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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晚唐的唐诗选本来看，多数选本只做断代之选，盛唐不在所选范围，而包括了盛唐诗人的选本，又因为选编者审美趣味所囿，或未选、或少选李白作品。这说明选本只能作为考察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多种途径之一，而非唯一的途径。 但是，此时李白的经典地位早已确定，已经无法改变，这从此一时期文人的记述与评论可以证明。贞元六年刘全白所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当时李白“诗文亦无定卷，家家有之”(21)，影响已经相当广泛，所以白居易说李白的诗是“诗之豪者”，“才矣、奇矣，人不逮矣”。论诗人的才华，论诗的独创性，无人可比李白。又《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云“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22)，不仅看到了李白诗的当代影响，也预言了李白诗千古不朽的传世价值。著名诗人韩愈《调张籍》诗亦云“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23)，对李白的当世诗名给予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评价。此后李白杜甫诗名互有消长，而李白“千古一诗人”(24)、“诗中日月酒中仙”(25)的经典地位已然牢如磐石。 宋代对李白更多了批评之声，批评的向度主要是政治与道德的指责。 在北宋士人中，苏辙对李白的评价比较低。他在《诗病五事》中说：“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26)从为人和为文两个方面，揭示出李白骏发豪放的特点，但指出李白的诗同其为人一样华而不实，不知何为义理。苏辙所说的义理指的什么呢?也许就是家国之事等内容。无独有偶，王安石编《四家诗选》，李白、杜甫、韩愈和欧阳修入选，但李白居于选诗最后一位。其原因，王安石说得很明白：“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27)认为李白的诗多言妇人与酒，见识卑污。这里边的偏见是明显的。且不说文学作品中写入妇人与酒就一定品格不高，而只就李白作品是否十之八九写女人和酒的事实而言，王安石所说也不符合李白作品实际。说李白诗中多酒，是事实；但说其诗中多妇人，就是强为之词。南宋人陈善《扪虱新话》云：“予谓诗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气当游戏万物之表，其于诗寓意焉耳，岂以妇人与酒败其志乎?不然，则渊明篇篇有酒，谢安石每游山必携妓，亦可谓之其识不高耶?”(28)陆游《老学庵笔记》则怀疑此非王安石之语：“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未熟者妄立此论耳。”(29)怀疑此论非出自王安石，似乎没有证据。但从王安石这些评价看，他批评李白，着眼于道德的标准。 南宋时期，一些士人对李白的评价越发低下，而且溢出了道德的范围，重在社稷苍生等政治的评判。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云：“至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30)罗大经亦云：“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31)李杜比较，抑李扬杜，始于中唐，到南宋更甚，其价值取向就是苍生社稷。应该注意的是，唐宋士人从苍生社稷的视角审视并批评李白之时，也正是以同一视角经典化杜甫的过程。 当然，也有从儒家伦理角度肯定李白诗歌的评论，葛立方《韵语阳秋》分别以“虑君臣之义不笃”“虑父子之义不笃”“虑兄弟之义不笃”“虑朋友之义不笃”“虑夫妇之情不笃”(32)等儒家的三纲五常规范李白的诗歌，试图以此确立李白诗歌的价值，但同从教化、家国出发否定李白诗歌价值的路数一样，都未能揭示李白诗歌作为经典的真正价值。 两宋时期，士人对李白的批评尽管多起来，但是李白的经典地位不仅没有被撼动，反而进一步得到肯定，并明确提出李白诗即是诗的经典。李纲《书四家诗选后》：“然则四家者，其诗之六经乎?于体无所不备，而测之益深，穷之益远。”(33)把李白诗比之为六经，实际上就是树立李白诗的经典地位。此类的评价到南宋更加多起来。朱熹说：“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34)学李、杜诗如学六经，也是强调李白诗的经典意义。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亦作如是说：“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35)显然都把李白视为诗歌的经典了。 李白经典地位的进一步确立，首先表现为宋代士人以李白诗为学习的典范。经典的最初意义就在其为学习的典范，所以考察某一诗人经典地位的确立，从后人的模拟学习入手，当为重要途径。陆游《澹斋居士诗序》云：“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36)北宋著名文人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学习过李白诗(37)。更有甚者，郭祥正或追和李白诗、或用李白韵所作诗竟然多达数十首。欧阳修推崇李白诗“天才自放”，其《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云：“‘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  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38)认为李白诗之过人处、警动千古者，在其天才自放，此非杜甫所能及。而其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也都是学习李白乐府歌行之作。王安石虽然从政治的视角出发，批评李白识见污下，但是他还是欣赏李白的“豪俊”之才，认为“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所莫及”(39)。