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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士禛生平论诗凡三变：从宗唐到宗宋，再回归唐音。因此关于王士禛诗风到底是宗唐还是宗宋，从清代以来就引起很大的争论。其实王士禛晚期的诗风，完全可以称为“亦唐亦宋”，唐诗风与宋诗风在他的诗歌中有机地融汇在一起，并最终形成了他的“神韵”诗风。换言之，王士禛提出的“神韵”诗风是融合唐宋的结果，在唐人王、孟、韦、柳诗风之外，也吸取了宋人尤其是苏轼的诗风。苏轼的清旷诗风对于王士禛形成清远的神韵诗风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 键 词：王士禛/神韵/宗唐/宗宋/亦唐亦宋 作者简介：刘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批评史；郑祥琥，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 王士禛生平论诗凡三变：从宗唐到宗宋，再回归唐音。因此，关于王士禛诗歌的宗唐宗宋问题，前人多有争论。大多从其诗歌宗唐的一面着眼，认为王士禛所倡导的“神韵”，就是宗唐。这一见解，确实是主流观点。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认为“他论诗以神韵为宗……王士禛的爱好，主要是倾向于王孟韦柳一派。”[1]188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所谓神韵，是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正是其创作的典范。”[2]291另一与之并驾齐驱的观点是，认为王士禛诗歌的特征是唐宋兼宗即“祧唐祖宋”，这有王士禛自己的描述为证。俞兆晟在《渔洋诗话序》中记录下了渔洋晚年对平生论诗立场变迁的回顾：先是宗唐“入吾室者，俱操唐音”，然后是“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最后又回归唐音，有《唐贤三昧集》之选[3]4749。仅就这一段描述来看，王士禛诗歌在中年以后，掺入了大量的宋诗风元素，所以论者多视之为“祧唐祖宋”。 因此也可以说，王士禛中晚期的诗风实际上是一种“亦唐亦宋”的诗风，即他的诗中既有唐诗风格，也有宋诗风格，是唐宋兼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中晚期诗风的这种“亦唐亦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拼合或者简单的混合，里面有着复杂的交叉融合关系。 一、前人关于王士禛宗宋的说法 王士禛学诗是从唐诗入手，其兄王士禄称他“七岁通章句，九岁学唐人诗”，[3]530王士禛也曾自述自己早年从兄长学习王维《辋川集》并深受影响，所以青年时期王士禛的诗风带有明显的宗唐特征。但后来他对唐诗风有一定的“审美疲劳”，转而学习宋诗，即王士禛所自称的“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不过最终他又扬弃了宋诗，转而编选《唐贤三昧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宗唐的诗歌理论主张。可见，终其一生王士禛的诗学趣味是在唐宋之间不断摇摆。 王士禛对他们说的“唐诗风”有过一些界定，如在《池北偶谈》、《居易录》等笔记中各种关于“神韵”，“妙悟”等的说明，但这还有一定的抽象性，有产生歧义、误解的可能。最好是用一些实例来说明，以减小歧义的空间。王士禛自己在《蚕尾文集》卷八的《跋太虚集》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元临川何中《太虚集》，吴草庐序。吴与何中表兄弟也。中善五言诗，如“聊随碧溪转，忽与白鸥逢”；“小雨十数点，淡烟三四峰”；“落叶半藏路，清风时满溪”；“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残波岸，船灯独夜人”；“西风一夜雨，丹桂满林花”，皆有唐风。[3]1947 显然，王士禛所理解的“唐风”，指的是一种清远、冲淡的写景诗句，这基本就是他所说的“神韵”诗的主要内涵。以上引诗句来衡量王士禛《渔洋精华录》，就会发现他所入选的诗绝大多数都包含有这种典型以写景为主的“唐风”诗句。虽然这种写景为主的“唐风”诗句，在《渔洋精华录》几乎每一篇中都有出现，但这并非其全部内容。诗中还包括一些谈学问、讲文人气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用“唐风”简单概括。这些内容其实就触及到王士禛的宗宋问题。中年王士禛曾对宋诗下过一番苦工，但晚期的王士禛已经扬弃了宋诗，转而宗唐。所以世人普遍认为王士禛主体诗风是宗唐，或至少是“祖宋祧唐”。当然也有包括宋荦、翁方纲、沈德潜等在内的人却不同程度地认为王士禛的诗歌总体上有宋诗的特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王士禛的好友宋荦在为王士禛所作《蚕尾诗集》所作的序中，谈到王士禛给诗集取名模仿黄庭坚。宋荦指出： 先是先生之诗有正、续二刻，皆以“渔洋”名其集，兹集又以“蚕尾”名。予常登玄墓，望太湖诸峰，山僧指似所谓渔洋山者，离立七十二峰间，其名胜不足当两洞庭；而蚕尾山在兖郓之境小洞庭之中，所称“遥望湖中”，“数羸隐现”，似又出渔洋下。