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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卷第2期。作者徐振，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敬晓庆，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戏剧学教学与研究。 【内容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斐迪南·拉萨尔围绕着《济金根》的论战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双方政治理念的一次交锋。拉萨尔在剧本中将济金根塑造成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却是通过戏剧来表现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和真正的革命领袖托马斯·闵采尔，恩格斯看到了闵采尔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他的政治纲领已经接近共产主义。故此双方的争论的焦点隐含着谁才是真正的革命领袖。《济金根》所构想的悲剧性冲突影射1848年的革命运动。拉萨尔通过《济金根》传达“革命冲突”具有重复性和必然性，1848年的革命不过是重复了《济金根》中的冲突，故此其失败也是必然的。恩格斯批评了拉萨尔的悲剧观，在不否认济金根和胡登的目的是解放农民的假设前提下，提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的悲剧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斐迪南·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托马斯·闵采尔 一、“济金根论战”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中，“济金根论战”是极为精彩的一幕，后世研究者也惯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拉萨尔的书信论争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对于斐迪南·拉萨尔的历史五幕剧《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1859），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济金根》在结构和情节上“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恩格斯则表示《济金根》的题材以及作者的处理方式都堪称“德意志民族戏剧的作品”，并赞赏“难得读到这类作品”，著名的英国作家如萨克雷的小说也从未像《济金根》那样能够引起他的兴趣，这部作品是值得他“另眼看待”的。在感性的体验层面上，马克思的感受是，“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就强烈地感动了我”，恩格斯的体会则是“激动不已”。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异口同声称赞的《济金根》的优点，但同时也是异口同声批评了《济金根》的缺陷和不足。 拉萨尔这一作品最让马克思不满意之处就在于拉萨尔对于济金根的美化，并且完全忽视这一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即是马克思批评的拉萨尔“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缺乏莎士比亚戏剧中福斯塔夫式的时代背景。马克思认为，既然《济金根》属于历史剧，那么就应该尊重基本的历史史实，16世纪2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1517年神学博士马丁·路德的《评赎罪券的效能》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路德的改革在欧洲天主教坚固堡垒上凿开了一个缺口，导致其后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帝国骑士济金根1522年的“革命”紧随其后，而托马斯·闵采尔在1521年的11月就已经发表《布拉格宣言》，表明自己对教俗封建制度无比痛恨的宗教政治观，与此同时德意志境内诸侯们或支持或反对路德宗教改革的斗争以及农民战争亦是此起彼伏。拉萨尔的戏剧没有正视气势恢宏的大时代，仅仅将目光局限在狭窄的骑士“革命”上，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硬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济金根》的批评并不是全部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展开，虽然恩格斯自称是从“美学观点”来衡量《济金根》，但实际上也不是文学审美，而是政治审美，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他们与拉萨尔对于无产阶级是否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旗帜鲜明。马克思的观点是，像济金根这样的贵族代表不应当在剧本中占去作者的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怪的论断，因为这部戏剧就叫《弗兰茨·冯·济金根》，它的书写重心必然是以济金根为代表的骑士“革命”，马克思却要求拉萨尔将无产阶级运动作为其“十分重要”的背景，难怪拉萨尔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深究在时代背景这一问题上论批评的资格，恩格斯确属不二人选，因为恩格斯在1850年就写成了《德国农民战争》，对于《济金根》的时代背景极为熟悉，完全达到了“知人论世”的程度。