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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和项目工程促进文化“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相继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翻译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其中涉及的图书包括《中国古代寓言选》《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牡丹亭》《水浒传》《论语》等。 文学译作在英传播现状 2017年，笔者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英国访学期间，选择“大中华文库”在英国的传播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曼彻斯特中央图书馆、英国最大的图书连锁店水石书店（waterstones）、最古老的图书连锁店福伊尔（Foyles）、全球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等书籍集散地，“大中华文库”中图书被收藏的品种少，实体书店货架上更难觅踪影，亚马逊网站上也难见到中国本土译者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可见，国家在文化“走出去”工程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与海外传播效果不成正比。 中国文学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文学在海外得不到有效传播与接受，必然影响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提升。笔者通过对英国读者阅读语境的考察和国内文学外译作品在英国的传播及接受的研究，认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正面临国内人力、物力、财力的高投入和国外传播、接受、认同的低效果，要扭转这种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文学输出窘境，从传播学角度看，需要纠正四大偏误：译者偏误、选材偏误、翻译偏误和受众偏误。对这些偏误的纠正将有助于扩大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提升中国海外形象。 避免文学传播中的四大偏误 译者偏误。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文学译本都是中国人担任主译，这是文学对外传播的第一偏误。中国本土译者担任主译，从事汉译英的工作，译入语不是母语，属于逆向翻译，译文质量和接受效果要逊色于以译入语为母语的汉学家翻译的汉译英作品。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所说，不管他自己的中文有多好，他都做不到把英语作品翻译成让中国人满意的汉语作品。因此，“传统”中国本土译者担任主译的翻译模式需要改为以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来担任主译任务。 在此基础上，可以衍化出更易达到理想传播效果的译者翻译模式，即中西译者合作翻译。杨宪益和戴乃迭，葛浩文和林丽君，陈安娜和陈迈平就是中西译者合作翻译的典型。遗憾的是，在杨宪益和戴乃迭合作翻译《红楼梦》过程中，杨宪益为主译，英语为母语的戴乃迭为副译，他们的译作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度就不如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因此，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应该以译入语为母语的汉学家担任主译，这样能保证译文表达得地道，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以文本语言为母语的译者担任副译，协助主译正确理解原作的语言文化内涵，避免误读原意而产生扭曲原作的译文出现。 选材偏误。笔者在英国考察发现，英国成年读者绝大部分对阅读中国文化作品的兴趣不高，即使有所涉猎中国文学翻译作品，也是希望通过阅读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状况。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对外传播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古代典籍为主，传播推广的古典文学作品涉及的内容和历史文化背景距离当代中国社会太远，难以激起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笔者在英国不同城市的书店发现，只有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当代文学作品《红高粱》和苏童的小说《碧奴》，以及少量海外华裔译者英译的其他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这说明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主流阅读兴趣在当代文学。 为避免选材偏误，可以通过海外读者调查的方式来了解西方读者对当代中国文学题材阅读的兴趣和偏好，从而有的放矢地选择有海外阅读市场的作品为翻译对象，或由译入语为母语的汉学家来遴选值得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作才能在域外得到好的传播和接受效果。西方读者主动阅读英译的当代作品来认知中国社会文化，这对消除对中国的误解、维护中国海外形象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 翻译偏误。当前全球读者都处于互联网高度发达时代，人们阅读纸质版资讯时间大大缩减。文化快餐时代的人们希望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摄取多而广的资讯，而我们规划的对外文化传播作品都是一些篇幅较长的经典著作，在翻译方法上采用全译方法，难以让西方广大读者在有限的阅读时间耐心地读完全译本，从而难以激发起他们对中华文学的兴趣。 在中国文学传播中，要处理好西方读者有限的阅读时间与无限的中国文学信息之间的矛盾，翻译者可采用变译而非全译的翻译方法，通过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形成节译本、译述本、缩译本等变译作品，把主干内容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节省阅读时间，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才能获得更高的接受度。变译作品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传播效果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例如，严复变译的《天演论》、林纾变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文学名著、白之（Cyril Birch）变译的《牡丹亭》、韦利（Arthur Waley）变译的《西游记》等作品都在译入语读者中获得了极大的传播效果。 受众偏误。当前，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还不理想，这与译者或翻译委托人和赞助者长期忽视西方受众阅读兴趣和需求有关。综观国内已出版的“大中华文库”中的英译作品，不仅译者都是以原作为中心，对原作亦步亦趋，几乎没有考虑译作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标准、价值取向等问题，而且英译作品的传播都是以书本形式呈现，忽视了同一作品可以面对不同层次或年龄受众群的需求，使得传播形式单一，传播受众的广度不够。从西方读者对信息接收的多元化角度考虑，向西方推介《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时，可根据不同年龄的受众群体，采用不同的传播媒介形式进行传播：面对成年人，可用出版译作的形式传播，面对青少年，可以改编成动画片或电视剧，配以英文字幕的形式进行传播。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就是在翻译时重视受众的一个例子，他先以英国普通成年受众为传播对象，于1942年将《西游记》变译为《猴子：中国民间小说》出版发行，1944年，他又以儿童读者群为特定的传播受众，把《西游记》变译为《猴子历险记》，他的变译作品都多次再版，在西方世界影响较广。 受众对翻译文本的接受度和认同度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广度和深度。译者在从事对外文化传播的翻译活动时必须了解和熟悉受众的阅读习惯、接受方式和价值取向，以译入语读者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来传播中国文学作品。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对外传播，使译作跨越时空，在异域达到理想的接受效果和认同度。 纠正偏误提升中国文学传播效果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很多环节。纠正上述四大认识偏误能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效果，从而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西方读者处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阅读环境下，我们的对外文学传播需要中西译者合作的模式，需要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原作为主要翻译对象，需要变译策略为主、全译策略为辅的“战术”，需要译作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接受方式和价值观，这样才能实现以西方之术传中国之道，使中国文学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在海外得到传播和接受。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