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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给我的演讲题目是“MODERN FICTION IN CHINA”，我理解为“中国的现代性虚构”，在这大题目之下，我又拟了一个小标题，叫作“麻将与跳舞”。 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她的成名小说《喜福会》，故事就是在一张麻将桌上引发出去的。四位中国女性，从上世纪前半叶动荡的时局逃亡到美国旧金山，携带着各自的中国记忆，终于尘埃落定，聚首于喜福会，享用下午茶，打着麻将，谈论往事。 在谭恩美之前至少三十年，还有一场著名的麻将，就是张爱玲的《色·戒》中，二次大战沦陷的上海，汪伪政府官员府上所设的牌局。其中有一名年轻的牌友是潜伏的刺客，企图从麻将桌上接近这名投靠日本人的政要，以实施抵抗运动计划。从这两桌麻将来看，麻将确是个隐匿有多种时机的空间。它是四人游戏，将单挑的对峙分配成多方角逐，它的胜负就不纯粹以力量强弱决定，而是在于全盘性结构调整，所以，麻将的紧张度是潜伏在外部的松弛底下，不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是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它有一种闲定的从容的节奏，可嵌入许多牌局之外的事故的成因：旧故新识，恩怨情仇，欲念勃动，又暗藏杀机。反而言之，一切端底又在麻将的有闲表情之下消解了严肃性，变得颓废。在一九四九年工农政权的新中国，作为腐朽时代的物事，麻将被清除出民间的娱乐生活。 我的小说《长恨歌》里也出台过一桌麻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海的弄堂房子里。四名牌友分别是一位企业家的太太，一位私人护士，曾经为政要的外室，旧日金主的遗泽是她生活的大半来源；一位大学毕业拒绝前往西北就职的闲散于社会的无业青年；第四位的来历要复杂一些，他是共产国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烈士短暂婚姻的产物，因患结核病而免于工作，受供养于政府的抚恤。后来，《长恨歌》改编话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编剧赵耀民先生对这一场麻将情有独钟，他特别强化和突出这一幕的戏剧性。牌戏在胆战心惊中开场，博弈的乐趣渐渐抵消了负罪感，不免忘乎所以，唱起了老曲子《麻将歌》。顿时，都会上海的靡废空气浮云般升腾起来，弥漫在麻将桌上。正陶醉之时，门被敲响了，进来一位邻人，原来家中小孩子发烧，请这位护士上门注射针剂。说话间，发现了麻将，四座皆惊，仿佛大祸临头。然而，事出意外，那位病家恳请护士自行前往打针，他则摩拳擦掌，顶缺上桌。每每演出到此，观众便爆发大笑，久久不能息止。由此可见，一九四九年之后，麻将这一消遣，多少负起叛逆的意味，很自然的，它被虚构者用来作一个隐喻，隐喻主流意识形态之下，边缘的价值。而我今天着重描绘的，是在九十年代的一桌麻将，此时，麻将已经完成革命的使命，进入日常市井生活。 上海作家榛子写于新世纪的小说《凤在上龙在下》里，一场四方大战也是由两男两女组成，他们曾经是这城市骄傲的市民——全民所有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企的员工。其中一男一女为服装店的店员，服装店的店名颇有时代气息，叫做“向阳”。他们是师兄妹，照惯例，很可能成为一对，但世事难料，女店员是与牌桌上的另一位，机器厂的车床工结为秦晋之好。第四位沈小琴则是车床工的师妹，如通常情况，暗恋师兄，结果是被带来介绍给老婆的师兄做朋友。两个单身男女配成一对，本是天经地义，然而，又一回世事难料，男店员无意与沈小琴结缘，也不像对自己的师妹有所觊觎，似乎更是对剽悍的车床工有向往之心。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对同性恋情没有普遍的认识，男店员本人在懵懂中意识，自从看见车床工，他就再不可能爱上任何异性。这错乱的情欲将他们纠结起来，拾不起又放不下，麻将成了他们四人关系的最平衡，它即是情节的本身，同时担负象征的意义，故事就在这有效的形式里演绎。他们所服务的企业在改革大潮中快速式微，现代时装业以及销售模式一夜间扫荡了城市，经济向市场开放，计划体制内的生产系统全面动摇，工厂关停并转，他们这几个从社会的中坚阶层坠落于弱势群体。