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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一些情景与人事被我的视线所洞穿。 我经常怀着十分矛盾的心理生活在这个城市。目之所及，辨认出来的生活本质，引发内心隐隐颤动。这个城市历来是诸多人物的生活、活动舞台，构成人际关系，结构故事；会带来愉悦，也有悲哀。那隔了一层的，是性格的隔阂，或是利益使然。无赖之徒与精确算计，都是生活里的脚本。人凑近了看，就看到许多内里。经得起看或经不起看，就看你怎么来看了。 写《白纸红字》，便是凑近了看，上海上世纪2二十、三十年代，那些左翼文学青年，党内党外，白色恐怖底下，须猫着腰走路；私下里，又慷慨激昂；二三十岁，青春热血，激扬文字。五十岁上下的鲁迅先生，同小青年一道，火气十足。总归是年长廿年，面对眼前这些充满理想、情绪激昂的青年，先生是看出诸多稚嫩，却放不下种种期许，有一天，便道出心里话：“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 先生帮我定了基调。几近为纲——“荟萃于上海”；“革命作家”；“皆茄花色”；“有作梯子之险”；“尚未必能爬梯子”；“除我之外，也无几了”。 于是，我开始对这些笔下的人物，多了理解和想往。那些原本对我是很陌生的人物，现在为我提供想象；这样的想象让我倍感亲切。我那习惯于“往好里想”的思维经验，令我满怀期许，对人物报以微笑，赋予人物以理解；让我释怀。还有上海那些确切的地点，我熟门熟路，这常常使我快乐；就像和陌生人有话没话地呆着，有点吃力，忽然说起一个地点，是大家熟悉的，感觉就拉近了，仿佛有过一次约会。 《白纸红字》里有许多这样的地点，我们经常在那里碰面。路口、街角、弄堂、电车站头、老房子……我年少时，便在虹口山阴路、四川北路一带晃悠。现在可以倾心描述。渐渐地深入其间；但凡让人熟悉的，并且也同时被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这艺术与世间，便显得更加真实。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我关注城市生活与我们的阅读、书写，有许多时候，我在城市的某个地点发现，尽管这里的表象发生了变化，房子拆了又造，造了再拆；种树，挖树，修路，开店，等等，其实这个地点的基本元素没有变，变化的只是表面形态，一些地点作为这个城市的来历，形成了城市的底蕴。红色题材或革命历史，是这个城市特有的一种着色。 这时候需要人物，那些令人愉悦或不快的人物与事儿，我作为后生，始终敬而仰之；还有大量的史料与文字被保留下来，需要阅读并理解；设身处地，想自己如果早生几十年，也是那样的青春岁月，那样的从文，那样的时代环境，那样的残酷艰辛的生存状态，革命与抗争，追求真理和文学梦想，还有爱情；渐渐地，便想通了许多人的行为做派，直至内心产生某种呼应，有时甚至看见自己的影子。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坚硬的史实里，人物依然有鲜活的生长。写他们，特别需要理解他们。 红色题材的写作有了意味；非虚构的文体让史实与日常生活铺展开来，一些繁复的人物关系和细节被摺叠得很整齐，少量的对话让人际关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一定使人发生联想，只是在时间和空间里挖了一个洞，不事张扬地留出个透气的地方供人愉悦和张望。我立在一边，无意间舒了口气。 我喜欢不同性格的人物心灵之间的舒缓糅合，即便是在内心紧张或忧伤的一刻，用文字节制地表达。那是特质。人物之间所产生的距离感，以及悄没声息地注意和被注意到的兴奋，来得真实而可喜。 鲁迅先生喜好火腿，这大概是个史实。儿时，读过一本小书《鲁迅的故事》——“石一歌”的作品。里面说过鲁迅很想写一本类似于法捷耶夫《毁灭》这样的小说，来反映中国工农红军生活，当年红军将领陈庚在上海养病，与鲁迅在拉摩斯公寓会晤，当面告诉了先生许多红军的故事，并随手在一张纸片上详细描绘了红军战斗的线路。