乃自先生名之二山，遂与太湖之莫釐、东鲁龟蒙、凫、嶧诸峰，隐然争嵚崟崪屼于天壤，地顾不以人重与予?予又闻鲁直常游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胜，乃自号山谷老人；晚年过涪，即自号涪翁。先生名集之意，倘类是与?[3]1055 序中，宋荦认为，王士禛给诗集取名《渔洋诗集》《蚕尾诗集》都是模仿黄庭坚用自己所经过的地方，如山谷寺、涪陵，给自己取别号“山谷”、“涪翁”。既然连诗集名字都模仿宋人，足见宋人对其影响之深。宋荦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谈及了王士禛的宗宋问题。 而另一位诗论家翁方纲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前后，给王士禛《渔洋精华录》所作的序中，也认为王士禛晚年亲订自己诗集的精选本，定名为《渔洋精华录》，是在模仿黄庭坚。翁方纲说： 昔任天社选山谷诗文，曰《精华录》，而渔洋诗亦以是名，此录餍饫人口久矣。……天社之于山谷也，其录取“精华”之义，盖罕有知之者；即以盛君此序所谓《山谷精华录》者愚尝考之，乃后人伪托之本，而天社原书久佚。[4]1360 注解黄庭坚诗集的任渊，编黄庭坚诗歌选，定名《山谷精华录》。王士禛自订选集，也定名《渔洋精华录》。翁方纲认为这是在模仿黄庭坚。翁方纲这样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王士禛晚年确实谈到过《山谷精华录》的问题。王士禛在《居易录》卷三十中说： 宋任渊撰《山谷精华录》八卷：诗、赋、铭、赞六卷；杂文二卷，宋椠本也，有章丘李中麓太常开先图书印记。渊自序云：……按渊即注《陈后山集》者，惜《录》中取舍未愜人意耳。[3]4289 在《香祖笔记》中他又说： 东坡诗云：“诗文岂在多，一颂了伯伦。”……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删其诗，止存三百篇；徐昌毅自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为诗不下三千首，门人盛侍御诚斋(符升)、曹祭酒峨眉(禾)为撰《精华录》，意存简贵，然所取尚近千首，愧山谷、昌谷多矣。[3]4717 显然，均是以黄庭坚为例，讨论了选诗的问题。由此看来，王士禛对“精华录”这个名字是有所思考的，对黄庭坚的选诗问题也有所认识，后来他将自己的诗歌选定名为《渔洋精华录》，很可能就是在仿效《山谷精华录》。这一例子，说明直到晚年，王士禛在一些重要方面还有明显的学习黄庭坚之处。而与此同时，正是在《〈渔洋精华录〉序》中，翁方纲讨论了王士禛诗风的问题。翁方纲对关于王士禛诗风宗唐的种种流行见解，都有所否定，而隐隐提出王士禛宗宋的观点： 先生之诗，自渔洋前后集以讫《南海》、《雍益》、《蚕尾》诸集，可谓富矣。今约取之，而目曰《精华》。其果先生“精华”所在耶?且先生诗之精华，当于何处觅之?在当时，有谓先生祧唐祖宋者，固非矣；其谓专主唐音者，亦有所未尽也。谓先生师韦、柳者，似矣，顾何以选《三昧集》而不及韦、柳?又谓具体右丞，似矣；然又何以抄五言诗不及右丞?是皆未足以尽之也。或曰读先生诗，当熟《史记》、《汉书》，故以惠氏、金氏、徐氏诸笺说援据极博，而尚有补注者。然且又举司空表圣、严沧浪言诗之旨，归于妙悟，又若不假注释者。此皆仁智各见，吾恶乎执一处以求之。[5] 这段序文中，翁方纲对各种关于王士禛诗歌倾向的观点，进行了一一否定。分别否定了王士禛祧唐祖宋说、宗唐说、师韦柳说、师王维说、尚妙悟说。应该说这五种观点都并非胡乱总结，都有着王士禛个人自述或者明显诗风作为根据。但翁方纲对此都进行了否定，且提出了否定的理由。这样，在这篇序中，翁方纲实际上就隐隐提出了王士禛诗歌主要倾向是宗宋的观点。在别的文章中，翁方纲对王士禛的宗宋倾向有着清晰的表达。在《续禅智唱和集序》中，翁方纲说：“苏诗，渔洋所最服膺。”[5]这个观点无疑是对的。从笔者的统计来看，王士禛最欣赏的其实是苏轼诗。他在各类文字中频繁谈论苏轼，次数远超李白、杜甫、王维。 再如王士禛作诗有个习惯，喜欢在诗歌中加几行小注，谈及诗中所涉及的前人诗歌。而在这些自注中，王士禛提到了大量的诗人诗句，统计后可以发现，提到苏轼15次，提到陆游8次，提到黄庭坚5次，提到杜甫7次，李白6次，白居易6次，杜牧6次，韩愈4次，王维1次，此外还提到其他的一些唐宋诗人几十次。从这项统计来看，提到苏轼是最多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苏轼是王士禛最关注的诗人。王士禛在唐宋诸多诗人中，最推崇苏轼，且直到晚年都是如此。这一点时人多未注意到，但翁方纲注意到了。所以他才会在《〈渔洋精华录〉序》一文中，又提出“精华录”这个名字是王士禛仿照宋人任渊编选黄庭坚的《山谷精华录》而取的。这都旨在点明王士禛的宗宋倾向。 而在乾隆时期，另一个以宗唐著称的诗论家沈德潜，也谈到了王士禛的宗宋问题。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谈到王士禛诗风时说：“渔洋诗以学问胜，运用典实而胸有炉冶，故多多益善，而不见痕迹。”[6]249又转述时人对王士禛诗的一种批评，认为渔洋诗“性灵反为书卷所掩”。这都是认为，王士禛诗的学问用典过多。而自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来，以学问为诗，频繁用典，一般都被认为是宋诗的特征。所以实际上在这里沈德潜也认为，王士禛诗有一定的宋诗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