事实上，他们都成了失业者，各奔生路：开小杂货店，做交通协管员，到货场扛大包，驾驶抓斗车，劳务输出去日本……可是生活的磨难还在继续，小本经营的买卖不是收进假货就是收进假钞，凭体力谋衣食的人偏偏患上重症肌无力，办日本打工的蛇头卷款逃跑，而沈小琴真情落空，她爱一个落空一个，眼睁睁看着青春荒废。最终，经人介绍，嫁了个年迈的台商。平心而论，除去年龄这一点，应该说没什么可挑的，经济宽裕，身体健康，人品厚道，对年轻的妻子称得上宠爱，可说是整个下滑的遭际中惟有的一点好运气，可是，个中原委不能多想，想想就要落泪的。新年新禧中，四位牌友又打了一场麻将，是为沈小琴送嫁，也是惜别。牌桌上，沈小琴提议加注，人们瞠目结舌时，她兀自开局，局局放水，到手的好牌生生送出去，就只见那三人跟前的钞票节节高涨，这才明白沈小琴不是打牌，是给他们送钱。送的又不单是钱，而是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帮她，陪她；还是负气，气他们帮忙帮不到地方，陪也不能陪一辈子，可是有些事情爱莫能助，所以就是怪自己不争气。这场麻将面带戚容，走的不是牌路，而是世道人心，在大时代的潮起潮退中，就好像一具小小的方舟。麻将的隐喻性在此面向了更广大和深厚的人生，游戏原本轻浮的内心，变得持重起来。 说过麻将，现在说说跳舞吧！上世纪三十年代，有文学流派称为“新感觉派”，初起源于日本，注重感性的体验和表达，到了中国，尤其上海，演变为“洋场文学”，穆时英可算作代表人物之一，其笔下有一篇作品，题目就叫作《上海的狐步舞》。小说写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夜晚，在这个暗潮涌动的夜晚里，城市边缘地带，帮派们内讧格斗；英国投资商信步丈量开发房产的地皮；比利时珠宝掮客搭识电影明星，策划做一笔交易；租界上酒店里开着麻将桌——注意，麻将又来了；黄包车夫拉着喝醉的美国水兵；启蒙派作家为拯救普罗大众，结果被当成悭吝的嫖客；印度巡捕在街上梭行；企业主的长子与年轻的继母陷入不伦之恋……一切动静声色都是在舞场上华尔兹的旋律伴奏下进行，踩着爵士乐的拍点，多么奢华而又糜烂啊！呈现着殖民地商埠城市的病态面貌，文明历史的秩序道德全被践踏和摧残。这篇小说里有一句非常微妙的话：“开着一九三二年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一九八零年的恋爱方式”。我们的前辈穆时英万万不会想到，一九八零年，这个城市的爱情，将是以进步的方式退回到“狐步舞”里。在抵达一九八零之前，还需经过许多年代，让我们略作跳跃，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代。 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写于世纪初的长篇小说《慢船去中国》（首刊于《收获》），很明显，题目来自美国的老爵士乐曲“I’D LOVE 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是穆时英时代的遗韵了。小说写的是一个发迹于鸦片交易的买办家族，一九四九年留在中国大陆的后代的命运。其中有一个人物，老买办的长孙，名字叫哈尼，这是一个暧昧的名字，字形为中文，发音则兼顾于中文和英文。共和国建国之际哈尼还在幼年，然后长成少年和青年。他崇尚西方，在世界冷战格局中塑造成的西方想象，其实只是一些碎片：爵士乐的旋律，美国画报上的图画，本土化的西餐，坊间流言，如此而已。二十岁那年，哈尼与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要知道，六十年代的上海，有的是这样崇尚美国的青年，他们组织一支小型爵士乐队，在家中举办舞会，这样的家庭舞会被命名为“黑灯舞会”。从这名字就可看出它的地下性质，为法律所不容。所以，当舞会暴露，成员们无一例外受到惩罚，对哈尼的处理是，中辍学业，去往新疆农垦劳动，他的人生就此改道，与西方世界越行越远。许多年以后，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终于来到纽约，他坐在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听到那支“慢船去中国”的曲子，歌曲所抒发的老黑奴的乡愁中，他辨识出的却是在中国的荒芜青春。这一个邂逅也是阴差阳错，离群索居的中国就这样与全球化接上轨。 沿着时间来到七十年代，很奇异地，狐步舞和黑灯舞会在此有了一个变体，出现在上海女作家殷慧芬写于一九九零年的小说《欲望的舞蹈》。那是在工厂的车间，其时，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从消费型成功转向生产型，车间里来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文化革命”中群众业余组织的歌舞队，以宣传为名义举行娱乐活动。