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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士禛中期诗风“宗宋”或曰“亦唐亦宋”的具体特征 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序》等著作中，曾提出古代文人的文学理论主张与其在实际创作中所展示出来的风格存在区别的现象。“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有的人在文论和文学批评里阐述的文学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却并不实行；他在创作里反映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言论完全相左的另一种倾向。”[7]3这在王士禛身上也有明显体现。王士禛主张“神韵”，讲求在诗歌中构筑一种“清远”的意境，这可以说是宗唐。然而在王士禛的实际创作中，却明显掺入了宋诗特征。他对苏轼的崇尚，远超对唐人的崇尚。他的各类文字、笔记中有大量谈到苏轼的地方，而谈及唐人的地方其实并不多。 王士禛诗歌中的这些宋诗风元素与特征，尚需一一厘清。尤其是要找出王士禛哪些作品是具有明显的宋诗风?其主要特征是什么?此后又有何变化?要解答这些问题，王士禛同时人的意见极具参考价值。康熙丁丑(1697年)王士禛的门人盛符升《蚕尾续诗序》中说： 先生蜀道诸诗，高古雄放，观者惊叹，比于韩、苏海外诸篇。……先生之言曰：再使秦蜀，往返万里，得诗才百余篇，皆寥寥短章，无复当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3]1156 盛符升指出王士禛的《蜀道集》，被当时的读者认为诗风趋近“韩、苏海外诸篇”。这一论述很值得剖析。康熙十一年(1672年)六月，王士禛典四川乡试，在四川期间，他的诗集题名为《壬子蜀道集》。《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载：“是役也，得诗三百五十篇有奇，为《蜀道集》。”[3]5080四川是苏轼的家乡，为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等人的为官之地，留有大量的古迹。王士禛到四川后，睹物思人，这期间，有大量的怀念坡公、追和坡诗，反映瞻仰苏轼、黄庭坚等人遗迹的诗歌。如《和东坡开元寺忆子由》《眉州谒三苏公祠》《石佛山怀东坡先生》《叙州流杯池、泸州使君岩，皆山谷先生旧游，都不及访，怅然赋此》《登蝦蟇碚》(黄庭坚旧游地)《欧阳公绛雪堂》《西凉神祠曲》(陆游曾游此地，并有诗作)。在这些作品中，王士禛对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展现出深深的崇敬。尤其是在《叙州流杯池、泸州使君岩，皆山谷先生旧游，都不及访，怅然赋此》中说：“平生一瓣香，敢为涪翁惜。如何万里游，虚此几两屐。”[3]787《登蝦蟇碚》中说：“永叔涪翁诗不灭，谁为好事重鎚镌。”[3]801说明王士禛对黄庭坚是非常崇敬的。这一点后来宋荦、翁方纲等人都有谈到，都认为王士禛受黄庭坚很大的影响。 王士禛的《蜀道集》后来被收录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刻的《渔洋续诗集》中，这也导致有些人认为王士禛的《渔洋续诗集》有宗宋倾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王士禛门人徐乾学《渔洋续诗集序》讨论了乃师的宗唐宗宋问题：“虽持论广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诸家之诗，而选练矜慎，仍墨守唐人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诗也。”[3]687反驳了认为王士禛宗宋的观点。王士禛的友人施闰章也在《渔洋续诗集序》中反驳了关于王渔洋祧唐祖宋的观点：“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3]685 要注意的是，王士禛的《蜀道集》中作品向宋诗风的倾斜，恰恰发生在王士禛所自述的“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时期，所以这一阶段是王士禛有意识地学习宋诗阶段，跟他后期公开扬弃宋诗，转而宗唐时，潜移默化学习宋诗的特征会有所不同。从时间点来看，《蜀道集》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作品集，是他由早年宗唐，到中年宗宋的过渡时期的作品，所以《蜀道集》中作品宗唐宗宋的两类风格都有。在《蜀道集》的一部分作品中，王士禛延续了早期的宗唐风格。如《晨起渡江登五峰过北岩寺》：“江郭晓烟合，携琴来五峰。水容青滑笏，山态碧玲珑。云树孤城外，风帆小市东。香林回望好，下界一空濛。”[3]786意境清远、恬淡，是明显的唐代风格的律诗。这一类的作品无论是在《蜀道集》还是王士禛其他诗集中都是非常多的，是王士禛主导的“神韵”风格。 但要注意的是，《蜀道集》中还有一类诗明显不是这类神韵风格。也即盛符升《蚕尾续诗序》中说的“高古雄放，观者惊叹，比于韩、苏海外诸篇”，或者王士禛自称的“豪放之格”。从篇目统计来看，《蜀道集》中这种豪放风格的作品，占到了三分之一强。正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谈到这一问题时所说：“入蜀使粤诗的变异，是王士禛宗宋的反映和结果。王士禛《蜀道集》中豪放风格的新变，正是他宗宋的结果。换言之，王士禛不把豪放风格归之于唐诗，他所理解的唐诗的主导风格是神韵。 对于王士禛将清远恬淡的神韵风格，视作唐诗的主导风格，沈德潜曾经提出了不同意见。沈德潜认为，王士禛片面以“神韵”为唐诗风格，只把握住了唐诗风的一部分，因为唐诗中也有豪放雄壮一类的。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沈德潜说： 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咸酸外矣。而于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成诗二十卷，得诗一千九百二十八章。诗虽未备，要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诗中有“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观，未必不由乎此。[8]2 从这段引文来看，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集》的初衷之一，就是对王士禛把神韵等同于唐诗主体风格之观点的不满。沈德潜认为“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类的豪放风格，也是唐诗中一种重要的风格。这就明显可以看出，沈德潜与王士禛的分歧：沈德潜把豪放之类的诗风，也划入唐诗的主导风格，而王士禛则把豪放风格划入了宋诗风。这一点对于理解王士禛中年时期的宗宋，非常关键。《蜀道集》中的宗宋，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王士禛诗风的“由神韵到豪放”之新变。在《蜀道集》中，这种豪放风格的诗是大量存在的，如《井陘关歌》《雨度柴关岭》《夜至黄壩驿短歌》《龙背洞》，等等。以《雨度柴关岭》为例： 栈中新涨未归槽，百丈柴关水怒号。鸟语不闻深箐黑，马蹄直上乱云高。天垂洞壑蛟龙蛰，秋老牙须虎豹豪。谁识熏香东省客，戎衣斜压赫连刀。[3]748 这首诗明显不是神韵风格，气势上非常豪放、雄奇，确有学苏轼之处，跟王士禛诗歌中占主导的宗唐的清远、恬淡截然不同，显然属于《蜀道集》中新创的宗宋风格。这一时期，王士禛的宗宋是在学宋人苏黄的豪放与瘦硬峭拔。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在王士禛诗风中唐诗风与宋诗风，还没有完全融合，还处于一种拼盘状态。如果说这一时期王士禛的诗风是“亦唐亦宋”的，那指的是一种篇与篇之间的拼合状态，一部分作品是唐风格的，另一部分作品是宋风格的。《蜀道集》中，唐风格的诗篇与另一些宋风格的诗篇，综合起来形成了《蜀道集》“亦唐亦宋”的特征，既有唐风，又有宋风，但具体到单首作品，唐宋风格还没有有机融合在一起。这只能说是一种广义的“亦唐亦宋”，跟狭义的单篇作品中融合唐宋风格的“亦唐亦宋”，不应相互混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