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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杨一清提学陕西与弘治北地文风的兴起 如前所言，天顺六年颁布新《敕谕》十八条，代表着明代提学制度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之后的发展态势如何，学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郭培贵认为，提学制度自天顺六年至万历初有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严重缺陷，直到万历三年(1575)重订《敕谕》，方进入成熟期(参见《试论明代提学制度的发展》)。而徐永文认为，正统至正德年间，提学官员比较称职，督学工作颇有成效；正德以后，开始出现轻授、渎职等不良现象，直至明末不变⑥。当然，二人的观察角度略有差别，前者关注制度本身的完善度，而后者更关注人之于制度的能动性。但不管哪一种视角，他们都承认，明成化至正德年间，是提学制度比较稳定而有效的一个时期。 一般认为，宋室南渡后，整个中国文学的重心移至南方，作为文化区域的北方文学(不包括作为政治区域的京城文学)，几乎再没有统领全国文坛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的崛起，确是一个较特殊的个案。而提学制度之于馆阁、郎署文学场域的变化，放在北方的文学现象中，更能呈现其内在的机制。因为南方作为明代文学的核心区，多种要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我们很难判别相关场域的变化，到底是归因于制度、地域还是其他。 复古派“前七子”中，诗推李梦阳，文推康海，两位都是陕西人。他们登第后的文坛声望，自不待言；与之相比，难得的是他们在登第前，都深得陕西提学杨一清的赏识。如果说学校教官是受业之师，科举座师是名义之师，那么提学官就是知遇之师，对未第士子之人生轨迹的改变尤为重要。杨一清是明代政治史中的重要人物，以往学界考察其功绩，重在弘治十五年(1502)后的总制西北军务、计除刘瑾、两度入阁主政三事上，较少从学脉传承的角度去探究他入仕之初二十余年的教学识人之功。笔者目力所及，余嘉华、陈书录、师海军等先生有所论及⑦。关于杨一清早年的这段经历，王恕在《赠陕西提学宪副杨公升太常寺卿序》中做出概述： 授中书舍人，暇则授徒于京邸，从游之士得其指授，登进士为京职者甚众，由是誉望益隆。前天官卿以为公授徒既有成绩，使之提督学校，必能大成就贤才而为国家用。乃举授山西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公在山西不数年，学政之修，士风日振。丁内艰，服除，余适典选，素闻公名，且知其行检，于是举授本省提学。公至，开示教条三十余款，行令郡邑及边卫学校师生遵行肄业。又刊行古丧、射、冠礼，使士习之，且禁止有丧之家作佛事。复亲临考较，视其勤怠从违而赏之。由是士皆孜孜进学厉行，而游惰苟且之徒不得杂于其间；衣冠之族咸执古礼，而闾阎之间，反道悖德者鲜。此皆公教化之所及也。去年乡试，除中式举人外，尚有可中者百余卷，非公提督造就，能如是乎?公在陕西，由佥宪升宪副，又将四年矣。始终一节，略不少渝。于西安，在城修复正学书院，武功修复横渠书院，商州秦岭改佛寺为韩文公祠。斯皆崇儒重道之盛事，亦可见公拳拳用心于斯文，以尽斯职也。⑧ 以上文字，不止介绍了杨一清早年授徒、提学的经历，更关键的是，王恕明言“余适典选，素闻公名，且知其行检，于是举授本省提学”。杨一清补陕西提学佥事在弘治四年(1491)，而王恕任吏部尚书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至弘治六年(1493)间。也就是说，这一人事任命，有王恕利用职权之便的嫌疑。作为明代关学的代表人物，王恕在中央陕籍士大夫中威望极高，后来康海为救李梦阳而拜谒刘瑾，提到当今三秦豪杰有三，第一人即“王三原秉铨衡，进贤退不肖”⑨，那时王恕已致仕十余年，在陕西士人心中的地位和声望依然不减。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涯的巅峰期，王恕为家乡安排了一位青年老成、教学能力突出的提学官员，而杨一清也不负所望，用了七年的时间，将陕西学校的教学风气及人才质量提升了一个台阶。 先前学界探讨杨一清与陕西作家群的关系，主要是梳理诸人之间的学脉师承关系，而本篇将尝试去探究相关学脉关系的建立和运作机制。杨一清历陕西提学佥事、副使七年，教学改革可谓大刀阔斧。特别是弘治九年(1496)，在提学副使任上重建正学书院，尤为时人所称道。