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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求独创：王士禛“亦唐亦宋”诗风形成之主因 王士禛早期诗风，确实非常接近唐人。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盛符升编选刊刻了十七卷本《阮亭诗选》，这是王渔洋出版的第一部合集。书前附了除王士禛自序之外，还有由钱谦益、林古度、张九徵、叶方霭、施闰章、冒辟疆、魏学渠、陈维崧等人写的26篇序文，其人皆为一时之名士。这些序文很多都会谈到王士禛的诗歌风格，很多都认为王士禛诗风趋近唐人。如赵士冕的序中说：“贻上又出其游西山近作见示。近体清新，与王、孟伯仲；五言古森秀精卓，似常建、岑参，而本乎康乐，参之以杜陵。”[3]509这就是认为王士禛的诗风吸收了王维、孟浩然、常建、岑参、杜甫等人的特点，当然是典型的学唐。 但纯粹的学唐，并不是王士禛的诗歌理想，因为他非常强调诗歌创作的独创性，强调不模仿古人，更不能让自己的诗歌跟古人“像”。他多次以各种形式阐明这一基本观点。顺治十八年(1661年)，王士禛在《阮亭诗选》的自序中就表达的这个观点：“士君子生千百世之后，指乎千百世之前。代之升降不同，遇之感兴又异，乃必欲取古人偶然之言，规摹而仿像之，何其不智也。”[3]501后来在《跋袁海叟集》一文中，王士禛又进一步认为，善于学习前人，就要学前人的实质，而不蹈袭前人的语言：“故予谓：从来学杜者，无如山谷。山谷语必己出，不屑裨贩杜语。”[3]2310而汪琬在《渔洋诗集》的序文中也谈到了王士禛诗歌绝不模拟前人“贻上之诗……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字。”[3]137 正是有这种试图独出一格的理念，才形成王士禛学唐，却不像唐；学宋，又不像宋的状况。早在康熙元年的《阮亭诗选》时期，作序者之一韩诗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韩诗圣在序言中认为虽然王士禛盛赞宋元诗，但他个人的创作风格，无疑也是盛唐的：“贻上居恒论诗，不薄中晚，不卑宋元，其自为者，又嘉其不似中晚、元宋，能入古唐之室，故为奇耳。”[3]512可知韩诗圣有所奇怪，一方面王士禛也推崇宋元，但是他的诗歌风格，却与宋元无关系，而非常接近初盛唐作品，所以称之为“奇”。从韩诗圣的分析来看，此时王士禛的诗歌已经在酝酿“亦唐亦宋”的未来路径。 可见，这种“亦唐亦宋”风格形成的动力，正在于王士禛的师心自用，不蹈袭古人。所以中晚期的王士禛，一方面盛赞苏轼，盛赞黄庭坚，在诗文、笔记中大量谈到苏黄，其次数多于谈及李、杜、王、孟、韦、柳等唐人，甚至《渔洋精华录》的取名也是模仿《山谷精华录》。然而他的诗风却与典型的以瘦硬、奇崛为主的宋诗完全不一样，乍一看比较接近唐诗，接近王、孟、韦、柳山水田园一派的唐诗。然而学唐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又在自己的诗歌中掺入了宋人特有的清雅气质、文人趣味、学问特征，吸收了苏轼的清远、清旷诗风。最终融合了唐宋两种风格“亦唐亦宋”，但又既不完全像唐人，也不完全像宋人，这大概就是他所希望的自己独创的诗风吧。 最后，王士禛“亦唐亦宋”诗风的形成，正在于将唐诗风、与宋诗风中的有价值的元素进行了有机融合，吸收了唐诗中“清”的一面，“禅趣”的一面，扬弃了唐诗中“慷慨激昂”、“感情奔放”的一面；吸收了宋诗中“文人雅趣”的一面，“清”的一面，扬弃了宋诗中“瘦硬”、“峭拔”的一面。这才形成了他独特的“亦唐亦宋”的神韵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