车间里的演出中最引人遐想的节目是新疆风格的单人舞，“新疆”这地名又来了，但这一回不是实施惩罚，而是体现异域文化，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这文化自有合法性。舞者名叫惠子，在异族人的舞蹈中充分展示了她的身体和热情，还有性感。此时，“性感”的概念还未登陆社会主义中国，它是以受诱惑的心理进入人们的意识领域。在“性感”的概念来到之前，中国汉语中有一个词汇专用来指认相似的类型，就是“尤物”。这是一个十分不肯定的词汇，它既不是正面的，甚至也不是中性，但并非绝对的负面，在它的含义里，多少有着被玩弄的意思。在这里，跳新疆舞的惠子，便在人们心中成了一个“尤物”。人们先是用眼光狎昵她，继而有了语言，再接着行动也来了。最不幸的还不是邪恶的侵犯，而是正派的好男人都在离她远去。看起来，跳舞这件事，总是和欲念联系在一起，还和违禁联系在一起。在那样一个禁欲的年代，舞蹈中的身体就算隔离了接触，但依然以意淫的方式挑战了政治意识形态，挑战者也因此蹈入毁灭的命运。 时间终于接近八十年代，“文化革命”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正是前辈穆时英在五十年前向往的“未来”，“狐步舞”从幽暗的历史中溯流而上，我格外地要向大家讲述女作家唐颖写于上世纪末的小说《冬天我们跳舞》。小说中的时间在一九七八年底，上海这城市又暗香浮动，舞会悄然兴起。故事里舞会的主持者，晚辈们都称“裘伯伯”——这个名字也像是刻意为之，在上海话中，“裘”和“旧”谐音。“旧伯伯”时年五十二岁，屈指算来，年少于《上海的狐步舞》中那个与继母私通的青年，又比《慢船去中国》那个因“黑灯舞会”发配新疆的少年年长，正是目睹过都会浮华夜晚，且世故地规避了新政权对旧社会的肃清整治，隐居到改革开放的年头，这一位前朝遗老可谓如鱼得水，活跃非凡。小说中的“我”，是一名青年，正在复习功课，准备参加恢复不久的高考，每到周末，便跟母亲去赴“旧伯伯”家的舞会。高考，在这里也是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似乎暗示舞会其实代表生活终于回到正常轨道。对于这位出生于共和国的青年，跳舞不止是单纯技术性问题，它包含有社交，礼仪，淑女，夜生活的诸项学习。首先是参加舞会的衣服，小说写道：“周末下午我的家就像个卖旧衣服的铺子”，母亲，“旧伯伯”的同时代人，尚有箱底可翻，“我”呢？两条腿走路，一是用妈妈的旧衣服改，二是抓紧购买新上市的时装；衣服有了，身型与风度又成了问题，经过恶补，总算凑合完毕，开始接近参加舞会的模样，却迈不出门去；正是冬天，北风料峭，这一回就全仗着勇敢和决心；走过寒冷的大街，去到“旧伯伯”家也不怎么暖和的客堂间，音乐响起，舞会开场，更大的难堪来了，那就是没有人邀请跳舞。会跳舞的男宾成了稀缺动物，他们往往自带舞伴，又总是寻找时髦的善舞的女客。真就好比革命成功，大浪淘沙中，奋勇者多是出局。然而，更有意味的情节还在最后，当“旧伯伯”在舞场上翩翩飞翔的时候，他的妻子，一个从不跳舞的女人，陪一个从不跳舞的男宾聊天，聊天，终于聊到红杏出墙。故事这一发展，令所有人意外，它将跳舞的颠覆意义，又来了个颠覆。同时，也像是一个预告，预告跳舞这一事物的隐喻性，不足以覆盖历史前进的脚步。无论是跳舞，还是麻将，对于前一个时代的抵抗，已经穷尽象征的资源。 在更年轻的作者笔下，又有另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事物，继续向时代的局限进发。比如七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女作家棉棉，她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名叫《啦啦啦》，其中呈现出新一类的物质：酒吧，摇滚乐队，“坏孩子”，滥交，大麻，甚至海洛因……至于前一代小说中的西方国家，圣诞节，咖啡馆，这些带有隐喻性的物质，在《啦啦啦》已成为写实性的日常状态。现代中国的虚构就这样不断地更替指涉的符号，现实生活则不断地从旧符号中蝉蜕，寄身新符号，再蝉蜕。 今天，报刊与电视里的征婚启事，常常有这样的文字：“麻舞不沾”，或者“麻舞者勿扰”。前者是表示品质的正直、无不良嗜好，后者则声明有嗜好者谢绝，总之是出于道德的要求。“麻舞”两个字便是麻将和跳舞的简称，这两项活动，卸下曾经承担的思想重负，回到本来面目。 2012年9月12日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