“拔各学俊秀会业于中，亲为督教，其大规先德行而后文艺，故院中士连魁天下为状元者二人，其以学行、功业著闻者甚多。”⑩这里所说的状元二人，即康海与吕柟。如果我们着眼于杨一清个人，那么正学书院不过是他学政事业的巅峰而已；但如果我们跳出个案的视阈，进入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视野，则此事意义重大。李东阳撰《重建正学书院记》，对书院建置介绍如下： 划为三区，其中为祠，左为提学分司，而书院实居其右。……书院之制，皆与司称。又左右环为肄业之室，堂之后为会馔之所。共为门三重，以通出入。塈而垣之四周，而其制始备。……杨君受命分省，任兴教作人之寄，其督学州郡有成效矣。兹又聚徒置院，为养蒙储俊之计，为之标的绳准以示之。(11) 由上可知，陕西提学分司的官署，与正学书院位于同一院落内。建筑形制上的捆绑，意味着杨一清的诉求，不仅是创建书院，更希望“亲为督学”，即直接管理书院。他早年以授徒闻名京城，实际教学经验相当丰富，“初授中书舍人，职务清简，横经授徒，从者日益众，以其教魁天下、魁两京诸省、登显位者百余人”(12)。朝廷正是看重这一点，才任命他为山西提学佥事。但提学官不同于塾师、教官等一线教师，主要起提督学校之责，并不承担具体的教习任务。故在山西、陕西提学佥事任上，他做事虽然雷厉风行，却停留在提学官的常规职能以内，未有太多逾矩，此即李东阳所说的“督学州郡”。弘治七年(1494)，杨一清由陕西提学佥事升本司副使，或许是掌握了更充分的教育主导权，也可能是其教育思想更趋成熟，他改用重建书院的方式，让提学官来集中教习优秀生员，“群陕士高等者其中，亲课之”(13)，此即李东阳所说的“聚徒置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杨一清的从教经历，分为横经授徒、督学州郡、聚徒置院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横经授徒，是身为中书舍人的杨一清的私人行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第二个时期的督学州郡，是身为提学佥事的杨一清的官方行为，行事严谨果决，但至多算是职权范围内的政绩出色而已；第三个时期的聚徒置院，其实是身为提学副使的杨一清，合理利用职权边界、拓宽职能范围的一种行为。一方面，他将私学性质的书院融入到提学体制之中，以此发挥他在横经授徒上的经验优势。在名义上，他并未干涉府县官学的日常教学事务；但事实上，他在更高层级介入了对生员的直接教学，这显然溢出了提学官的权责范围。另一方面，如此安排又在制度层面上，为那些有潜质的未第生员提供了一个在省城集中学习的机会，其教学质量无疑比府县官学要高出一个档次。经过数任提学官的经营，最终成就了弘治、正德年间陕西文士的“井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变相地填补了明代学政制度的一个空缺，即省一级行政区划没有统一、稳定的官学机构。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无疑在两宋。宋代的官学系统，尚未成熟到覆盖所有府县，官学生、私学生皆可应解试，地方书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明代的情况则不一样，洪武年间诏令天下，所有府县必须设置官学，只有官学生员才可应科举试，这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地方书院的发展前景。虽仍有一些乡居士大夫积极创办私学书院，但纵观整个明前期，书院讲习之风远未兴盛。有鉴于此，明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发展道路。王守仁借书院来讲习心学，继续保持书院的私学色彩，即其中一途；而杨一清的官学化改革，借提督学校之名义，将私学性质的书院半官方化，同样是新法之一。此法的优势，在于它不偏离“科举必由学校”的国家政策，不会分散年轻生员的学习精力。是一种比较保守而稳妥的试验法，较适合在陕西这种教育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推行。 我们应当承认，杨一清的提学宗旨，是“先德行而后文艺”，文学不是他的教习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其中隐性的文学传承关系。正德年间，杨门弟子编《同门题名录》，得七十人，明言寄寓“邃翁先生复古之教”(14)。这里所说的“复古之教”，笔者以为，包括政教复古和文教复古两个层面。