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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音节（CV）中元音的演变速度要快于闭音节（CVC）中的元音，这不仅仅是汉语及其方言中的普遍现象，亲属语言中也出现过类似音变。郑张尚芳（2002）曾经提到，亲属语言中凡辅音韵尾消失而致开尾韵发达的语言，如彝语、白语、土家语、普米语、苗语、布努语、畲语等，元音变化很大，而藏、缅、景颇、嘉戎、勉瑶、侗、泰等辅音尾保持较好的语言，其元音变化则都比较小。世界语言尤其是印欧语中，开音节和闭音节中的元音演变也不同，如英语中see与seat中的主元音相比，前者因为是开音节，元音已经发生高位出链，复化为ij。英语及其亲属语言历史上发生过的元音大推移（Great Vowel Shift）也都是发生在开音节的元音中。 以往关于汉语史上开闭音节中的元音演变的讨论，多以描写为主，对于原因鲜有论及，由于这个现象在不同语言中都会出现，甚至在同一语言的不同时期反复出现，因此，应该有一个普遍的理论解释。讨论语言中的普遍音变，会考虑从说者（即发音）或者听者（即感知）的角度来探讨，本文从感知的角度来推测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并通过实验证明我们的假设。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他如发音引起音变的可能性，但限于篇幅，有关其他方面的研究，不在本文内讨论。 语言中充满了变异，语音信号本质上是模糊的，通常情况下听者可以识别说话人的语言变异，对其进行矫正，然后复原成目标音。然而从语言事实来看，有时候听者往往无法准确识别变体，就会产生变异，个人随机的小变异产生以后，有时候也会被社会规范纠正过来，但是如果变异不断积累、扩散，最后就会成为真正的音变。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元音变体，在闭音节中可以被准确识别，在开音节中却往往被误判导致变异，最后变成音变？这正是本文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们认为造成不同语境下元音的识别准确率有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听者对此的感知类型不同。总结前期的研究成果发现，听者对元音的感知似乎容易受元音前后语境的影响，有时候是范畴性的，有时候是非范畴性的，但目前还没有定论。本文则提出一个假设：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听者对开闭音节中的元音的感知方式不同，对前者的感知是非范畴性的，对后者的感知是范畴性的。说者口中的元音一般都是变体，如果听者对开音节中的元音的感知是非范畴性的，就可以很敏感地感觉到变体之间的差异，听者有时候会准确识别，对其进行自我矫正，但有时候会放大差异，听成另外一个音，变异就发生了。这种变异虽并非音变，但小规模的语音变异往往是音变的开始，而听者对闭音节中的元音的感知是范畴性的，因此听不出说者说的变体之间的差异。大致过程如下所示：  本文提出的假设可以很好地从感知角度解释元音在开闭音节中演变速度不一样的原因。根据假设，我们设计了感知实验来验证假设。 本项研究以汉语母语者为被试对象，根据汉语语音史上开闭音节的特点，采用语音范畴研究普遍使用的经典范式——识别（Identification）和分辨（Discrimination）实验考察人们对不同音节中的元音和时长不同的元音的感知类型。识别-听辨实验的结果表明，听者对开闭音节中元音的感知类型是不同的，对开音节中元音的感知类型是理想的非范畴感知，对闭音节中元音的感知类型是范畴感知，从而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参与本实验的被试虽然都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但由于所选用的刺激声是没有意义的音节，因此实验结果具有普遍性。本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以下重要发现： （1）听者对处在不同音节结构的元音的感知方式的确不同，因此，对处在不同语境下的元音的识别准确率也会有不同。 （2）后接辅音的不同会影响听者对元音的感知类型：听者对开闭音节中元音的感知方式是不同的，对开音节中元音的感知是理想的连续感知，对闭音节中元音的感知是范畴感知。而声母辅音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同样是闭音节，韵尾类型的不同也会影响听者对元音的感知，听者感知鼻音韵尾前的元音的方式与感知辅音的方式相似，是理想的范畴感知，而塞音韵尾前的元音的感知模式介于连续感知与范畴感知之间，一般称为类范畴感知模式。 （4）与元音的时长相比，韵尾的有无对听者感知元音的方式影响更大。 以上得出的结论均印证了我们的假设，并且补充了对元音感知研究的空白。从感知的角度来研究历史音变及其原因是研究语言史的一个方向，但我们并不排除从其他角度来考虑音变的可能性，目前，我们对听觉机制的了解还很不够，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参考文献： 郑张尚芳 2002 汉语及其亲属语言语音演变中的元音大推移，历史音韵学研讨会论文 2005—2009年期间，笔者王轶之在上海师范大学旁听潘悟云教授的汉语音韵学课，他在课上反复提到汉语史中的一个现象：开音节元音的变化速度比闭音节的元音快，他认为音变原因可能是由不同的感知类型造成，前者是连续感知，后者是范畴感知。2009-2010年期间，笔者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学术交流，行前潘悟云教授反复交待希望笔者能够在美学习期间使用实验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在伯克莱分校的语音实验室，笔者得到了J.J.Ohala、Keith Johnson等教授的指导与帮助，回国后，与潘悟云教授反复多次讨论，终成文。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研究”（13&ZD132）的资助。笔者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另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给出的中肯而详细的意见。文中尚存谬误之处，概由笔者承担。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