恩格斯的批评同马克思如出一辙，恩格斯指出，“那个时代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也都描写得非常清楚，这样，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恩格斯和马克思立场一样，批评拉萨尔不重视无产阶级运动及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虽然恩格斯也承认这是一个“次要问题”，他提出了农民运动值得深入研究的建议，但是他最后还是认定因为拉萨尔把农民运动放在了次要地位，故此拉萨尔对贵族的国民运动做了“不正确的描写”，从而也就忽视了济金根失败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这里讲的“不正确”本质上就不属于文学审美的标准，实质上是政治标准。 拉萨尔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当然不会赞同，他并不讳言自己创作的济金根与历史上的济金根不相符合，不过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象的济金根与历史上的济金根更加不相符合。这其实就是道出了“济金根论战”的真相，无论是拉萨尔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济金根只不过是进行思想交锋的一个平台。表层谈论的是济金根，实质却是政治理念的对垒。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一向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倾向性，他们在论文学作品时同样如此。而拉萨尔则以政客的身份伪装诗人，然后以所谓诗人的身份诘难马克思：“你对于历史上的济金根的看法即便是十分对的，可是对于我的济金根的意见仍然是不对的。难道诗人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主人公理想化，并赋予他更完满的意识吗？”这种论证逻辑其实是毫无道理可言，拉萨尔意图凭借文学作品来宣扬其政治理念，当马克思直指其政治理念的缺陷时，拉萨尔又退回文学的领域谈论创作的自由。因为拉萨尔是如此擅长狡辩，故此马克思认为拉萨尔的回复答辩显得“荒唐可笑”，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面前，“一个人不仅自己有工夫来写这种东西，而且还想叫我们花费时间来看它，实在不可理解”，这也充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济金根》的重心根本就不在文学审美之上，因为这出戏剧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不关涉文学审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愧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第一眼就看出了包含在《济金根》中的政治意图，所以他们的批评一开始就是在政治场中运行，而不是像国内众多教材所讲的拉萨尔的作品未能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不符合现实主义的精神之类。 二、革命领袖之争：济金根与闵采尔 如果对这部戏剧进行批评的是一位路德宗的教徒，难保这位批评家不指责拉萨尔在戏剧中没有对马丁·路德给予应有的注意。因为正是这位神学博士的宗教改革，才引发了济金根领导的骑士暴动和德国农民战争的连锁反应，至于对欧洲各国局势的影响之大此处难以尽述，当然，局势的发展也是路德所始料未及的。此处围绕《济金根》论战的双方都已经不会站在宗教的立场，所以是否应该给予路德以应有的注意，在这里并没有引发双方的争论。唯一提到路德的地方，是马克思不满意拉萨尔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故此，马克思在意的仍旧是以闵采尔为代表的平民阶层的重要性，至于路德如何，那不需要过多关心。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意见，拉萨尔认为这其中的潜台词是说他本人创作的虽然是《济金根》，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却是通过戏剧来表现农民战争的伟大和革命领袖例如说托马斯·闵采尔的风采，这一辩驳被国内学者认为是拉萨尔的“狡辩”，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绝非“题材决定论”者。但事实上，即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题材决定论者，但他们对于题材的取舍是非常在意的。例如恩格斯批评德国诗人卡尔·倍克的《穷人之歌》时指出，倍克歌颂的对象包括“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和“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但偏偏就是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诗歌中歌颂对象的取舍其实也是一种题材的取舍，就某种程度而言，恩格斯对于倍克的诗歌持否定态度与他的题材取舍大有关联，恩格斯认为，尽管倍克比德国文坛上大多数小作家具有更多才华，但因为他被自身小市民的鄙俗气质所局限，所以终究没能创造佳作，“他那装模做样的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和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是这种鄙俗气在理论上的表现”。再例如，恩格斯在批评玛格丽特·啥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时候，提到“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术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而恩格斯期望的是，“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此处涉及的问题其实也是题材的取舍，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反抗和争斗素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重视。 