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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晓 摘要：在元末特定历史环境和多元文化背景下，唐兀人余阙具有深厚的儒学底蕴，崇尚质朴的文艺观，并最终以死殉元，其思想与文学作品极具典型意义，是深入考察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民族文化认同以及华夏民族精神建构史的鲜活例证，也对研究元代色目作家的文学成就及其文艺思想的独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余阙 民族文化认同 文艺思想 陈垣先生在其《元西域人华化考·绪论》中指出：“西域人既杂受印度、犹太、波斯、希腊、亚剌伯诸国之文明，复曾睹中国文明之一线，其渴望身亲见之之情可想也。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虏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昔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于目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1）在该书《文学篇·西域之中国诗人》中所列余阙即是出身于元西北地区色目人中接受中华文化极为深入且在儒学、文学等方面作出重要成就的作家，同时也是一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方面均具有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其对中华文明的渴望与汲取，及对本民族优良品质和文化的保护意识，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以余阙为例，可以考察部分色目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其对中华文化建构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全面考察元代文坛不可缺少的一环。 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其先世居甘肃武威。其父沙剌臧卜于庐州（今安徽合肥）为官，遂迁居庐州。余阙少年丧父，后于青阳山（在今安徽肥东县境内）筑室耕读，与理学家吴澄弟子张恒交游，文学日进，学者称“青阳先生”。元统元年（1333）获右榜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2）历任翰林修撰、监察御史等职。至正十二年（1352）任淮西宣慰使，镇守安庆。前后扼守安庆七年，历经大小二百余战，未尝败北。正至十八年(1358)，遭陈友谅部多次围攻，城陷，自刎而死，妻妾子女皆投井以殉。追封豳国公，谥忠宣。有《青阳先生文集》。（3） 余阙弟子戴良评价其师云：“公学问该博,汪洋无涯。其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亹亹若珠比鳞列。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然放恣横从,无不如意。至古诗词,尤不妄许可。其视近代诸名公蔑如也。他如篆、隶、真、行诸字画,亦往往深到，有汉、晋作者之遗风。”（4）可见余阙具有多方面的成就。明清以来，余阙的品行和文学得到很高的评价，但相关记载或评论亦往往抄撮戴良、宋濂等人言论而成，大同小异。时贤对余阙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有增多趋势，内容涉及余阙的生平、文学创作、文艺观以及交游、授徒等。举其要者如王发国《余阙和他的诗文》[1]、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第四部第一章《余阙与河西诗人》[2]、查洪德、刘嘉伟《理学视阈下的元代色目文学家余阙》[3]、王颋、刘文飞《唐兀人余阙的生平和作品》[4]、宋晓云《余阙的“河西情结”》[5]等。笔者以为，作为唐兀人的余阙，在部分保持其本民族优秀文化元素的同时，也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余阙生前和身后其品德、学术和文学又深刻影响了包括其门生弟子在内的众多汉族人士。余阙身上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在元代多族、多元文化环境下，对优势文化的汲取和反哺，对落后野蛮文化的拒绝，是深入考察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色目作家群体文艺思想独特性以及华夏民族精神建构史的鲜活例证，时贤对此论证尚有不足，故笔者不揣谫陋，对时贤未尽之处稍作补充，以就正于方家。 一、余阙的儒学根柢及对儒学思想的弘扬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余阙传》云：“阙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为文有气魄，能达其所欲言。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篆隶亦古雅可传。”（5）作为一名深度汉化的色目人士，他在自幼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显然首先是从接受儒家思想为起点的。 据《元史》本传，余阙少时与吴澄弟子张恒游，而吴澄得朱熹思想嫡传，融合朱、陆，深造自得，是元代杰出的理学家、经学家。余阙本人对朱熹十分钦佩。其《赞晦庵》云：“父前子后，大带长裾。人仰其名，家诵其书。盛哉若人，是谓用誉。”（6）可以判断，余阙间接或直接地受到南宋以迄元代儒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是没有疑问的。 