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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人类由传统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科技助力艺术创造震撼，体现了二者相辅相成的一面。艺术为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所震惊，通过作品加以渲染与批判;科技理性对艺术感性加以制约，人工智能显示出取代人类从事艺术活动的趋势，科技实力裹挟艺术精神，则体现了二者彼此博弈的一面。 关 键 词：科技艺术信息时代 作者简介：黄鸣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如果亲临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或参观北京今日美术馆的相关展览，我们会为科技与艺术联姻所造就的辉煌而震撼。相反，如果观看人造人、隐身人、换灵人、克隆人等题材的科幻电影，我们可能领悟到人类对科技失控这一预期的震惊、忧虑与警惕。当艺术瞄准科技走火入魔的危险大张挞伐时，科技正以其不可阻挡的迅猛发展冲击传统艺术观念和艺术格局，甚至对整个社会形成震慑之势。可以说：上述涉及科技与艺术关系的震撼、震惊与震慑并存，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特有标志。 一、震撼：科技对艺术的助力 艺术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尽管达尔文等进化论者将人类艺术溯源于动物的性选择，但在创造性的意义上，艺术是人类所特有的。尽管比较心理学家发现某些动物也能使用(甚至制造)简单工具，但在运用工具、制造工具的意义上，科技也是人类所特有的。以语言为标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造就了人脑中作为自我意识依据的第二信号系统，从而使作为艺术之心理依据的模仿和表现成为可能。以文字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提供了对于艺术的外延和内涵进行深度思考的媒体条件，从而促进了最初的艺术观念和艺术理论的诞生。以印刷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建设了作为艺术共享平台的大众媒体，从而使艺术生产、艺术传播和艺术鉴赏走上了大规模市场化轨道。以电磁波为标志的第四次信息革命实现了艺术共享的电子化、远程化、视听化，为读图时代的到来导乎先路。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将艺术发展纳入网络互联、智能集成的轨道，使艺术在世界范围的跨平台流动成为常态。尽管作为其支持条件的科技(主要是信息科技)经历了诸多变化，不论在哪个时代，艺术总是诉诸人的心理，通过影响包括知、情、意在内的心理过程而发挥其社会功能。离开了人的心理，无从诠释艺术的奥秘。 1. 艺术追求震撼 既然艺术诉诸人的心理，那么对人的心理影响越大的艺术作品、艺术活动或艺术角色，就可能获得越高的评价。循此以推，震撼性效果便顺理成章地变为艺术的目标，因为它的含义正是大到非同小可的心理影响。人们用“震撼”颂扬雪莱《西风歌》、艾略特《荒原》之类诗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之类小说，《红旗渠》《李四光》之类戏剧，《辛德勒的名单》《唐山大地震》之类影片，《天下兄弟》之类电视剧，《复兴之路》之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见证与铭记——南京大屠杀》之类空间展示艺术，或赞美其视觉形象直达心灵，或肯定其内涵的深厚、对比的强烈、立意的惊世骇俗，或者称颂“平静中的震撼”“琐细与平实中也有让人震撼的内容”。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艺术对震撼性效果的追求至少包含以下三重意义：一是诉诸感官，让人们接触到新鲜而强烈的刺激;二是诉诸心灵，通过展示匪夷所思的因果联系打破人们的心理定势;三是诉诸肢体，让艺术活动给参与者带来非同寻常的反馈。如果感官作为分析器难以应对纷至沓来(甚至如大潮般涌至)的强烈刺激，如果心灵作为处理器难以按常规及时解析新颖海量的信息、或者发现了远超出其惯性思路的联系及意义，如果肢体作为效应器难以操控自身所处的奇异环境，人们就会体验到震撼。这是震撼的三重意义，也是以源于科技的信息处理系统为参照对艺术效果的阐释。 在不同类型的艺术中，生成震撼效果的方式不同。例如，美术作品的震撼更多来自画面的大气磅礴，音乐作品的震撼更多来自旋律的回肠荡气，文学作品的震撼更多来自情节的起伏跌宕，戏剧表演的震撼更多来自故事、表演和舞台特效的集成，影视艺术的震撼更多来自宏大画面、超强音响与人物命运的相互交织，互动艺术的震撼更多来自惊险情境的经历。 2. 科技助力艺术创造震撼 科技与艺术都植根于人性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分别是人类“做得到”与“想得到”的代表。人类能够运用工具制造工具，这是“做得到”的基础;人类能够运用语言反思自己的存在，这是“想得到”的基础。对于前者的概括与升华产生了科技，对于后者的概括与升华产生了艺术。不论“做得到”或“想得到”，都以已经做到、已经想到为基础，以未曾做到、未曾想到为引领。这说明科技与艺术都只能放在历史发展中来定位。 人类曾有科技与艺术融而未分的时代。原始人引吭高歌，就其发声而言是技术，就其传情而言是艺术，当时都包含在技艺之中。