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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语“诗语”的类型及特点 汉语词汇中的这些诗语无疑是按照汉语的构词形式形成的，因而与欧洲语言中的诗语必然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现代诗人使用的一些“怪词”和变形词，欧洲语言中的诗语往往比文雅的书面语还要显得高雅，多来源于古词和拉丁语等外来语词。有些诗语与非诗语的区别在于同一词根的变化，例如英语morn(早晨)是诗语，而morning是非诗语，因而诗语有与其直接对应的非诗语，在意义上没有明显区别，而只有语感和风格上的差别。汉语中的诗语主要是按照汉语复合词的构词方式构成的，而新产生的复合词与构成它的语素或原来的单音词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们还原为原有的单音词，在意义上多少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汉语词汇是由单音词发展来的，最早的一批基本词都是单音词，此外还有很多常用或不常用的单音词。所有这些单音词都不足以构成诗语，即使是生僻的单音字也不是诗语，没有人能够为写诗而发明一个单音词或造出一个汉字。此外，英语中的诗语分布于各个词类中，包括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甚至介词、连词，而汉语中的诗语主要是名词和形容词。汉语词汇中的诗语也几乎没有有意借用外来语的情况，(17)因此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用字”(即外来语词)和欧洲语言常见的由拉丁语词根而来的派生词。(18) 根据对词语使用情况的调查，我们认为汉语中以下三类词可以称之为诗语：1.形容词中的双音单纯词，即其中的叠音词、联绵词；2.用于藻饰的复合词，如《佩文韵府》所收的大量词藻；3.较上一类更为常用、更为普通的一批复合词。以下分别说明。 首先来看形容词中的叠音词和联绵词。之所以把这部分词算作诗语，主要是因为它们不是描写事物基本性状所必需的，是形容词基本词汇之外的一批词。这种类型的词产生时间很早，而且往往有口语基础，如学者在考察一些联绵词时引用方言材料所证明的。尽管如此，我们发现，自先秦时代开始，这部分词的主要使用场合就是诗歌谣谚，这一点在文献中得到清楚反映。金文和《尚书》中均有叠音形容词出现，但数量远少于《诗经》，(19)而且金文和《尚书》中的叠音形容词也往往是在颂美的韵文形式中使用。 当然，在汉以后各类文献中不断涌现一些新的联绵词和叠音词，目前我们还缺少一个它们在韵文中与在其他文献中分布情况的可靠统计。但从一些资料对比中可以发现，在其他文献中新出现的联绵词和叠音词，往往反映的是口语使用情况。(20)同一时期的文人诗赋中使用的主要还是较早时期就出现的联绵词和叠音词。口语中新产生的联绵词和叠音词，有一部分又会被此后的文人诗歌如唐诗所采用。我们所讨论的诗语，当然是书面语意义上的。因而，关键在于这些联绵词和叠音词在进入书面语时的用途。无疑，除了诗文之外，它们在其他场合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可以说，它们在进入或转化为书面语时成为诗语。《诗经》等文献中的联绵词和叠音词也正是这样成为诗语的。有些联绵词从来没有进入诗文，只在口语中使用，如狼抗，当然也就不能算是诗语。举一个现代的例子，西北方言中有一个叠音词“遛遛”(如歌中唱的“跑马遛遛的山上”)，它无疑是一个口语词，比如可以说“遛遛地转了一天”。(21)假如有人把这个词成功地用到诗的写作中，得到大家认可，那么就可以说他为现代汉语书面语提供了一个新词，一个诗语。但无法想象，这个词能够在其他现代汉语书面文体(例如正式文件)中派上用场。 英语中的诗语也有一部分是形容词，如acroscopic,bloomy,minnowy等，从构成形式上看与非诗语并无不同，说明它们的区别纯粹是语源的或历史的。但汉语形容词却有明显的形式区别，一种是基本词或一般形容词，另一种是特殊形容词。叠音词、联绵词等汉语独有的词汇形式就属于特殊形容词。这种形式区别也反映出它们在功能上与一般形容词的不同。也就是说，汉语形容词从一开始就发展出一类专门用于描写的、具有韵律和诗语特点的特殊词汇。 第二类诗语即藻饰性的词语，《佩文韵府》称之为“韵藻”。这种词语至少可以上溯至汉赋作家，例如： 华榱、隆冬(司马相如《上林赋》)，翠凤(扬雄《河东赋》)、洪涛(扬雄《蜀都赋》)，崇台、华烛(班固《西都赋》)，惠风(张衡《东京赋》)、玄渚(张衡《西京赋》)这类词语的基本特点是：必须是复合词；以名词性词语为主，其中又以偏正式最为典型；藻饰部分不是表达概念所必需的，而具有额外的或附加的修饰作用，如“华榱”去掉“华”字也不影响“榱”的意义表达；修饰部分的意义就在于修饰，同时也满足音步调节的需要。此外，如上引“鸢”字例子所显示的，一个中心词可以接受多个词语的修饰，形成多个藻饰性词语。一个修饰语，如“华”字，也可以用于修饰类属不同的多个中心词。这样，由一个基本词或单音词可以派生出一批词藻，而且诗人会有不断出新的冲动，在前人使用的词藻之外不断构拟出新的组合。《佩文韵府》是依韵系词，方便诗词押韵，可以依据尾字(中心词)查到同一个“鸢”字的很多组合。万有文库在重印该书时，又按照一般词典的排词方法，编制了首字索引，这样也可以依首字查出相应的组合系列。 