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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路径、旨趣和立场，已经渗透到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在很多并不以“文化研究”冠名的学术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果实。文化研究彰显出十分广阔的前景。 研究领域十分广泛 同文化社会学相比，文化研究自身的跨学科性质更明显，且其定义也时常翻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陆扬表示，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的领域，不论是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还是狭义的人文文化研究，研究空间都十分广阔。 广州大学文学系教授陶东风介绍，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以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的引入为标志。在研究对象方面，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化研究比较关注大众文化。 陆扬表示，按照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格罗斯伯格的观点，与传统的人文主义研究不同，文化研究反对把文化的概念等同于高雅文化。文化研究主张结合社会、历史结构，致力于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制度、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此外，文化研究还经历了一个“福柯转向”，将社会分析的重心转向身体、欲望、身份、知识和权力。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开始，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试图为文化研究寻找一个理论立足点。这个理论立足点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只不过文化研究不再侧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 在陆扬看来，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韦伯对传统价值与新教伦理的比较，以及涂尔干对“失范”和集体表征的研究，都可视为早期社会思想家对社会文化内涵的关注。 学科化争议仍未停息 对于文化研究是否已经学科化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士聪认为，文化研究曾被认为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一般而言，一种知识生产进入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并被教育行政部门正式认可，就可以看作它已经被学科化了。依此标准，《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概论》《文化研究教程》等文化研究教材，已然成为文化研究学科化的明证。但从学科研究历史角度把握知识探索领域来看，文化研究学科化仍然存在争议。 “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与非学科化争议一直存在。”孙士聪指出，主张文化研究必将学科化者认为，文化研究应该像美学一样，在学科体制中牢固地确定自己的地位；而持相反意见者则提出，文化研究学科化的努力与期待虽然有其道理，但却违背了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 陶东风认为，在传播学研究、电影电视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影子。判断一项研究是否归属于文化研究，在于其是否体现文化研究的旨趣，具体包括：政治学的取向、跨学科的方法、边缘性的立场和批判性与介入性的倾向等。 最大优势在于实践性 文化研究重视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陆扬表示，在知识观念方面，文化研究的社会分析侧重经验的历史内涵，而社会学则讲究结构和量化分析。文化研究大都把社会知识看作社会冲突的背景，更关心现实政治和道德舆论问题，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与正义。 陶东风认为，在西方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学者中，缺乏一流的大师；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没有一部堪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迪厄的《区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相比肩的作品。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寄生在马克思、福柯、布迪厄等大师的思想大树之上。因此，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应该多在超出文化研究的地方去寻找。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前景是广阔的。”在陶东风看来，文化研究的最大优势和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同时也在于它在方法选择上的灵活性，以及它对最前沿的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社会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及时而灵活的应用。中国的文化研究需要不断增强对前沿理论的熟悉度，在实践层面增强学术性，对于中国语境给予更多关注，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