最初的艺术工作者——游吟诗人是从善于歌唱者发展而来的，最初的科技工作者——工匠则是从善于伴奏者发展而来的(骨笛、弓弦、石鼓等考古遗存曲折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推进，科技更多朝实用发展，艺术更多朝娱乐发展。在多数情况下，科技将无用变成有用，艺术将有用变成无用，进而宣布“无用乃大用”。 科技与艺术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助力。科技对艺术的贡献之一，就是协助创造震撼性效果。击鼓而歌，其情愈壮;编钟齐鸣，庙堂回响;泰山刻石，文辞高远;灯光闪亮，惊艳登场……这类例证不胜枚举。直至今日，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仍然有助于实现艺术对震撼性效果的追求，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它们提供了多样化的呈现方式，可以让艺术家所构想的情境通过相应数码设备得以亮丽展示;二是它们揭示出海量信息之间各种潜在的联系，其组合效果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三是它们创造出精彩的互动场景(如主题公园等)，让人们得以亲力亲为、乐此不疲。或许可以说：在第一重意义上，立体声比单声道震撼，三维电影比二维电影震撼，街机比掌机震撼，大型数码娱乐比桌面数码游戏震撼;在第二重意义上，超文本比线性文本震撼，随机艺术比固化艺术震撼，新媒体艺术比传统艺术震撼;在第三重意义上，交互性艺术比静观性艺术震撼，群体性艺术比个体性艺术震撼，冒险性艺术比日常性艺术震撼。当然，以上只是就总体而论，并非对个别作品加以比较。 概言之，艺术试图引导人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见平常所未见之景，识平常所未识之人，悟平常所未悟之理，历平常所未历之情。就此而言，科技确实大有用武之地。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之所以能够在新媒体艺术领域标领风骚，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借助科技力量展示艺术胜境。例如，荷兰艺术家尼斯(Marnix de Nijs)《爆炸视图2.0版》(Exploded Views 2.0)是一个交互性装置，让访客在物理上穿行于视听城市景观之中，为在大屏幕上投射出的交互性影像所震撼。[1]德国艺术家亨克(Robert Henke)及其学生梅尔茨(Christoph M?rz)的《波场综合体之作》(Works for Wave Field Synthesis)旨在探讨音响在空间中的传播。它运用由192个计算机控制的扬声器组成的环路，形成阵列。通过高级算法算出送达每个扬声器的信号，可将大量虚拟音源置于环路内外的任何地方，从而使处身其间的人们获得独特的听觉感受。最震撼的是将音源定位于听者的头部时所产生的效果，这种体验是无法用其他技巧获得的。[2]以上两件作品分别获得交互性艺术组、数码音乐与音响艺术组荣誉奖(2013)。 3. 震撼的反思 根据《国语·僖公二十三年》记载，周景王将铸无射钟，单穆公表示反对。在单穆公看来，这口钟(或者这组钟)体积过大，音域过低，制作起来劳民伤财，即使制成，其演奏会导致听者产生从感官不和到心灵狂乱、再到行为失当的种种弊端。这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对乐钟的震撼性效果加以反思，从逻辑的角度表明“艺术追求震撼”这一命题的局限性。 显而易见，单穆公所持的标准是和谐，不仅包括感觉、心灵与行为的和谐，而且包括社会意义上的和谐。他的观点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如果刺激超过一定限度，那么，震撼不仅无法使人产生愉悦，而且可能对人的感官、心灵与肢体造成伤害。例如，快速变动的电光可以用来渲染气氛、营造震撼的效果，这对成人来说或许是“司空见惯浑闲事”，但对尚未适应这种刺激的儿童来说并非如此。1997年12月6日，日本曾因上映根据任天堂游戏软件改编的电视动画片《袖珍怪兽》，发生数百名儿童“光过敏中毒”的事件。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电光技术的影响。推而广之，将科技引入艺术领域，不应片面追求震撼性效果，而应坚持以人为本、节之有度的原则。 顺便说明一下：人的感官、心灵与肢体对于刺激都有一定适应性。刺激虽然强大，作用时间长了就无法再唤起先前的震撼反应。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是人对于自身的一种心理保护。如果长期接受外界强烈刺激的影响，又始终做出相同灵敏度的反应，那么人们很可能受到身心上的伤害。因此，主动降低感受性，不失为非线性系统的明智选择。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如果艺术借助高科技的助力而一味“狂轰滥炸”，那么很可能使人变得麻木，心理受到扭曲。正因如此，人们对于艺术不只是期盼“惊涛骇浪”，也喜欢“小桥流水”。不过，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又希望用新的震撼来打破常规。例如，法国戏剧理论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曾将戏剧和往日巫术的力量相比，提出：“事实上，我们想使之复苏的是一种总体戏剧，在这种观念中，戏剧将把从来就属于它的东西从电影、杂耍歌舞、杂技，甚至生活中夺回来。我们认为，分析性戏剧与造型世界两者的隔离是十分愚蠢的。躯体和精神、感官与智力是无法分开的，何况在戏剧这个范畴，器官在不断地疲乏，必须用猛烈的震撼才能使我们的理解力复苏。”[3]由此看来，和谐与震撼是两种相生相克的美学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