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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评价精神产品的话语权就在士人阶层。士人是评价精神产品的权威，因此而掌握着经典化的权力。唐宋时期，接受李白诗文的读者主要是贺知章、杜甫、元稹、白居易、曾巩、苏轼等士人。这些人对李白的评价，自然离不开社会大背景，但毫无疑问也带着士人的文化基因和精神需要。但他们能否准确发掘和概括李白作品意义，会直接影响到世人对其作品的接受，影响到李白典范地位的确立及其牢固与否。 从精神层面来看，士人是独特的精神个体，能否有丰富而又自然本真的性情?是否有特立独行而非阿附权势的气骨?也是衡量士人优劣高下的标准。唐宋时期对李白正负两个方面的评价，其实都来自以上两个标准，而畸重畸轻，则因评价者所遇之时事和个人文化修养、精神需要而不同。苏轼之赞许李白的气盖天下，自然与他自己的风操气节与李白相近故而惺惺惜惺惺有关，但也是出于矫正北宋前期士人缺少气骨的需要。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46)从苏轼对宋朝建国七十年士人的评价看，此一时期士人气骨卑弱，到欧阳修时，才有所改变，因此提倡士人敢于承担、敢于触犯权贵的人格，当是苏轼的重要心结。 总体来看，白居易、王安石、苏辙、赵次公和罗大经等人对李白的评价，是持第一个标准的。中唐诗人白居易以“风雅比兴”评价盛唐诗人，有明显的抑李扬杜倾向。其实，出于以诗为讽喻政治武器的理论，他对杜甫的评价也并不高。这样的批评显然是偏激的。在宋代士人中，王安石和苏辙均以政治家的目光衡量李白诗歌，故批评李白识见不高、华而不实。到了南宋，理学大兴，加之半壁江山的天下格局，因此而持教化之说和忧国忧民之思衡量李白诗歌，评价也趋向负面。 但是李白诗歌与唐宋士人的精神契合点在于何处?扩而展之与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契合点在于何处?李白和杜甫，各称诗仙、诗圣，不同的称谓反映出他们的诗歌为中国文学与文化所做出的不同贡献。一般理解，李白被称为诗仙，乃在于他诗风飘逸。其实这仅看到了李白诗的风格。李白之被称为诗仙，既源自他的诗风，亦因自他的人格。李白的诗歌自有其忧国忧民的内容，但不似杜甫那样直面现实，以写实的态度和手法表现之，而是采用了讽喻的手段，如《古风五十九首》《北风行》等，已有文章揭示了李白诗歌此方面的内容及价值。但李白诗的经典之处，确实与杜甫诗不同，如明人陆时雍所言：“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谓是道学作用，如此将置风人于何地?放浪诗酒乃太白本行；忠君忧国之心，子美乃感辄发。其性既殊，所遭复异，奈何以此定诗优劣也?”(47)杜甫诗歌的经典意义，在其诗所充溢的忧国忧民的内容；而李白诗歌的经典意义，则在其作品抒写个人情志、遭际而表现出的布衣之士才不世出的自重和抱负，才不为时用的磊落不平，尤其是超出权力之上的士人特立独行所表现出的风操气节、人格力量。唐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恰恰发现了李白诗歌的这些特点，并予以揭示之，此后成为李白诗歌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价值的经典意义。 苏轼所褒许的李白“气盖天下”，首先表现在李白浮云富贵的布衣理想和粪土王侯的布衣之傲。入世，从政，建永世之功，立不朽之业，这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追求的人生之梦，在此一方面，李白与一般士人的人生之梦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李白与一般士人所不同的是，他甚为自负：“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48)“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49)“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真可轻。”(50)自诩为当代的吕尚、管仲、张良、诸葛亮、谢安，可申管晏之谈，可谋帝王之术，有大济天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51)的不世之才。因此李白自我期许甚高，不屑于走一般士人所走的科举之路，而是纵横百家，出文入武，锤炼其经济之才；浪游天下，广交异士名流，蓄其声名，坚信总有一天，会名达于天，风云际会，实现个人的人生功业理想。李白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个人抱负和理想的实现，即作为士人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一抱负和理想，并非金钱与富贵，而是大济天下的功业。他的人生路线就是辅佐明主，使天下清平，然后功成身退，归于山林，如《留别王司马嵩》所说：“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52)又《送张秀才从军》：“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周粟犹不顾，齐珪安肯分!”(53)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济世安民。 自然，李白追求功名，亦有其享受荣华富贵的欲望，李白在他的诗中，丝毫不隐晦自己的这些愿望。