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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崇拜与“诵经灵验”的民族性渊源 所谓经典崇拜，“是人们对某种典籍图书的尊崇和敬拜，它产生于敬畏、仰幕、感恩、祈求甚至恐惧的心理，由此产生一些祭祀仪式和禁忌习惯”。中土经典崇拜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文字信仰，《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此后，这一传说在其他文献中反复出现且被不断神化。如《淮南子》卷八《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东汉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亦在《说文解字·叙》中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些记载反映了先民对文字的崇拜心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文字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为贵族阶层所垄断，在春秋后期之前，普通士人很难有机会接触，更不要说一般民众了，这在无形中强化了先民对文字神圣性的认知。 两汉以后随着对儒术及经典的提倡，逐渐实现了从文字崇拜向经典崇拜的转变，《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中的一段话可视为这一时期经典崇拜的典型观点，“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将经典的权威性、神圣性、永恒性和适用性上升到一定的地位，就出现了“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的局面。如《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载：“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这种略显夸张的社会风气的背后，实质是社会上下对经典的过度崇拜。 东晋以后，人们对经典的崇拜已不仅局限于经典的内容，还包括对经典本身的崇拜，甚至举行一定仪式来祭拜。如《南齐书》卷五十四《臧荣绪传》载：“荣绪惇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下，这一时期的宗教信徒利用经典来传播某种宗教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尤其是当人无法理解自身运动和自我归宿时，就会寻求一种舆论崇拜物来崇拜、信仰。这种舆论崇拜物须具有权威性和支配力，能唤起人们的想象、思索，产生向往、敬仰和遵从行为等特点，经典无疑满足了上述条件。就这一点而言，道教信徒无疑要比佛教徒敏感，他们早已深刻洞悉底层民众集体无意识的经典崇拜和迷信文字的心理沉疴，利用民众期盼“权威话语”并容易受其暗示和感染的集体心理，将经典崇拜演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如《太平经》“王者赐下法第一百”中说：“但拘上古、中古、下古之真道文书，取其中大善者集之以为天经，以赐与众贤，使分别各去诵读之。”又云：“诵吾书，灾害不起，此古贤圣所以候得失之文也。”佛教徒在和道教徒争夺信徒的过程中，很可能受此启发，利用佛经来宣讲弘法，于是涌现出大量的诵经灵验故事，从而衍生出一种印度佛教信仰所不具备的获致灵验的方式，即诵经灵验。 总之，作为灵验方式之一的诵经灵验既沾溉了佛教重视诵经的习俗，又深受中土经典崇拜的影响，在佛教信仰建立的过程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观音信仰与六朝志怪小说互动研究”（XSP18YBZ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