唐宋著名诗人之多，何止几十位，王安石只选四位，李白即入选，说明王安石尽管对李白有微词，却不能不承认李白的经典地位。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主要是在作品传播过程中完成的，因此考察作家作品的流传情况，也是研究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宋人对于李白经典化的另一贡献，是李白文集的刊刻流布。李白文集的编撰始于唐代，一为魏颢编《李翰林集》，一为李阳冰编《草堂集》。二人编李白集，均来自李白的委托。这两个本子在宋代皆有流传。在宋代，编成流传的李白集至少有五个。北宋乐史在李阳冰《草堂集》的基础之上，编成《李翰林集》和《李翰林别集》：“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40)神宗熙宁间，宋敏求在乐史《李翰林集》基础上，加入王溥藏李白诗集和唐魏万编《李翰林集》及唐类诗诸编中所载李白作品等，编为《李太白文集》。其后，曾巩依据宋敏求本，“考其先后而次第之”，作了初步的编年。元丰三年，由苏州太守晏知止交毛渐刊刻，是为李白文集的首个刻本。从唐写本到宋刻本，其意义不仅在于李白集终于有了定本，更重要的是李白的作品化身千百，有了获得更广大读者阅读、学习与评价的可能。北宋年间又有据此本翻刻的蜀本。南宋年间，有当涂本《李太白集》、咸淳刊本《李翰林集》(41)。南宋时期，还出现了李白诗集的第一个注本，即杨齐贤的《集注李白诗》，此本经元萧士赟补注刊刻，即今所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宋代李白集的传播，虽然无法与千家注杜的局面相比，但正是在宋代，有了第一个李白集的刻本，也有了第一部李白集的注本。而这两个本子，成为后代流传最广、影响很大的本子。 宋代编有诸多唐诗选本，惜多失传。如影响甚大的王安石《四家诗选》已经失传，所收李白哪些诗不得而知。存世可见的几部唐诗选本中，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南宋赵蕃与韩淲编《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周弼辑《唐贤三体诗法》、赵师秀辑《众妙集》等，都未收李白诗。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收李白绝句142首，几乎收尽了李白绝句，因此不具备选诗的意义(42)。但是，北宋间的两部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和《唐文粹》却都以大量篇幅收入李白诗。李昉等人编《文苑英华》，收入李白诗129首，许多经典之作都在其列。其后姚铉编《唐文粹》，收李白诗67首，李白经典之作《蜀道难》《行路难》《梁甫吟》等名篇亦列其选。这样的选本，通过唐诗编选不仅加速了李白诗歌的传播从而巩固了经典地位，同时在对其作品的删汰去取过程中也促进了李白诗篇的经典化。 宋人对李白经典化的重要贡献，是对李白诗歌经典意义的发掘与提炼。苏轼模仿过李白的诗，因此感慨李白诗殊不易学：“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学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43)对李白的评价，苏轼与其弟苏辙有很大不同。在李白诗歌经典化历程中，苏轼对李白的评价，其价值取向极为关键。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中说：“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以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岂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苏轼全集校注》，第11册，第1092页)有的文章，只看了苏轼碑记的前两句，就说苏轼贬抑李白，颇为荒唐。其实此文对李白作为士人的豪气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苏轼不赞成毕士安把李白视为王佐之才，但也否定了宋人对李白识见浅陋的评价。因为敬爱之深，苏轼甚至对李白从永王璘之事，也给予辩解，认为不是李白识见不高，而是来自永王的胁迫。所谓“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会使人自然联想到其弟苏辙对李白“华而不实，好事喜名”的评价，虽然不能说就是针对苏辙而言，但所指当是其时同类的评价李白的言论。 苏轼论李白之于李白经典化的重要性，在于对李白经典价值的凝练。宋人批评李白，集中在他为人华而不实，不能济世；诗歌不关社稷苍生，无补教化。苏轼指出：李白大言无用、不适于用是事实。但是李白作为天下士的意义，不在此处，而在于他作为士人的自重与自负，在于他不取容权幸、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的雄迈绝伦气节。对于李白士节的重视，不独苏轼，两宋之交的名臣李纲亦是如此，其《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云：“谪仙英豪盖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当时左右悉佞谀，惊怪懭怯应逃逋。”(44)又《读四家诗选》：“谪仙乃天人，薄游人世间。词章号俊逸，迈往有英气。明皇重其名，召见如绮季。万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脱靴使将军，故耳非为醉。乞身归旧隐，来去同一戏。”(45)他所欣赏的就是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同侪如草芥的士人豪气和来去不以为意的飘然个性。自唐以来，李白的狂傲人格，就不断得到揭示。杜甫用“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酒仙形象描述李白的狂傲，贺知章呼之为“谪仙人”，殷璠概括为“志不拘检”。然而，只有在两宋的士人如苏轼、李纲这里，李白狂傲的内涵才得到具体的揭示，其意义也得到更深刻的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