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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官刻本之职掌与复古文学地域传统的延续 作为带有浓郁北方文学色彩的复古派作家，“前七子”很希望将自己的文学思想推广至大江以南，所以才为徐祯卿、顾璘、朱应登等江南诗人的加入欢欣鼓舞。但南方的文学传统实在太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巩固故乡的文学阵地，维持北方文学的影响力，才是根本之法。如果说老一辈的复古作家们通过在提学官任上提携后进来保持地域文学的活力，那么新一代的复古作家们就是在继承老辈做法的同时，还通过在提学官任上对前辈复古作家文集的整理和刊刻来延续地域文学的传统。 这就涉及提学官的一个非常规职责，即参与地方图书的刊刻。这本身不是提学官的职能，但刊刻已故乡贤的著述，树立文学和学术上的地域典范，也是学校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在未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这一职责或多或少地落在了提学官的身上。特别是在文学复古最盛的陕西、河南等地区，其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南方诸省相比有一定差距，故家刻本、坊刻本等类型的发展空间没有南方那么宽裕。在这种情况下，官刻本由于有政府的资助，便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可以说，提学官介入书籍刊印一事，在明中叶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的陕西、河南等地区，确有其存在且适当发展的必要性。 在文学史的常规表述中，我们总能看到复古作家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以及在当时文坛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存在和持续，一是靠作家生前的舆论口碑，二是靠作家身后的文集流布。但这两种途径是如何运作起来的，我们却很少深入探究，好像理所当然一般。其实，在作家去世后，闻其名而难寻其文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朱孟震在隆庆六年(1572)上任陕西兵备副使，感慨“康德涵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不佞自束发谈艺，心窃向往之。于今数十年，而始得从关中读其集”(44)；万历八年(1580)出任陕西提学副使的王世懋，也说“余至关中，首索先生集读之”(45)。可见康海文集虽刊印过一次，但流传不出陕西，外地作家很难读到，文集的传播速度和数量，远远跟不上舆论的效应。康海尚且如此，其他作家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陕西的复古文学传统要想继续传承下去，点对点的直接师承固然重要，点对面的文集刊刻、流布与接受，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我们仍以陕西为例。从现存古籍来看，明代陕西作家的文集，基本上没有商业途径的坊刻本问世；由于资金问题及作家后人的能力问题，私刻的推广也有一定的难度。负责编纂刊书的家族后人或生前好友，一般很难独立完成所有的流程，或多或少会寻求巡抚、提学或府县官员的帮助。这种帮助既有资金层面的，也有人力层面的，如协助编纂、刊刻甚至受请撰序等。此话题已有相关研究成果(46)，但主要是选取出版史的视角，而笔者的关注点是此事之于前、后七子复古传承的文学史意义。对“后七子”群体来说，刊印陕西先贤文集，不仅在职能层面上延续了地方文学传统，而且是对前代复古文学的一种认同、继承和发扬。 如康海的《对山集》，最早由好友张治道编纂，其刊印一波三折。先是“洪洋赵公尝欲板行……移文藩司，堕而弗举”，后是“中丞东厓翁公抚临关中，搜其集，付西安守六泉吴君刻之以传”(47)。早在嘉靖十八年(1539)至二十一年(1542)间，陕西巡抚赵廷瑞就有意刊印，还专门移文布政司，却无疾而终；至嘉靖二十三年(1544)，陕西巡抚翁万达再主其事，这次他委托西安知府吴孟祺负责，最终顺利出版。从这次刊印可以看出，地方文献的官刻，并没有清晰的权责界限，完全取决于各级地方官的喜好与热情，而布政司官员显然对刊印地方文献一事兴趣不大。故《对山集》的第二次刊印，多任按察司官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南轩评价这次全集的刊印，“裒益成集则朱秉器、李本宁、王敬美三君也”(48)。其中朱孟震任陕西兵备副使，李维桢和王世懋先后任陕西提学副使。李、王二人是复古派“后七子”群体中的骨干：王世懋是王世贞的弟弟；李维桢名列“末五子”，被王世贞寄予厚望。他们对复古派前辈文集的刊印，流露出极大的热忱，不只是筹备资金或受请撰序那么简单，还花费了很多时间在具体的编纂工作上。如李维桢曰：“余从先生嗣子孝廉子秀访之，盖得十之四；又从其外孙张明府维训访之，得十之六，集庶几哉称全矣。”(49)王世懋曰：“凡二集中，铺叙亡关系者必削，率直亡蕴藉风者必削，命意就时、离于大雅者必削。总之，旧集之削者十之二三，而遗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彬乎足成一家言矣。”(50)总的来说，李维桢重搜采，王世懋重编选，康海诗文经两位复古名家之手，终在万历十年(1582)推出重编本。