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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子”提学经历与郎署、地方间的文学互动 平心而论，以杨一清、王云凤为代表的弘治提学官群体，虽然大多出身郎署，而且在出任提学官之前已是蜚声京城的郎署领袖，但他们的文学思想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与馆阁相悖的排他性。故他们在地方上教习和选拔年轻士子，更多的是从选拔国家后备人才的角度去考虑，并不会刻意地将自己的文学思想推介给地方士人们。但他们提携上来的新一代士人如李梦阳、康海等，则与前辈们不同。李梦阳等人有着更积极的文学复古诉求，试图对当时日趋僵化的馆阁文学发起挑战，当身居郎署的他们看到文章之士经庶吉士一途被翰林院纳入彀中的时候，难免想起并非翰林院出身的杨一清、王云凤等人在提学任上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要想为复古文学群体聚拢人心，除了借郎署诗会保持内部的凝聚力和传承性外，向外的吸纳与挖掘人才也很重要。而作为郎署官员，随着品阶的上升，外任地方官是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而地方官中最适合作家们发挥文学才能、选拔人才的职位，就是省一级的提学官。 “前七子”中，康海、王九思是翰林官员，徐祯卿英年早逝，三人没有担任过提学官，其他四人皆有提学地方的经历。李梦阳在正德六年(1511)至九年(1514)任江西提学副使；何景明在正德十三年(1518)至十六年(1521)任陕西提学副使；边贡在正德九年至十二年(1517)任河南提学副使；王廷相在正德十二年至十六年任四川提学副使，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年(1523)任山东提学副使。有意思的是，何景明、边贡、王廷相分别职掌陕西、河南、山东学政，其中陕西是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的故乡，河南是何景明、王廷相的故乡，山东是边贡的故乡，这三省正是弘正文学复古运动的核心区，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其他的外围作家中，朱应登历任陕西提学副使、云南提学副使，王韦任河南提学副使，戴冠任山东提学副使，他们所辖的地区，也以北方几个核心省份为主。 与何景明、边贡等人主持北省学政不同，作为复古派领袖的李梦阳，担任的是江西提学副使。如果说北省学政只要维系当地的复古文学潮流即可，那么南省学政更需要李梦阳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尤其江西一直是宗尚欧阳修的馆阁作家的主要来源地。虽然有不少文献提到李梦阳在任上“振起古学，力变士习，既材高又大享时名”(28)，但这类表述带有程式书写的痕迹，尚不能证明李梦阳在江西提学的任上确有选拔复古文学后进之意。以下这则故事，介绍得更具体生动一些： 正德间，空同李先生督学江右，尚气节，精裁鉴，诸生入品题者，才能无毫发爽失。然其最高等，类以举业擅长。先生既博学好古，时时向诸生诵说之，鲜有应者。独庐陵草冈周公，为古文诗歌，不屑举业，与先生意合。试而奇之，遇以加等。未几，举江西癸酉乡试。乡试故以举业，而公之取独以古文诗歌，于是江右莫不闻公。而先生亦以得公自庆，遇所知辄延誉之，先生所知多四海名士，于是公之名骎骎远矣。(29) 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他的见闻比较可信。在他的叙述中，李梦阳并不满足于道德、举业上的人才选拔，而是将触手伸至文学一途。遗憾的是，或许文章学习有宗汉、宗宋之别，或许江西士人更热衷于八股学问，李梦阳的举措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应。只有周仕等少数年轻人，愿意跟随他学习古文辞。在正德八年(1513)的江西乡试上，李梦阳也利用了职权上的便利，将周仕拔置举人名单之中。