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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讲话》对文学规律的把握还体现于它对“普及和提高”关系的论述。在《讲话》的整体架构中，“普及和提高”跟“生活源泉”和“立场方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来源于当时火热革命生活的写作才可能在群众中普及，进而提高到符合“工农兵方向”的水平。在“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上，《讲话》坚持鲜明的文艺方向性。毛泽东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不是往资产阶级艺术那里提高，而是往工农兵方向的提高，这实质上在呼吁创造革命文艺的艺术精品。 对于新时代的写作者而言，必须深刻认识到《讲话》论断的历史性和规律性，《讲话》回应其特定历史的迫切性，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某些具体结论并不能机械地指导现实，但我们应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在源于生活并构建高于生活的文艺方向上，《讲话》对新时代的作家依然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新时代的写作当然不墨守“工农兵方向”，但是新时代的写作却不能忽略对方向的寻找和坚持。新时代的写作方向，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中国精神”。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坚持写作的“中国精神”，就是坚持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坚持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坚持把写作的根须汇入由优秀传统文化、优秀外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汇而成的中华文化脉络，从而把写作构建成直面中国问题、蕴含中国美学、秉持中国价值、彰显中国智慧的文明结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