余阙考进士时的试卷，《青阳集》中所收《元统癸酉廷对策》主张以仁义治国，是其儒学思想的一次集中反映。对策开篇即言：“臣闻之：周武王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君天下者，凡以仁而已。”又云：“若夫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本，则陛下之所当知也。臣尝妄论之：我国家之得天下，与三代同。自太祖起朔漠而膺帝图，世祖挥天戈以一海内，不恃强大，而其仁义之师，自足以服暴乱，不用智力，而其宽大之德，自足以结人心。至于渡江临卾，与建元之诏观之，则我国家得天下之本，一仁而已矣。”（7）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所率军队是否为仁义之师另当别论，但余阙此论确系引导当世执政者治理国家应本于仁。其《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郡中(按指合肥)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当宋季时，诸武臣之富贵，眡三家蔑如也，而百余年之后，惟儒家子入为弟子、出为人师，随其才之大小，皆有闻于时。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8）在他看来，马上得天下以后，“包裹兵革，休养元元”成为统治者需要长期实行的国策，而要与民休息，又必须“修礼乐、定治具”，弘扬儒学。所谓“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云云显示出余阙对儒家思想及其相关礼仪制度的高度推崇。 这些言辞绝非言不由衷的应景套话，而应该是他本人所思所想的真实反映。这可以从其后他的一系列言行中得到证实。 余阙有自己的儒学研究著作。本传谓其“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则是在儒家经典的研读和阐释方面曾花费极大功夫。可惜，余阙的著述由于战乱遗失太半，难以窥见全豹。 《五经》传注之中，唯一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者是其《易说》五十卷。余阙《与子美先生书三首》其一云：“乱注《易说》，廿余年不得成，顷在行间，又大病，常恐身先朝露，徒费心力。今幸不死，且粗脱稿。何时盍簪，以求正其遗缺？”《与子美先生书三首》其二：“《易》者《五经》之原，自以为颇有所见，其说草具，而未成书，遂取至军中修改。今友生辈录出，或者后有子云好之，亦不徒生也。比日贼势浸有澄清之象，贱体又颇强，尚冀可以少进，未敢示人也。”（9）这些书信和时人的记载都证明，余阙作《易说》，是在戎马倥偬或者是在大病的间隙中断续进行，而且持续到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前述戴良《余豳公手帖后题》又云：“公在浙东时，有所著《易说》五十卷。良尝请以卒业，公曰，天假数年，所见当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意谓即此书也。帖中犹欲就闽物色《易》书三五家，以为乱世遗老之记，则公于此书殁身而已矣。”（10）汪叡《七哀辞·余左丞》亦云：“昔公佥宪浙东时，见仲鲁送戴琥教谕三诗，数见问。故待制郑玉还自金华，俾仲鲁往见之，殊蒙许与。且言，《易》之一经，尝求得古书考索，积思有年，遂得见《易》中一字一句，尽出《河图》《洛书》。自秦汉以来，人未之见。今幸偶得之，方将注述成书，以贻后世。然未敢轻也。仲鲁再三举一二疑难叩问，但言子且用工此经，五七年后相见，当以吾之所得者相告，非有隐也。子必用工日久，而我之所见者端确，然后可以面商订尔。”（11）从他本人的书信和后人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余阙对《周易》的研究，十分审慎，一丝不苟。他是秉承将其传之后世的态度来从事研究的，故“积思有年”而总不轻易视人。 余阙对儒学思想的重视还可以从他为官时的一系列作为得到证实。宋濓《余左丞传》云：“改中书礼部员外郎。阙议复古礼乐，其言精凿有征，闻者斥为迂阔，弗用。”（12）宋濂没有进一步说明余阙“精凿有征”的具体措施到底为何，但这件事情本身足以说明余阙的思想和行为确系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强烈印迹，以致于他想在元朝这个多民族和多种文化交融的时代复兴古代礼乐。浙江浦江县有一合居的大家庭郑氏，自南宋迄于明代，历十五世三百余年。元至正十年（1450），余阙出佥浙东道廉访司事，对郑氏家族这种以儒家思想尤其是以孝义理念治家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曾以大篆书写“浙东第一家”五字勉励之，并作诗《美浦江郑氏义门复大篆“浙东第一家”五字以旌之》，诗云：“省风浦江浒，凭轼历高门。借问居几何？九世今不分。解骖青松林，爱此季与昆。检身事先训，礼度尤恭温。生祥亦何用？有后天所敦。常棣闵叔咸，厉阶悲妇言。一朝或问念，丧败宁具论？清源无浊流，芳兰有竞芬。摛毫诵勿替，勉哉贤子孙。”（13）其弟子戴良所作《题余廉访五大篆后》述其始末甚详：“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持部使者节，分按至浦江，复过其居而访问焉，为之低徊太息者久之。且曰：吾于浙水之东已皆按历之矣，恨未见如郑氏之孝义者。有孝义如郑氏，可不善其善以为之劝哉！乃为书此于庭曲之石，俾其子孙世守之。”（14）这个家庭藉由余阙的题字表彰而更加出名。此事彰显出余阙本人浓重的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文化倾向。与此相类似者是余阙在《题黄氏贞节集》一文中表露出的思想，该文对一名年轻守寡而能勤勉持家、孝敬舅姑，且教导子女成才的女子给予大力表彰：“及观黄氏，年十九嫔于吴。曾未几而夫死，涕泣誓不更嫁，破衣弊屣，身操井臼，卖簪珥以襄舅姑之丧，日训二子以学，夜分乃寐。