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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时代写作对“中国精神”方向的坚持，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坚持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路线是中国左翼文艺的重要面相。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应对民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发现中国大文化系统中缺少西方理性。在此意义上，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的核心既是现代化也是西方化，他们站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口，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现代性话语提出了中国文化自新的革命要求。虽然五四知识分子在文艺上不乏对民间资源的重视，但其所秉持的是“西方化”话语改造中国文化的立场，这隐含了日后左翼革命文艺“重构五四”，确立中国思想和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1938年10月12—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使用“民族形式”和“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表述，实质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一般层次上指向“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在更高层次上指向建构中国工农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的“民族形式”。一般层次和更高层次构成了《讲话》指称的“普及”和“提高”，构成了左翼文艺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得到吸纳和重视的主要是民间文艺资源。不难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贯穿着共同的“中国方向”，不同在于，新时代“中国精神”基于当代现实打开了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资源库，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辩证关系，在谈到中国灿若星河的文化名人时他说：“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始终把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始终把优秀民族文化和优秀世界文化紧密联系，要求在民族性、人民性、时代性、创新性和理想性的多重坐标中确立“中国精神”的深广度和方向性。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6周年，虽世代更替，《讲话》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这来自于其对文艺与生活那种来源与重构关系的把握，也来自于对文艺方向高屋建瓴的把握，这种思想方法在新时代文艺实践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