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程艾蓝著，冬一、戎恒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在文化和文学多边越境、相互穿梭的“走出去”已经成为客观常态，而不再是一种悬空的想法或者待定的选择的当今时代，比以往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变得前所未有地迫切起来。不过，我们常常把这种需要简单化地处理成单纯的“知彼”。尤其是在“知彼”本身已经很繁难的情形下，确实很容易在求知过程中，淡忘了“知彼”的初心仍是为了更好地“知己”，特别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住我们自己与各种“彼”的力量相处和交涉时的立场、姿态和做派。换句话说，在认识他者已成为当务之急的特定时刻，与其慢慢去了解别人生活的一般状况是怎样的，不如首先了解别人是如何认识和理解我们的。很明显，后一方面，可能会更直接、更有力地决定着别人面对我们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可能取向。 法兰西公学院中国思想史讲席教授程艾蓝（1955—）所著的这部《中国思想史》，可谓一部足以鲜明凸显“他者”视域特色的“我们的思想史”。作者是生于巴黎的华裔女性，生活、成长和受教育的主要地点和从教治学的职业背景，都在法国，但至亲家属又曾多居祖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思想学术的第二个春天来临之际，她一度就读于复旦大学，对当时中国人文学术乍暖还寒的社会际遇以及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领域学思理念和治学逻辑初现的新陈代谢气象，有过切近的感受。这些相对于我们既有“己”的一面、又有“彼”的一面，既包含着内在于我们的某种视角和意识，更呈现着远在我们以外的欧洲知识和欧洲思想的参照和根基的复杂体验，为这部中译本厚达800多页的《中国思想史》注入了独特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以全书逾46万的汉语字数来看，上下4000多年中国思想流变全程的承载量，显然是非得用巧劲儿才能挑得起并且挑得稳的一副重担。在这点上，作者不但没有采用某些小马拉大车的简编本大叙事著作所常用的减法加工，相反，还坚持对中国思想史展开历史序列完整的全景观照。全书六编22章，从勾勒商周文化和孔墨学说的“中国思想的古代基础”开篇，继而聚焦庄子、孟子、老子、荀子、法家、阴阳家、《易经》的“战国时期的自由交流”，再到梳理两汉思想汇流和分蘖的“遗产的修整”，进而延伸到探究南北朝至隋唐“巨大的佛教震撼”，以及宋元明持续6个世纪对佛教冲击既迎且拒的“融佛后的中国思想”态势的分析，最后归结到清朝至20世纪“近现代思想的形成”。 所有在寻常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里被提及的重要人物、重要文献和重要现象，在这里都无一遗漏得到了关注。不同的是，熟悉的论题细节和文献个案，在此形成了不少迥异于国内通行的思想史著作的匹配和诠释，而支撑其后的，则是一直在依着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和文献基础不断发展变化的欧洲汉学的总体知识脉络。按照作者为中译本特地写的弁言所述：“摆在中文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既是一部从上古至现代的中国思想史，也是作者中国和欧洲双重文化身份造就的对这段历史既内又外的解读。”事实上，从作者自感是“既内又外”的解读中显露出来的“外”的一面，尽管带着些微或许是由多番转译所致的征引史料文献的无意疏失，但总的看来还是神完气足、活力四射，满含着激发人思考的知识趣味和精神能量。而这，很可能就是这部著作经汉译而回转的中国的最大意义和最可贵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