但是有两点是与众不同的：其一，李白心目中的荣华富贵，是获取功名的表征，无非是说明富贵乃自功名得之意。在李白诗中表现这些，意在带有很大虚荣感来表现功名的实现给他带来的快意；其二，李白诗里，离开功名而谈富贵，多是追求功名失败之后的宣泄苦闷。离开这两点，李白作品中很少有单纯描写富贵的内容。原因很简单，李白一生不屑于此，当然更不屑于当荣华富贵的奴隶。 李白一生的行迹，都表现出他不肯向权力屈服的布衣之傲。除了以王者师的心态称臣于唐玄宗和永王璘外，从不肯俯首王侯。李白的诗亦反映了傲视权贵的思想：“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54)“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55)“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56)“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57)“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58)至于似杨贵妃、高力士那样的宠妃和内侍权臣，则更不在李白的眼中，“董龙更是何鸡狗”(59)，这就是他对待宠臣的态度。作为诗中的自我形象，李白的作品生动地显示出他强大的人格力量。而这，也正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唐宋士人所欣赏并期望当代士人所具备的品格。 李白的“气盖天下”，还表现在他对士人个体自由的追求与坚守。在中国，自先秦以来，无论儒道都存在自由思想。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尊重个体自由的内容。如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思想，就是对士人个体自由意志的尊崇。而在道家思想中，有着极为浓厚的自由观念。老庄尚自然思想的核心内涵中就包含了自由的思想。在《庄子》一书中，《逍遥游》是集中讨论什么才是人的自由以及人如何获得精神自由的篇章。在这里，庄子探讨了何为人的自由的问题。在庄子看来，人的绝对自由只能来自心灵，即精神的自由，舍此以外的自由都是有待的，即有条件的自由，因而不是真正的自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60)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呢?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超越了现实的名利之争，也超越了有我之心，一切皆顺从自然，才可获得自由。儒道两家的自由观，是互补的自由观。儒家强调的是对于个人人格的尊重，而道家提倡的则是个人精神上对于社会现实和自我的超越。后代士人的自由观大致不出这两个范畴。李白亦是如此。“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既是为了个人人格的尊严，也是为了个人的精神自由。因为在李白看来，千金易得，自由难求。因此他极为欣赏战国时齐国的鲁仲连，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九首是写战国时著名的策士鲁仲连的，认为鲁仲连“特高妙”，不仅在于他以三寸不烂之舌，排难解纷；更在于功成无取，意轻千金，飘然而去，自由高于一切。这首诗实则就是李白理想人格的自画像，他要解世之纷，济世之困，却功成不受任何封赏，平交王侯，潇洒而退。解世之纷，成就自己的功业，青史留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功成身退，不留恋富贵，潇洒江湖，亦是自己的自由选择，这就是李白的人格理想。在当朝诗人中，李白对孟浩然特别尊崇，可谓高山仰止，其所崇敬者，即在于孟浩然的自由行径。在李白的山水诗、游仙诗和饮酒诗中多表现出一种心灵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陶然忘机的境界。《山中答俗人》写道：“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61)这正是庄子自由心境的真实写照。李白诗中塑造的不为一切所拘执、飘然而来、飘然而去的潇洒自我形象，是唐宋之后的历代士人所景慕的形象，因此一再得到揭示与阐释，成为李白诗歌经典意义的重要内涵。 李白的人格理想，既弘扬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同时又融入了道家的尚自然思想，极大地张扬了道家追求人格独立、纵情使性的精神。既改变了自汉代以来士人“白发死章句”的腐儒形象，也扭转了原始道家所塑造的巢、许、庄子等方外士人的穷窘印象。而李白这种特出的诗仙人格，最受历代文人的欣赏，它理想地解决了士人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满足了士人“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海之上”的心理需要。从李白的人格中，既可以看到儒者“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骨，亦融入了纵横策士不事一主、纵横捭阖的气性，集中反映出士人面对权力与金钱所表现出的士人风骨特操。他的超逸洒脱，是中国古代士文化里边最有意义的部分。 作为文学经典，李白诗歌的经典化，自然离不开对李白诗歌艺术的肯定与总结，使之成为学习的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