韦勒克就认为，拉萨尔能看到这出戏剧因为缺少托马斯·闵采尔或者农民战争的场景而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非议，恰恰是一种“十分正确”的申辩，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得非常明白，马克思所讲的“农民的代表”，恩格斯提到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所指向的都是无产阶级（确切地说就是指托马斯·闵采尔），当时德意志境内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数量相当可观，如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领的黑林山—黑高农军、乌尔里希·施米德率领的巴尔特林根农军、特尔·汉斯领导的湖军、乌尔里希·雪恩带领的莱普海姆农军等等，这种如火如荼的革命局势之所以形成，正如恩格斯所判断：“路德对天主教教阶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发动了起来，从此以后，农民没有一年不起来重提自己的要求”。恩格斯因为对德国农民战争非常熟悉，故此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领袖虽然众多，但真正符合恩格斯心目中理想的还是托马斯·闵采尔。 闵采尔被认为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德国农民利益在实践与理论上的杰出代表。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有人认为是叛乱，闵采尔的思想，则被认为过于激进，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闵采尔的激进理论，成为了德国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先导。他的激进实则是因为他的政治和宗教观点“走在约三个世纪的前面”。闵采尔的理性思想和路德的信仰思想并列为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两大思想，这两大思想要素是后世德国一切哲学理论的基础。恩格斯因为对于现实的理解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能够看到历史在其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故此对德国农民战争的伟大推崇备至，视托马斯·闵采尔为伟大的革命者，而不是“叛乱分子”之类。恩格斯清楚明白地表示，托马斯·闵采尔是德国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人物”，没有之一。约从1502年始，德国农民第一次提出了收回教会财产用于人民，建立统一德意志君主国的要求。从那时起，“这两项要求经常由比较先进的农民和平民集团提出”，而托马斯·闵采尔则对这两项简朴要求进行了升华，使之臻于完备：没收教会财产，实行财产公有制；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闵采尔与其他农民领袖的不同在于，在他的革命思想中，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共产主义”思想，而在此之前，没有人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一个清晰的表达，出现的只是慈善团体、意义模糊的平等，至多也是预见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关系。直到闵采尔的出现，采用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思想来明确地“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自闵采尔以来，民众在每一次动荡中都出现这种思想，直到它渐渐同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恩格斯认为，“闵采尔是完全处于当时正式社会联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初期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形势的推动下已经预感到共产主义必将实现。”可以看出，恩格斯完全是把闵采尔作为三百多年前的知音来对待的。 闵采尔本人也是神学博士出身，“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得心应手地以圣经引证自己的论点”，这一点可以说得上与马丁·路德并驾齐驱，这也可能是路德与闵采尔早年交情甚好的原因之一。但闵采尔走了一条与路德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路德进行的是宗教“改革”，那么闵采尔则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革命”。闵采尔从锡利亚主义中所描绘的“千年王国”得到启示，认为对腐朽堕落教会和罪恶世界的末日审判，“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遍及各地的风潮而即将来临”，那一时刻也是千年王国成为现实的时刻。闵采尔的布道具有革命的性质，他对基督教的主要观念进行了抨击。闵采尔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恢复了他的人性，“基督同我们一样也曾是人，不过他是先知和师长，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纪念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并没有加入任何神秘的佐料”。 闵采尔也否认了圣经的神圣性，他认为圣经的启示既不唯一，也非无误。在布道的过程中，闵采尔高扬了理性的精神，认为理性才是真正的启示，理性的启示“曾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现在依然存在”，闵采尔用理性统御了圣灵，从而消解了圣经与理性的对立，如此一来，信仰实则是理性的复苏而不是盲信。闵采尔将千年王国建立在此岸世界，这其实也是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发展，抛弃了基督教宣讲的彼岸世界，将唯灵主义的上帝之城还原到人世之中，他认为“天堂并不是什么彼岸世界的事物，天堂必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人世间建立起来。”地狱魔鬼则不过是人的邪念和贪欲。