与其说李梦阳很赏识周仕，不如说他想借此营造江右皆闻的舆论效果，即擅古文诗歌者也有可能甚至更有可能中举，以此来改变江西地区的科举风气。后来张岱在《石匮书》中提到汪文盛提学陕西，“与江西督学李梦阳、陕西督学何景明一时齐名”(30)，汪文盛的声誉或许只是张岱的夸饰之辞，但李、何二人无疑是当时提学官的杰出代表，否则这句话便失去了佐证传主督学声望的有效性。 另一位复古派领袖何景明，他的提学经历也很关键。正德十三年，他出任陕西提学副使，而陕西是复古派文学群体的大本营。巧合的是，何景明年未二十进士登第，任中书舍人满九载后外迁提学官，与杨一清的仕宦经历如出一辙。对他来说，杨一清既是榜样也是压力，如何在前贤基础之上再有质的提高，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所幸在他之前，另一位复古作家朱应登已经导夫先路。而任命朱应登出任陕西提学副使的，正是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李梦阳记载道： 凌溪辟正学院，群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设徒，丰饩严约，谈经讲道，至者且数千指，风教大行。文自韩、欧来，学者无所师承，迷昧显则。我明既兴，隆本虽切，然要奥未闻也。及凌溪等出，创睹骇疑，大不容于人。人各以所不胜相压，而凌溪性挺直，不解假词色于人，更哆憎口，恨不即阱之。幸例调荒裔，往御魑魅。寻升参政，卒罢去。(31) 朱应登的性格很像李梦阳，有率直倔强的一面。大概之前的任职皆以吏事为主，没有机会展示其学问才情，故在陕西提学副使任上，他不仅在经义上聚士授学，还在古文辞上流露出对以韩、欧为代表的唐宋文的不满。这种教学方式，与李梦阳以古文辞取士的方法相似，都是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毫无顾忌地输出自己的文学观。这自然也会遭到很多人的攻击，朱应登因此被调任云南提学副使。与之相比，何景明的性格更温和一些。他一上任，“作《学约》示诸生。已成材者，经、书、子、史，自宜周贯，不为程限；其未成材者，令学官量资作成以相授”(32)。以学宫的名义，编纂刊刻了《学约古文钞》一书。根据胡缵宗序可知，这是一部古文选集，是为了让那些“以举业为专门，以文辞为别途”的读书人迷途知返，知“古文之标的”(33)。嘉靖《陕西通志》说他在提学任上“庄重和粹，严毅高明。教人以德行道谊为先，以秦汉文为法，条约精密，以教化为守令首务”(34)。虽然同样宣导文宗秦汉的复古主张，但所谓的“条约精密”，更多是在文章技法上落实其创作思想，而在教学宗旨上，依然维系程朱理学的相关思想，不像朱应登那样，试图在更基础的知识结构上，用秦汉之文将两宋之文一概替换。这种折中式的教学方法，总的来说效果不错。乔世宁是何景明在陕西最赏识的学生之一，他回忆何景明“督教关中士，亦以经术世务，如其所自志。关中士气习文艺，盖自是一大变云。是时世宁侍先生正学书院，先生说五经义，与诸家训诂多殊，私以为诸训诂不及也”(35)。可见何景明基本上秉持先经义后文章的原则，但在经义教学中，并不恪守宋儒注解，而是掺杂了不少宋以前的训诂内容。正因为在经义层面上让学生们多接触宋前学说，所以这些学生的文章学习虽后于经义，在创作上仍显古风。胡直就说：“关西三石乔公，自少为大复督学高第，故其文虽不颛仿子长，而实郁然有汉人气。”(36)可见提督学校一事，对新一代复古作家的选拔和养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七子中其他几位，如边贡在河南提学副使任上，“以格物先行而后文，申条教以定其趋，勤考校以程其业，复文体以示其标，严劝惩以鼓其气”(37)；王廷相在山东提学副使任上，时有“海内谈诗王秉衡，春风坐遍鲁诸生”(38)之誉。虽没有像李梦阳、朱应登那样，较极端地推行复古文学思想，但都在积极地建立与新一代作家的缘际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讨论提学制度之于复古文学传承的重要性，并不是说郎署和地方之间必须有内在的文学共通性，而是强调郎署与地方之间文学流通与互动机制的顺畅之于明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后七子”的情况，亦有相似之处。