政教层面的复古是否成立且不论，至少文教层面的复古，在陕西提学任上，有很多线索可寻。陕西诗人胡缵宗回忆道：“(杨一清)视学关中，亦以古文辞启发诸士子，诸士子皆勃然兴起。尝语人曰：‘吾于秦中得李献吉，诗不愧李、杜；得康德涵，文不愧马、班。’”(15)嘉靖后期，王世贞送李攀龙任陕西提学副使，亦以杨一清事迹相勉：“吾闻孝庙时，北地有李献吉者，一旦为古文辞，而关中士人云合景附，驰骋张揭，盖庶几曩古焉。父老言故相杨文襄公实为之师倡之，献吉诸君子时时慕称杨公不衰也。”(16)万历年间，冯从吾撰《关学编》梳理陕西学统，亦云：“邃庵杨公督学关中，见先生与康德涵、吕仲木，大惊曰：‘康之文辞，马、吕之经学，皆天下士也。’”(17)以上三条材料，皆聚焦在“古文辞”的层面上，讨论杨一清之于李梦阳、康海等陕西籍作家的影响，显然不是道德规导、时文教习等常规的师授路径所能涵盖的。 弘治十一年(1498)，杨一清回京任太常寺少卿。接替他工作的，是新任提学佥事王云凤。与杨一清任提学官之前只是品阶较低的中书舍人不同，王云凤在出任陕西提学之前，已经在中央郎署颇有名望： 弘治丙辰间，朝廷上下无事，文治蔚兴。二三名公方导率于上，于时若今大宗伯白岩乔公宇、少司徒二泉邵公宝、前少宰柴墟储公瓘、中丞虎谷王公云凤，皆翱翔郎署，为士林之领袖。砥砺乎节义，刮磨乎文章，学者师从焉。(18) 丙辰为弘治九年，正是李梦阳活跃于郎署文坛的开始。一位是锐意文学复古的郎署新人(时任户部主事)，一位是“刮磨乎文章”的郎署领袖(时任礼部郎中)。刚在郎署年轻人中兴起的复古文风，是否对接下来历任陕西提学佥事、副使共五年的王云凤产生影响(19)，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陕西提学任上，确实很好地延续了杨一清的督学方针。比如遵循先德后文的教育宗旨，“教人先德行后文艺，锄刁恶拔信善，崇正学毁淫祠。学政肃清，三秦风动，豪杰之士莫不兴起”(20)，“设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读书，曰学文，曰治事。……取人首名节，次文辞”；又如坚持正学书院的教学活动，并“建书楼于正学书院，广收书籍藏之，以资诸生诵览”(21)。作为省一级的半官方书院，必须有足够的藏书，方能满足优质生员的阅读需求。杨一清督学期间努力扩大典藏，但收效甚微，“杨公为提学副使，建书院，即搜葺各学遗书，得《仪礼陈氏礼乐书》《真西山读书记》《通鉴记事本末》，以示学者。……云凤继至，益以石刻五经等书，兹八载矣，然蓄犹未广，士用固陋”(22)。故后任者王云凤专门建造了一幢藏书楼，典藏从各地征集来的图书。从他撰写的《正学书院藏书记》，可知当时已有《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显然不是未第士子通过私人途径可以看到的。这也为年轻人在常规的经义之学之外，开辟了文艺之学、经世之学等多种可能。 杨一清和王云凤在陕西连续十二年的提学工作，特别是对正学书院的改革，选拔出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所识拔李梦阳以文学名天下，而状元康海、吕柟与名士马理、张璿辈，皆与焉”(23)。其中李梦阳是弘治五年(1492)陕西解元，时正学书院尚未重建，他与杨一清应只是知遇提携的关系，未必有直接而紧密的教学关系。但比李梦阳稍后的一批士子，如康海、吕柟等人，皆受益于正学书院的新教学体制。弘治十八年(1505)状元康海，自言“予为诸生时，邃庵先生提学关内，以予就业正学书院”(24)；王九思之弟王九峰，颇受王云凤的赏识，王云凤“督学关中，按鄠，首问寿夫，得其文大喜。命为学官弟子，遂携入正学书院，与高陵吕仲木辈亲受其业”(25)。正德三年(1508)状元吕柟，“屡为督学邃庵杨公、虎谷王公所拔，入正学书院，授以所学，复友诸髦士，由是见闻益博”(26)。可见正学书院的功能，不止于让提学官来直接教习生员，更在于为全省的优质生员提供一个共同的交流平台。天才们成群结队地涌现，并非出于某种偶然，而是他们相互勖勉，“友诸髦士，见闻益博”的结果。这一互学机制，在正学书院的后续发展中得到了很好地保留。如嘉靖四十年(1561)，孙应鳌任陕西提学副使，撰《教秦绪言》一卷，就要求“各择同志为会……有师从师，无师从长，商议文字，谈说经籍，各尽所长，虚怀以解”，再三强调“本道躬亲查核”(27)，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双线交流机制，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此为后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