男长以室，女长以家，闺门肃雍，动止无纤毫愧悚，淑德著于乡闾，令名达于朝省，足以表仪于当世矣。若古之卫共姜、曹大家，班班经史者，不是过也。”（15）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女子守节，夫死不再嫁等等显属儒家思想的糟粕。但是余阙是一名唐兀人氏，他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仰慕而学习、师法儒家文化，我们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对他有不符合实际的要求。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确信，儒家思想在他而言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已成为一种本能和无意识。但是余阙又并非那种盲目崇尚理学教义，古板地死守理学教条，而戕害民众正常生活秩序的卫道士。同样是在宋濂的这个《余左丞传》中，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事例：“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会夫卒，郭自缢死。有司请旌其门。阙以过于中庸，不可以训。格不下。”余阙显然以为，一个仅仅受聘而尚未出嫁的女子为未婚夫之卒而殉节，有违礼义人伦的本性，实在不值得提倡，因此把对其进行表彰的请求搁置起来不予批复。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显示出余阙并非死守教条的腐儒，而是颇具人情味。 正是由于余阙以儒学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因此他对于道德水平、人品修养极为重视。他在很多诗篇中都表达了这种思想。其《擬古二首》其二云：“乔乔千丈松，孤生泰山隈。凝霜裂其肤，层冰断其柢。摧残若倾盖，苍翠终不移。草木有至性，明哲宜戒哉。”（16）写泰山之松，赞扬其虽饱受凝霜、层冰的摧残，却苍翠依然，不改至性的品质。实际上是以松为喻，在赞扬草木尚且有其坚韧不屈之个性的同时，也在勉励自己应具有不忧患难、不怕贫穷、不畏权势的品性。甚至杀身成仁的思想也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其《拟古〔赠〕杨沛》诗云：“杨生仕州县，谋国不谋身。一朝解印绶，归来但长贫。茅茨上穿漏，颓垣翳绿榛。空床积风雨，蜗牛止其巾。辛苦岂足念？杀身且成仁。”（17）《送刘伯温之江西廉使得云字》诗对于即将远别的好友，有“道长会日远，何以奉殷勤？惟有凌霜柏，天寒可赠君”（18）之语，不是以珍贵物品送别友人，而惟以隐喻傲然正气、不避风霜的松柏为赠，说明他对友人为官期间高洁清廉的期许。在赞美友人的同时，实际上也处处透露出他本人以国事为重、注重道德修为、追求人品修养的特点。与此相联系，他特别注重交友的志同道合。如贡师泰、程文、李祁、樊执敬等均系与他志趣相投，品性相似的人士。他曾作《结交警语》以自警诫：“君子相亲，（姑）〔如〕兰将春：无夭色之媚目，有清香之袭人；小人相亲，如桃将春：有夭色之媚目，无幽香之袭人。”（19）又有《染习寓语为苏友作》云：“人若近贤良，喻如纸一张：以纸包兰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穿鱼鳌，因臭而得臭。”（20）说明时时注重人的品德修养，不妄交于人。小人相亲，贴近邪友，则易致自身受到不良影响，这是余阙反复引以为戒的。 余阙对道德与人品修养的重视，也反映在他对人品与文品之关系的认识方面，他对人的重视远在文之上。在他看来，文章的传于后世，实赖其人之品格。《贡泰父文集序》云：“相与赋诗论文。凡经史词章、古今上下、治乱贤否、图书彝器，无不言者。”“夫古之贤士，多不兼于文艺，文艺虽卑，而世亦贵而传之者，爱其人故也。不贤者之于文艺，虽极其精，人犹将贱之，亦何以为也？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业当不待文与诗而传，而况于兼有之耶？”（21）同样，后人也以类似的眼光观察余阙并赞美他的德行修养。程国儒《青阳先生文集序》云：“文者，徳之华，行之表。徳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伪耳。”“以先生勋徳之茂，节行之著，使其文不传，自足以名世。矧犹有如奎所传者。……先生当大变而不失其常，是以身为训者也。然则植世教，励名节，以与诗书并传者，将不在其文也。”（22）余阙首先是一名政治军事家，以余力而作文事。这一点他自己《送方以愚之嘉兴权官》说得很明白：“丈夫有远业，文墨非所营。勉布惟良政，持用答皇情。”而其本人在历史上的清名和地位，也被后人认为更多地是由于其品格和节气。 封建时代的士人崇尚儒学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不足为奇。但是余阙是一名出身于古羌族的西夏人，他的华化程度如此之深，对儒学的信仰如此坚定，他在为官时的作为和他对人品修养的重视，都说明余阙深受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深，已经是执著的状态，甚至超过在了中原和江南一代的很多汉民族出身的士人，便不能不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而这种对儒家思想的执著，与其本民族的文化品性相结合，便造就出一个儒雅斯文、抱诚守真、勇于担当的余阙。 二、余阙的文化倾向与其本民族文化特性之关系 元佚名《元统元年进士录》于〔蒙古色目人第〕一甲三名下著录余阙相关情况云：“余阙，贯庐州路录事司，唐兀人氏。字廷心，行四，年三十一，正月十一日。曾祖铣节，祖铣节，父屑耳为。母尹氏，慈侍□。兄闑、少剌八、供保，弟福。娶耶□氏。乡试河南第二名，会试第二名。授〔淮〕安路同知泗州事。”（23）钱大昕《元进士考》所录大同小异，惟“慈侍□”作“慈侍下”，兄“少剌八”作“沙剌八”，“弟福”作“弟福寿”（24）。余阙的这一档案表明他并非汉族出身。 