如李攀龙任陕西提学副使，吴国伦任贵州提学佥事，宗臣任福建提学副使，周边作家如王世懋历任陕西提学副使、福建提学副使。甚至文坛领袖王世贞，也有过被推为提学副使的经历，只是为首辅严嵩所阻，“分宜遂大衔公，铨司两推公(王世贞)为督学副使，皆格之，补青州兵备使”(39)。 诸人经历中最重要的，属嘉靖三十五年(1556)李攀龙出任陕西提学副使。王世贞在《赠李于鳞视关中学政序》中，对好友报以极大的期望。首先，陕西文风为提学官所引导，自杨一清以下形成了颇为鲜明的传统，王云凤、朱应登、何景明、唐龙、刘天和等皆有贡献，李攀龙正可延续这一带有复古色彩的地方学脉。其次，李攀龙之前的职务“部贵人毛，束以吏事。且于文非职，即有所著作，重自不出，而两河之滨跂响而思奋者比比”(40)，在众望所归之下出任陕西提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培植复古文学力量的绝佳机会。另有一点，王世贞没有提到，但笔者以为，是当时吏部任命李攀龙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发生了陕西大地震。这是中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奏报官吏军民死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韩邦奇、马理、王维桢等陕西文坛名宿同日身亡(41)，张治道亦在数月后去世。较之名宿离世更致命的，是陕西各府县学宫受损严重，重建工作举步维艰；地方典籍罹经动荡，毁佚不存；大量儒学教官和生员遇难，基层教育遭受沉重打击(42)。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吏部任命复古文学领袖李攀龙为陕西提学副使，应是寄予了提振地方士气的厚望。对“后七子”来说，也是接续“前七子”陕西文脉的一次机缘。可惜李攀龙在任上与陕西巡抚殷学关系紧张，不到一年便弃职还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这之后，嘉靖复古作家群中的吴国伦、宗臣、王世懋等人，皆有提学地方的经历，但延续复古文脉的效果，似乎再也不像之前那样立竿见影。尽管如此，在万历文人的眼中，复古文学与提督学政之间的关系依然清晰： 明兴以来，海内操觚之士，毋虑千百。独北地李空同先生，力追古雅，单词片语，足风来学。后数十年而又有沧溟李先生者，崛起中原，自谓主盟斯文。平居不轻许可，独推尊空同氏，而学士大夫亦并称之为二李云。往沧溟氏督学关中也，行部论秀，自先生外不多屈一指。每试辄冠，冠必击节惊赏，曰此空群骥也。先生名，盖自青衿时，已蔚然邮置四方矣。甫兹拜命之日，则江之人士争相庆曰：“何幸得孙大夫视吾学乎!”江右之士，高者尚节概，其次修词，其下亦兢兢不越尺寸。俗之弊也，文滋胜而质渐漓焉。自空同李大夫来视吾学，抑者伸之，卑者振之，靡者实之。士咸相涤濯，知所兴起。故至今语文学大夫，必称空同先生云。空同先生，故关中人也，去今且七十余载，何幸复得孙大夫继之乎!(43) 敖文祯是江西高安人，他在陕西人孙代出任江西提学副使之际，表达了自己对提学文风一事的看法。他对以李梦阳、李攀龙为代表的复古文学思潮颇为认同，且强调二人的提学经历与孙代的潜在关系，即李梦阳是历任江西提学中的杰出代表，而李攀龙在陕西提学任上对孙代有知遇之恩。在敖文祯看来，之所以拿二李作为典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督学实绩，更在于他们以文坛领袖的身份出任提学官，对整个地区起到了引导文风的作用。这里的“文风”，显然不能以狭隘的“时文风气”来理解。在制度职能上，它指向的确实是时文风气；但在现实教习中，诸人对古文风气多有留心，前及李梦阳、何景明等，都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作为一种教育监察制度，提学官的职能毕竟是监督选培政治人才。以个别文学家之案例来推断提学制度的整体面貌及文学影响力，未必妥当。他们的文学行为，实立足于“先德行而后文艺”的基本教学观，此不可不再三强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