在普遍推重诗歌复古的隆、万年间，这可算是对“前七子”中文章复古一脉的重申和发扬。 再如王维桢的《王氏存笥稿》，刊印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维桢是嘉靖中期的陕西文坛领袖，身居馆阁而出入复古思想之间，可惜嘉靖三十四年死于陕西地震。陕西文士在他去世后，第一时间刊印其文集，以延续地方文脉。撰序者孙陞虽不是陕西人，其想法却多少反映了当时陕西文士的观念：“余观作者之林，其长短较异，即能属书摛词，而声诗不振。抑或以近体取重，古体诎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非虚语也。独空同先生得其具体，王子与之后先入室，皆得擅场。即关中多材贤，此两人者岂易得哉。”(51)孙陞通过强调诗歌创作的分体并重，把李梦阳和王维桢放在同一个文学统序和层级中予以高度评价。在此基调下，《王氏存笥稿》的刊印就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文集的出版行为，更被赋予了文学传承的意义。故主事者陕西监察御史郑本立，专门邀请了当时的陕西提学副使李攀龙来承担校勘工作，“适季翁先生自数千里外以其善本至，繁祛类析，益复精粹矣。遂檄督学李子校之，西安刘守刻之”(52)。前后两代复古文学领袖，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对初到陕西的李攀龙来说，为一位在文学声望及观念上可与李梦阳齐名的陕籍作家文集作校，既是对自己文学思想的一次溯源，又可为陕西后学们树立良好的文学导向，自当用心为之。 又如马汝骥的《西玄集》和乔世宁的《丘隅集》，皆是在陕西提学副使孙应鳌(53)任上刊印的。前面已经说过，乔世宁在何景明任陕西提学副使时被拔入正学书院，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师承上，其文风皆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 明兴当弘治、正德间，文治郁起。是时，北地空同李子、信阳大复何子为之宗。三石子与空同子同产于秦，相距甚迩，少即慕效焉。稍长为诸生，适大复子来秦为督学使，首目三石子，必且鸣世，必且耀后。于是立召前，立与语无常时，口授三石子意义，谈必移日。自是三石子文思益伟，拔迈流俗，遂赫然以诗文雄关中，斯师承之正辙也。 这里所谓的“师承之正辙”，即乔世宁“文不作汉以后语，诗不作唐以后语，洗剽夺繁陋之习，一裁于造化性情之真”(54)，其源头正是何景明的“凡著作悉不诡于法，又能本诸性情”(55)。孙应鳌之所以再三申说这条文脉，正因为他本人与王世贞、吴国伦等人多有联系，亦认同复古文学之思想。从《教秦绪言》及其文集被定名曰《孙山甫督学集》来看，他在陕西提学任上用心甚多，时常留意关陇地方文献的收集。嘉靖四十二年(1563)，他受乔世宁、王崇古的委托，为马汝骥的《西玄集》刊印并撰序，其中提到他拜访乔世宁时的一次论诗对话： 问诗之世代，余曰：“近体、歌行，擅美于唐。五言、古体，轶尘于汉魏。乃六朝者，则汉魏之委流，而唐之滥觞也。代既殊制，人亦异轨。但逐才之篇易求，体情之制难得。虽莫不有传，折衷无戾见亦罕矣。”三石子颔之曰：“韪哉。”因与论近代诸诗、关中诸诗，而及《西玄集》，三石子曰：“西玄子近体、歌行法唐，古体法汉魏，于才情无戾焉，其可传已。”余曰：“韪哉。”(56) 从上可以看出，在诗歌学习上，孙应鳌主张近体学唐、古体学汉魏，且在常规的体式标准之上，追求一个更难达成的体情标准。这与上述的何景明、乔世宁、马汝骥的创作观念大体相仿，故孙、乔二人才会莫逆于心。通过与乔世宁等前辈作家的近距离交流，并为乔世宁、马汝骥等人文集刊印撰序，身为提学副使的孙应鳌，在文学复古思想的传播上，为陕西后学做出了一个有效的榜样。《孙山甫督学诗集》的刊印兼作序者乔因羽，就是乔世宁的长子，也是孙应鳌在正学书院的学生。乔氏明言，之所以刊其诗，就是为了“藏之正学书院，令关中士读此集者，因以识先生之遗教”(57)，且将此事与当年李梦阳请黄省曾撰诗集序一事作比，以凸显孙应鳌在复古诗坛中的地位。就这样，孙应鳌为多位陕西作家刊印文集，以延续关陇的复古文脉；而陕西后学又为孙氏刊印《督学诗集》，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来表彰和纪念他在陕西提学任上的贡献。这些图书在关中广泛流布，且被典藏于正学书院，在年轻读者的心中，建立起了提学名宦与地方文脉之间的亲密联系。这种观念上的洗礼，或许比具体某一对师承关系，更有学术层面上的意义。 综上所述，明代的复古作家们，通过提督地方学政一途，采用督导教习、书院亲授、刊印图书等多种方式，建立起复古文学思想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流动通道。依赖于这一制度，他们将复古文学思潮从京城带至地方，扩大其流布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上的文学风气；与此同时，还在地方上培养了一批年轻作家，将他们提前带入复古文学的阵营，借此与馆阁文学的庶吉士培养模式相抗衡，保持阁、部文学在发展规模上的相对均势状态。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文学复古现象，比如“前七子”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前、后七子之间的承接关系，陕西文风的兴起与衰落等，若放在提学制度的视角下予以重新审视，将可得到更加全面、到位的解释，也有待引起学界的进一步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