先生深受感动。后来，便有鲁迅先生托人带火腿给陕北毛泽东的传说。这个细节始终存留与我的阅读记忆。那时候，我留意过，在山阴路四川北路口，的确看到过一家南货店，里面卖金华火腿。 这样的细节似乎贯穿于城市生活。与此相关还有，那时候，四川北路上有多家旧书店，各种打折的书五花八门，便宜是好处之一。这样打折的书，背面常常盖上几个蓝印，证明是从书店里销售而出，因为其中常常有各类图书馆的藏书。蓝印越多，说明此书历经“处理”，几经交易。到现在，我书橱里还有这样的旧书傲然挺立。一本《红莓恋人曲》是两部苏联电影剧本，绝佳之作，背后的蓝印先后是“苏州新华书店门市另售”——将“零售”印作“另售”是那个年代的标记——“上海书店南”，“￥0.40（南）”。 我在这样的书店里买得最多的，是鲁迅作品的各种小册子，“文革”时期大量印刷出版的积压库存，簇新的，书中的注释是“极左”风格。我要读的是鲁迅，注释之类大可忽略，仅作参考。 书能够读到旧，便成了经典。出得书店，手里捧着这样的书籍，满身的书卷气，横穿马路的时候，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像煞跟在鲁迅先生的后面。心里是相信的，先生真的在几十年前，就是这样的穿过四川北路。 许多年以后，这样的念想还在，于是，便激发创作《白纸红字》。这些鲁迅作品小册子派大用场。不光是先生的文字，还有旧时旧事的念想。 这样经典的故事会越来越少，已经很稀奇了。这里面一定是有诸多的快乐与忧伤。四川北路与我的青春有关。与左翼文学青年的青春有关。隔代的青春感受，穿透了这个城市的韵味。一种本土的、日常的、市井的生活，在四川北路、山阴路、多伦路来来回回，进进出出。 “山阴”以前是绍兴的名字，是先生的故乡。山阴路就这样与先生联系起来，也与我的孩提时代、青春生活、文学启蒙关联着。那时候，我就是乘着有轨电车，过外白渡桥，在天潼路左转，到四川北路右转，一直走。四川北路不是很直，在武进路、虬江路这里，要舒展的甩几个弧度很大的弯，有轨电车在这时候，就要东摇西摆几下的，要减速，铁轮与钢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夹杂着叮叮铛铛的声音。过横浜桥时，有一个小小的起伏，下去就是永安电影院了，再过溧阳路，山阴路就到了。 先生那时候大概多是坐黄包车进入山阴路的，或者夹着内山书店里弄到的书出来，徒步，穿着先生喜欢的黑胶鞋。所以，我极少看到他的文字里有描述有轨电车的，倒是有个电车公司的卖票员，用带着体温的铜板买书的细节，让我和先生一起感动。张爱玲坐过有轨电车，所以女人的文字经常有场景是发生在电车上。我也坐过，但那时候我还小，一点不晓得鲁迅和张爱玲，只晓得四川北路上有轨电车的样子，浑圆和厚重，颜色是重重的墨绿，表皮有很多铆钉。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这条路上，还经常会碰上我的中学老师。他们在山阴路祥德路口的小菜场买菜；他们拎着小菜篮头，里面是绿豆芽、黄芽菜、豆制品之类；他们吃得比较素，还关照我“要多读点书”，让我听到一点学生时代的回声。像是一种呼唤。 这样的回声与呼唤，作用于《白纸红字》；再做一回学生，跟在先生后面。 许多人带着好奇艳羡的目光打量我们的城市，视点几乎永远是物质与奢华，时尚评论家划定“时尚地图”，按图索骥，找到某种城市生活要义。似乎除了这些，就没有任何上海的意思了。一旦离开这些，便全然没了底气。空间就这样受到了潜在的限制。许多城市生活的真实地点便出了视野。城市生活的精粹反而被忽略了。那真的有些悲哀。我从左联时期的人际关系里走进去、走出来的时候，路过这些真实的地点，见一些陌生人。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源。让我走得更近；是因了城市的基本元素。那些有关上海的写作，为我们解读城市和人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