“闵采尔所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不再有阶级差别，不再有私有财产，不再有对社会成员而言是独立的和异己的国家政权”，闵采尔的革命性表现在对于破除旧有罪恶世界的强大决心，或者说他是完全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质，他认为“所有的政权，只要是不依附、不参与革命的，都应当推翻，一切劳动和一切财产都应当具有公共的性质，必须实行最完全的平等。为了不仅在整个德国，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这一切，必须建立一个同盟必须邀请诸侯和封建主都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应当不失时机地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的革命纲领是如此完备，革命意志是如此坚定，所以恩格斯赞叹说：“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紧密相连的，正如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一样，他的政治理论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正如他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理论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毫无疑问，在恩格斯的期待视野中，《济金根》是应该给予闵采尔以应有的注意的，但遗憾的是，拉萨尔没有认识到闵采尔的价值，拉萨尔的判断与恩格斯大相径庭，拉萨尔认为，德国农民运动没有主体权利的概念，仅仅是消灭权力的滥用，不涉及自由的权利的原则，这一点在托马斯·闵采尔那里才有所改变，但是，闵采尔也只不过是加入了“宗教空想”的因素而已，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拉萨尔对德国农民战争和托马斯·闵采尔完全是持否定的态度，他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做了两点归纳，第一，农民战争不是革命。农民战争的目的仅仅是消灭权力的滥用，而不涉及制度的更新；第二，农民战争的极端反动性。农民运动的反动性和历史上的贵族、党派如出一辙，“农民希望把仅仅作为中间权力的一切领主从帝国领主会议中排除出去。他们希望帝国领主会议仅仅代表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也即是说，他们希望起到决定作用的政治因素不是主体，而是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只有私人土地所有权才被农民认为是法律上的保障，然后以私人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建立以皇帝为首的土地所有者的国家。这一思想被拉萨尔判定为过时而陈腐，故而也是极端的反动。拉萨尔认为历史上的济金根、农民运动和贵族党派都是将社会权利建立在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这种所有制也被他们视为是政治权利的源泉。农民运动失败的外部原因在于“每个农民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毫不关心”以及它们的“利己主义、孤立状态和无与伦比的偏狭性”，故此，农民的这种愚蠢和偏狭无法构成伟大剧本的基础。 如果说，托马斯·闵采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推崇的革命领袖，那么，毫无疑问，济金根则是拉萨尔眼中的“革命领袖”，用拉萨尔的话来说就是，“济金根从头到尾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在政治上有远见的现实主义的英雄。”拉萨尔认为“应该承认革命领袖的最高的现实主义的聪明头脑的胜利”，因为他们“重视既定的有限的手段，对于别人（从而甚至对于自己）隐瞒着运动的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并且借助对统治阶级的这种有意的欺瞒，以及对统治阶级的利用，来获得组织新力量的可能性，以便用这种靠聪明得到的一部分现实来战胜现实本身”，而济金根恰恰就是这样一位表现了“无限的现实主义的优越性”的革命家，济金根领导的骑士暴动也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济金根“没有背叛革命的目的，反而比谁都前进”，他的失败仅仅是“在实现目的的方法上实行了狡诈”，这种狡诈是一种过失，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界定。 三、 问题的本质：文学与政治 像《济金根》这样的文学文本引发革命导师的争论，这其中必定是因为关涉重大的政治问题，诚如韦勒克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职业的文学批评家；在他们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每当特殊的局势使他们受到触动时，间或对纯文学发生些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拉萨尔的争论恰恰就是处在一个“特殊的局势”，这一出历史悲剧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拉萨尔的身份特殊，同时也因为这出悲剧所构想的悲剧性冲突实质上影射1848—1849年的革命运动。拉萨尔创作《济金根》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出戏剧所要表现的“并不是某一过去的特定的革命本身，而是革命行动中最深刻的、永远重复出现的冲突和它的必然性”，这句话也是理解《济金根》政治意图的关键，就是说《济金根》中的“革命冲突”具有重复性和必然性，如此一来，1848年的革命不过是延续了这种冲突而已，故此其失败也是必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批评拉萨尔，问题就在于对于拉萨尔所宣扬的“必然失败”和失败之因完全不能认可，这一点可以说是论战的焦点所在。 