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以政治上的朝代兴替史划分艺术上的文学发展史或文体演变史，如“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明词史”“清词史”等，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及“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的“文体代兴”论，所以不妨称之为“朝代文学史观”或“朝代词史观”。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值得反思的“朝代词史观” 诚然，“文变染乎世情”，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以及由诸多因素孕育而成的风尚习俗、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对包括各种文体在内的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不过，文学的兴衰并非如政治上的朝代戛然而止、即时而起那样的直接明了，它在受外部影响的同时，自身的秉性起着决定性作用，简单地以朝代兴替史划分文学发展史，难免有削文学自身之“足”而适朝代外在之“履”之嫌，且会带来诸多彼此凿枘、相互矛盾的问题，学界划分“明词史”与“清词史”时，就带来不少问题。 清顺治十七年，王士禛、邹祗谟合作选编的《倚声初集序》，收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467位词人的1914首词，用以昭示自万历后期以来词坛“为体为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明清之际词选”。但为了区分“明词”与“清词”，学界却争论：“《倚声初集》毫无疑问是清初词选，认为它所录‘实皆明人’，是‘清初人所编晚明词选’，显然是疏于审辨的误断。”视之为“晚明词选”，或断之为“清初词选”，均是以政治上的朝代为框架的“朝代词史观”所致，都与事实相背离。 尤为突出的是，割裂了大量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词人的身份。清人所编《明词综》和《国朝词综》正、续诸编，以及近人与今人所编《明词汇刊》《全明词》与《全清词·顺康卷》等，编撰的原则既来自政治上的朝代界线，又来自词人在异代之际的政治分野。如曹尔堪作于明崇祯年间的《未有居词笺》被编入《全明词》，主要作于清初的《南溪词》被收入《全清词》，研究“明词史”时，不及《南溪词》，论及“清词史”时，则不及《未有居词笺》。又如陈子龙与李雯二人本为同年生、同年死，同是云间词坛的创始者，由于政治上的选择截然相反，陈子龙被列入明代词人的行列，李雯则被划为清代词人。以此划分明清之际词人身份，严重影响了对词史本来面貌的认识。 正如袁枚《答施兰垞论诗书》所说：“唐、宋者，一代之国号也，与诗无与也。诗人各有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明”与“清”也分别是“一代之国号”，与基于“人之性情”的词之“本旨”并无必然联系。事实上，明末“甲申之变”虽然标志了旧王朝的结束和新王朝的开始，但对于词坛来说，却加速了中兴之旅的进程，而非“明词史”与“清词史”的分水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