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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目录学渊源久远，成果丰富，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理论、方法和原则。然而，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主要遵循传统史学范式和西方学科范式。前者疏于理论提炼，后者倚重西方的学术标准，两者都未能构建出符合中国古代目录学自身特点的学理体系。 现代学术史上，在中国古代目录学方面，姚明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容肇祖的《中国目录学大纲》、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等著作，至今都是学者重视的经典之作。但是，这些研究从整体而言多集中于历代目录学著作及目录学家，少有对于中国古代目录学学理体系的研究。近年来，傅荣贤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等著作，在反思现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路径。 反思现有研究范式 主要遵循传统史学范式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满足于对历代目录学史料的挖掘及其历时性变化过程的梳理。但史料本身并不是理论，再精准的史实剪裁也只是一种认知研究而无法穷尽古代目录学的学理内涵。这就需要“由博返约”，追问知性史料背后的目录学精神。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目录学既有“依刘向故事”的理念坚守，又有对“秘阁永制”“千古著录成法”的自觉仿效，形成了姚明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所说的“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的总体品格。例如，古代的提要虽然名目繁多、旨趣不同，但重视和强调从“人”和“世”的角度揭示文献生产的前提性，则是不变的原则。这就需要把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研究和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区分开来，甚至暂时“悬置”目录学之“史”，努力揭示历时性之“变”中的共时性之“不变”。事实上，也只有从“史”转向“论”，中国古代目录学才能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西方学科范式将书目视为文献整理、排序的纯粹的符号系统，重视书目的表层结构和语法规则。在这种范式之中，这些抽象的结构和规则就是目录的本质；目录中所表达的东西一定是合乎逻辑的，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对书目进行层层分割，就可以揭示书目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根本上说，这就像是约翰·齐曼所批评的，是“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即把目录当成实现文献检索目标的工具性手段，目录“科学”变成了有关文献著录、组织和检索的“技术”，查全、查准、查快的检索效率是其反省的唯一维度，因而特别重视对著录、组织、检索等技术手段的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