济金根领导骑士暴动的失败后果已经证明，“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也不愿意同解放了的农民结成公开的同盟去打倒诸侯和僧侣”，从济金根骑士暴动的性质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将骑士阶层与1848年的革命主体相提并论。这一点从马克思对另外一位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的评价也可以看出，歌德没有将伯利欣根骑士拔高美化为革命者，故此马克思才说道，在“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骑士阶层同皇帝和诸侯的悲剧性的对抗”。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的1870年第二版序言中比较的是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与1848—1849年革命的相似之处，而不是济金根与1848年革命，这就能充分说明问题。恩格斯认为这两次革命的相似处异常明显，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官方军队相继镇压，城市市民的行动“相似得往往令人好笑”。至于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并不讳言德国农民和参加1848年革命的所有阶级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地方狭隘性”，正是这种由于地方和各省区的分裂割据状态所产生的狭隘性断送了革命运动。对于两次革命的差异之处，恩格斯则做了很好的说明：“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1848年革命相比于德国农民革命而言之所以是重大的推进，在于前者是席卷欧洲世界的革命，而后者仅局限于德意志，第二点则是恩格斯坚信无产阶级必定取代资产阶级。 故此，拉萨尔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着济金根的争论实则是借古喻今的政治理念的对抗，两方在这时候就已经分道扬镳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看，济金根“代表着反动透顶的利益”，并且“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不容许他坚决地站到另一种立场上”，拉萨尔认为这种历史观是“用一个铁的必然性钩住另一个铁的必然性”，从而“抹杀了个人的决心和行动的作用”，这实则是拉萨尔看不到“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就越激烈”的本质，甚至蓄意掩盖骑士阶层属于剥削阶级的特征，认为济金根和农民之间不一定就是对立，这两者之间的同盟倒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恩格斯对于这种观点的回应策略是以退为进，在不否认济金根和胡登的目的是解放农民的前提（也即是先承认济金根和农民不对立的假设）下，提出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后世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的时候，多袭用了恩格斯这句话但是忽略了这句话的前提条件。这句中文译文其实是个悖论，如果是历史的“必然要求”，那就属于“必然”的领域，那就一定会实现，但后面又说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如果不可能实现，如何说得上是必然要求呢。按照这封书信英文版的译法，应该是“根据历史事实进行必要的假设，但这个假设在实际执行中无法实现”（the tragic clash between the historically necessary postulate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its execution in practice），这样一来，恩格斯的意思就可以顺畅的理解了：我们可以在依据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细节做必要的假设，假设济金根的目的就是解放农民，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中，解放农民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济金根没有与农民结盟；再者，即便是济金根和胡登愿意，济金根所统帅的骑士阶层也会因为经济利益的考虑拒绝站在农民的立场。这即是所谓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解放农民最多只能是济金根的愿景，但这个愿景在涉及巨大利益冲突的现实中完全站不住脚，因此注定失败，这即是恩格斯讲的悲剧冲突。换言之，代表着骑士贵族理想的济金根和胡登的失败不能算是悲剧，唯有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人民（农民和平民）理想的济金根和胡登的失败才算是悲剧。这才是恩格斯的本义。要理解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先把恩格斯提出的命题的前提条件满足，否则，前提条件被略去，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无限拔高，那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拉萨尔将济金根的失败归因于在实现目的的方法上实行了狡诈，这其实是他本人的机会主义哲学观在这部戏剧中的表现。他看不到16世纪的骑士阶层已经日薄西山，属于垂死阶级以及灭亡的必然性。火药的使用告知了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与此同时“军事技术在发展，步兵作用日益增大，火器已经得到改进，这一切使骑士这种笨重的骑兵在军事上失去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济金根的城堡最后也是被火炮给轰开，“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这才是济金根失败的真正原因。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哲学观后来日渐滋长，在偏离马克思的道路上也是越走越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