,它既不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也不属于文人独创,而是根据前人作品改编、增补和续写。如明末的时事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等,其重要人物与情节系根据当时的邸报和朝野史乘编写的。还有一些章回小说续书、补书,如《西游补》《水浒后传》《荡寇志》《续红楼梦》等,其主要人物均从前人小说中来,虽然立意和人物性格不完全相同,但前后的因袭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显然这类小说也不是个人独创。
    在讨论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时,《金瓶梅词话》是一部不能回避的作品,这部小说通常被认定为中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这样写道:“《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②其实这一结论并不准确,《金瓶梅词话》的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都是从《水浒传》中搬过来的,其故事框架也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的故事。仅凭这两点就不能认定他是文人独创。当然《金瓶梅》也并非世代累积型作品,文人作家的贡献远远大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世代累积型小说,其中众多的人物如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等以及大量的情节都是兰陵笑笑生的创造,它是章回小说从世代累积型创作向文人独创过渡阶段的作品。
    在上述三种创作方式中,文人独创无疑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创作方式,不仅取得了较其他创作方式更为杰出的成就,而且给章回小说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文人独创给章回小说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题材方面。世代累积型小说取材于前代历史和传说,文人独创的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早期章回小说大多从讲史、说经演变而来,《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水浒传》与《大宋宣和遗事》《西游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封神演义》与《五代史平话》的关系,经过几代学人的比较研究,已经非常清晰。早期章回小说的作者在利用讲史、说经的素材进行创作时,并不局限于说话的人物和故事,他们广泛采用了史书、民间传说、文言小说、戏曲等前人作品。史书记载的主要是政治、军事、外交大事,根据史书改编的说话艺术、民间传说、戏曲虽然掺入了一些虚构的成分,但是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题材特点则与史书一脉相承。《三国志演义》主要写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军事斗争,《水浒传》写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全过程,《西游记》也是由唐朝玄奘赴天竺取经的史实演变而来,所叙故事均为君国大事。后来的集体创作的章回小说,基本因袭了这一传统,历史小说如《新列国志》《隋唐演义》分别叙述东周和隋唐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人独创章回小说则完全不同,作者不再关注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斗争,而是从自己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中取材,或为友人的事迹,或为自身的经历,或为家族的兴衰。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尽管他将小说背景放在明代初年,这只不过是作家为避清朝文网采取的自我保护策略,所写人物与故事,都出现在作者生活的时代乃至作者的身边。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指出:“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其生平所至敬服者,唯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其次则上元程绵庄,全椒冯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先生至交。书中之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者冯萃中,迟衡山者樊南仲,武正字者程文也。……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③其中一些人就是吴敬梓的朋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开篇就有一段明确说明,要为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异样女子立传。他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④我们虽然不能详考书中女子的真实身份及其与作者的关系,但经过胡适等人对曹雪芹家世与生平的考证,我们相信曹雪芹所说并非假语村言,书中女子应该是有生活原型的,而且与曹雪芹关系密切。
    文人独创,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最熟悉的莫过于作家自己。确有不少作家,直接将自己写进小说中。金和说《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我们将杜少卿的故事与吴敬梓的生平事迹进行对照:杜少卿袭有近万两家私,但不会当家,慷慨好施,家道衰落。吴敬梓“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爽,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⑤。杜少卿从家乡天长县迁往南京,移居秦淮河畔。吴敬梓从家乡全椒移居南京,买宅秦淮河畔。杜少卿装病辞了朝廷征辟,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只做些自己的事情。吴敬梓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竟不赴廷试”,自此不应乡举。迟衡山提议捐资盖泰伯祠,杜少卿捐银三百两,并积极参与泰伯祠大祭。金和《儒林外史跋》记载:“先生(吴敬梓)又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宧极宏丽,工费甚巨,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⑥不难看出,杜少卿确实有作者吴敬梓的影子。曹雪芹作《红楼梦》,一方面要为几位女子立传,另一方面也要为自己半生的过失忏悔,他说:“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⑦也就是说,曹雪芹还将自己写进了小说中,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红楼梦》的人物、情节进行对比,提出了著名的“自叙传”说,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⑧。如果将“自叙传”严格限定在“化生”和“影子”的程度,这一命题是成立的。长达一百五十四回的章回小说《野叟曝言》,主要内容叙“皇朝第一贤臣”文素臣的文治武功。黄人指出,“《野叟曝言》作者江阴夏某,文白即其自命,盖析夏字为姓名也。”⑨孙楷第将《野叟曝言》所写文素臣的故事与夏敬渠的生平事迹进行对照,“如所述素臣家庭游历之地,以及学问志趣,无不与渠敬合”⑩。因而得出结论:文素臣为作者自寓。《风月梦》的作者邗上蒙人虽然不知其真实姓名,但小说的主要内容来源于他三十余年游荡青楼的生活,其自序云:“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镪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11)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创作素材,在古今中外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少见,在章回小说的创作中,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取材,始于文人独创。
    作家写小说,不只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希望借这个故事表达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世代累积型小说,虽然最后由某个文人写定,但其中众多的人物和丰富的情节是数百年来无数艺人和文人共同创造的成果,这种创作方式决定了作品的思想倾向由历史积淀而成,写定者在借鉴这些人物和情节时,也继承了这些人物和情节所承载的思想。文人作家独立创作,写自己熟悉的人物和事件,其中寄寓了作家独立的思考。两种不同方式创作的小说,所关注的问题明显不同,世代累积型小说更关注社会历史问题,文人独创的小说更关注人的命运与人生的意义。
    世代累积型小说,取材于历史与传说,叙述的是历史上的君国大事,作家关注的是国家的治乱、朝代的更替。罗贯中写《三国志演义》,展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明清文人将它当作通俗历史书来读,《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12)《忠义水浒传》叙述的是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李贽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真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13)金圣叹虽然极力反对宋江等人“犯上作乱”,却也洞察到《水浒传》所写乃“乱自上作”,官逼民反。无论是李贽所说“实愤宋事”,还是金圣叹所说“乱自上作”,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水浒传》作者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冯梦龙作《新列国志》,是要总结东周四百多年列国胜败兴亡的经验教训,春秋战国“虽则天运使然,然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迨者忘。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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