这种藻饰的追求，在建安以后的文人诗歌中达到一个高峰。《文心雕龙》所谓“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丽辞》)，《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缛旨星稠，繁文绮合”，钟嵘《诗品》所谓“巧用文字，务为妍冶”，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虽然表述不够具体，但都直指这一现象。“妍冶”“繁文”“彩丽”等等都是指的用词绮丽，多加藻饰。《文心雕龙》一书体大思精，讨论了声律、骈偶、事类乃至“同字相犯”(《练字》)、“语助馀声”(《章句》)、“参差沃若，两字连形”(《物色》)等各种语言现象，但唯独没有对缛词繁文的具体构词形式稍加探讨。除了说明古人缺少必要的语法概念外，也说明比起当时被炫为独得之秘的“四声八病”等学说，这种构词方式毫无秘密可言，文人皆不学而能。 由此发展过程可见，藻饰性词汇不过是汉语基本构词形式在文学描写中的一种发挥而已。其发展趋势就是词语愈趋繁富，用词愈趋华美妍丽。但反过来看，藻饰性的复合词仍是复合词。复合词包括其中的偏正式，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其中的修饰部分在什么情况下是表达概念所必需的?依据何种标准被算作是额外的或附加的?对此恐怕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我们曾将形容词区分为性状的与情态的两类。性状词偏于客观陈述，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应用；而情态词带有某种主观感受，因而主要用于文学描写。但这种区分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大、小单纯表示体量，是性状词。但同以二字作修饰语，“大鸟”见于很多文献却很少用于诗文，而“大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文学形象；“小鸟”成为熟语，而“小鹏”则不可接受。这说明中心词对修饰语是有所选择的，在二者之间有某种语义适应或语义的相互映射。某些更符合人们审美期待或心理趋向的组合，更容易成为诗语。 再由汉赋上溯，我们发现在《楚辞》中已有以下这些偏正式复合词，例如： 芳草、幽兰(《离骚》)，佳人、幽篁(《九歌》)，华容、朱颜(《招魂》)按照性状词与情态词的划分，其中的修饰部分都不是简单地表示性状，都为中心词加上了一些特殊含意。只不过这些修饰显得较为自然，当然也很可能是因为它们产生时代久远，早已为人们习惯。但从一些修饰语的使用中，我们也能看出其语义扩展过程。以“华”字为例，《说文解字》：“华，荣也。”原指草木之华。用以形容人的容貌，早见于《诗经》：“颜如舜华。”(《有女同车》)《楚辞》用“华容”因此并不显突兀；又形容人的衣冠，有“华冠”(《庄子·让王》)；而后扩展至人的居所、用具，如“华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华毂”(《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华盖”(《汉书》安世房中歌)。使用最早的修饰语，当然显得比较自然。 由《楚辞》再上溯，我们在《诗经》中发现已有以下这些偏正式复合词： 蛾眉(《硕人》)、繁霜(《正月》)、丰草(《湛露》)、寒冰(《生民》)、皓天(《节南山》)、嘉卉(《四月》)、皎日(《大车》)、良媒(《氓》)、清风(《烝民》)、素丝(《羔羊》)、幽谷(《伐木》)等等。对比《尚书》中的偏正式复合词： 大业(《盘庚》)、丹雘(《梓材》)、好风(《洪范》)、烈风(《舜典》)、戎车(《牧誓》)、天命(《汤誓》)、王道(《洪范》)、王命(《康诰》)以及《周易》中的偏正式复合词： 白马(《贲卦》)、重门(《系辞》)、大川(《需卦》)、高陵(《同人卦》)、寒泉(《井卦》)、坚冰(《坤卦》)、幽人(《履卦》)两相对比可以看出，《诗经》中的这组词多为形名结构定中式，或有比喻义(蛾眉)，修饰语与中心词的结合较为自由；而《尚书》《周易》中的这组词除领属性名名结构(天命、王道、王命)之外，其他词修饰语与中心词的结合也相对固定，取消修饰语则语义完全瓦解。因此可以说，正是由前一组词的形式发展出《楚辞》、汉赋中的藻饰性词语，因而应将其视为诗语；而后一组词则是一般的偏正式复合词。当然，在文献中这两类词是错综在一起的。在《诗经》中也有大量后一种类型的复合词，而《周易》中的寒泉、坚冰、幽人等词则与前一组词接近。 然而，在复合词内部，确实没有一个简单的形式标准或语义标准可供判断一个词是否是诗语。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用于或主要用于诗歌(广义的，包括其他韵文)。这也是英语词典所采用的标准。但这个使用范围不能只看早期出处，还要看词语在中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早期文献如《左传》《庄子》《史记》等，本身往往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其中有些词语在后世也被采用为诗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