一位并非汉族出身的西北唐兀人氏，不仅有精湛的儒学研究、留下内容比较丰富的诗文作品，精通书法，且文武兼擅，最后还以身殉国。在元末那个特定年代，余阙留下的文字作品及其人格魅力，都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首先，余阙显然是一位深受中原文明影响程度很深的人，他的儒学思想、他参与撰写辽金宋史、他的诗文作品，包括他注重节义都表明他是一位深度华化的色目知识分子。这些通过前文的阐述已经无可置疑。同时，笔者也认为，余阙虽已深度华化，但他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某些西夏族群的遗传基因。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转型，才最终铸造了余阙这样一位极具个性的色目士人。 余阙的《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是一篇颇为值得注意的文章，该文对其祖先居住地西夏人的品性作了详细阐述： 河西，本匈奴昆耶休屠王之地。三代之时，不通于中国。汉始取而有之，置五郡其间。自李唐以来，拓跋氏乃王其地，号为西夏。至于辽、宋，日事战伐，故其民多武勇而少文理。然以予观之，予家合淝，合淝之戍，一军皆夏人。……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羮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与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百斛之粟，数千百缗之钱，可一语而致具也。岁时往来，以相劳问，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献寿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讙，醉即相与道其乡邻亲戚，各相持涕泣，以为常。予初以为此异乡相亲乃尔，及以问夏人，凡国中之俗，莫不皆然。其异姓之人乃如此，则其亲姻可知矣。宜其民皆亲上死长，而以弹丸黑子之地抗二大国，传世五六百年而后亡，非偶然也。……今为廉使于夏，必能兴学施教，以泽吾夏人，吾夏人闻朝廷以儒臣为尊官以莅己，必能劝于学，以服君之化，风俗必当丕变，以复于古。其异姓相与如亲姻，如国初时，如余所云者矣。故道吾夏之俗，以望吾归君焉。（25） 这篇较长的序文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可值得玩味处颇多。首先，夏民多武勇，质直上义，不存私心，有无相共，异姓如亲姻。这种品格显然在余阙身上保留相当完好。他的身经百战，不屈不挠，都表现了西夏人勇武的一面。而质直上义的品格在他身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当元末时期，经过近百年各种因素的影响，西夏人不论是居住在合肥一带的驻军，还是仍生活在西夏原居住地的夏民，都已经变得“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临小利害，不翅毫发，则亲戚相贼害如仇雠”。第三，余阙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归彦温作为西夏廉使，必能兴学施教，以泽夏人，庶几夏民风俗丕变，以复于古。 这篇序文中所谓“兴学施教”，显然是兴儒家之学，施儒家之教，以最终达到“服君之化”，风俗丕变的目的。换话说，作为西夏唐兀人的余阙，实际上是主动要求接受作为汉族主流思想的儒学来对其本民族进行华化或者汉化。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余阙作为朝廷命官，只能从官方的意识形态出发，以朝廷提倡的思想，即儒学思想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其二，西夏人提倡儒学，远在蒙古灭西夏之前。余阙之提倡儒学，也是基于其本民族的传统。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是西夏政权存在时包括部分统治者在内的有识之士所一贯提倡并执行的政策。 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西夏民族，在其区域性民族文化——西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汉、藏两大文化系统的滋养，而尤以汉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西夏立国的河西地区，本来就有丰厚的汉文化基础，产生过很多具有较高成就的作家、学者，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凉文王张骏，字公庭，擅作章表及五言古诗，《文心雕龙·章表》云：“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26）《隋书经籍志》著录《张骏集》八卷[6]。唐时沙州（今敦煌）汉文化发达，敦煌曲子辞总集《云谣集杂曲子》在唐宋词发展史上的意义，更是学界共知，不烦赘言。 北宋名相富弼庆历四年（1044）六月的《上河北守御十三策》，曾对北宋如何应对北方和西北的两个强敌契丹和西夏献策，文云：“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拔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27）可见西夏地区的汉化并非浅尝辄止。今按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即为北魏皇室鲜卑拓拔氏之后。《西夏书事》大中祥符六年（1013）载元昊之父李德明“由夏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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