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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字的选择。音译词的汉字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和回味，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态。应该说这是相当优美、格调很高的音译词。音译词，虽然只是翻译词语的声音，但是也要接受民族文化的制约。尤其因为汉语用汉字来译音的，而汉字的形体有民族性，汉字的意义在音译时也不可能完全消失，还在起作用。音译词的汉字选择就体现一种文化制约。 西德的名车Benz译为“笨死”的话，中国人谁都不敢买这辆车了。车名也是一个文化的符号，Benz中国音译改为“奔驰”，给人产生奔跑速度极快的印象。如果品牌名跟“奔驰”一样做到“文如其物”，以保证信息传达的清晰度和有效性。一样的英文产品，译成汉语时，根据不同的商品属类，译名也不同。“Long Life”，有两个汉语商标名，作营养品译名时，译作“隆力奇”，可理解为这种营养品有奇异的增强，增大力量的效果。而作为一种乳液的名称则译作“朗力福”，可理解为明亮、健康、幸福之意。“阿莫西林”药名，无法在理性意义上给人以明晰的概念，只能以某些字为线索，猜到形象意义。如，“朵而”、“柔依”、“芳诺”的“朵、柔、芳”是描写女性的形容词，而“伟哥”是男性的形容词。此外，利用汉字构造中形声字占大多数。鲁迅在他的《鲁迅全集》（第三卷9页，“咬文嚼字” ）中写到：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兴师：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戴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略有区别之外。 由此可见，化妆品译名当中的“诺美思、赫莲娜、爱茉莉、索芙特”等这些“草”头旁都给人以这些东西在意义归属上的启示。这样既可以引发人们关于女性化妆品方面的联想，又可以避免外语原词中完全表意的一词双义在汉语的歧义。 汉语吸收音译词的过程中，一方面音译词要受到汉语结构规律的制约和改造，向汉语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靠拢，成为名副其实的汉语词汇成员。 二、音译词的时代性 音译词的发展变化，是人们早已注意并不断研究的课题，但至今还没有像语法和语音那样，取得那么多的辉煌成果。而现实语言生活，却有许多音译词演变的问题需要去分析研究。 “有人收集了许多外国地名人名中的译名资料，据说大多从邮票上收集来的。她分析了大陆同海外译名的差异和对立，大陆多音译，海外多意译；大陆力求读音准确，海外多求归依汉文化------ 这里问题的实质是外来词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音译——意译，国际化——民族化，忠于原文——归化汉语，音义兼译——汉文化的改造，达——雅------ 这些对外来词的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当前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大陆和海外译名的差异和对立，但决不一一对立。一般说，科学技术工作者倾向于音译、忠于原文、达、国际化，而文学工作者则倾向于意译、音译兼译、雅、加强汉文化的改造和再创造。洋化的中国人，年轻一代，港台澳和海外华人可能倾向于音译；传统的，年老的中国人，穷乡僻壤山沟沟里的中国人可能倾向于意译。五四时期，30年代，80年代，90年代，广州、上海，倾向于音译；而‘文革’期间50年代，音译不如意译受欢迎。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年龄、职业、文化教养、概念、心理都影响和制约着借词的文化价值的取向。因此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对借词的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并存的，复杂的”。② 五四运动以来，源自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音译词有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例如： “海乙那”（鲁迅译音），旧作“意夜纳”（英语hyena，鬣狗）、“康班尼亚”（拉丁语compannia，出征，战斗）、“塔拿格拉雀”（新拉丁语tanagra，一种拉丁美洲产的小鸣禽）、“赫尔”（德语herr，先生、阁下）、“额各诺靡加”（意大利语economica，经济学）、“塞尼约里达”（西班牙语senorita，小姐）、“把杂尔”（葡萄牙语bazar，可作药用的兽类胃中的结石）、“巴拉莱卡”（俄语，两根到四根弦的三角琴）等。 西学东渐中华，最终融合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语言是历史的产物，汉族的同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接触频繁，文化、商业交往不断，从而丰富了音译词。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到70年代末，排斥所谓的“音译词”，渐渐多用所谓的“意译词”。这可能是因为：1。汉族人意识到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从而减少了音译词的数量，提倡多用意译词。2。汉语中许多最初是音译的词，后来改变成意译的形式，例如“麦克风—扩音器”，“德律风—电话”，“梵莪铃—小提琴”。但是也有一些词只有音译而没有意译，例如“咖啡、沙发、雷达”等以及“葡萄、玻璃、狮子”等，它们并没有变成意译。王力先生对这种现象曾经有一个说明。他认为：“意译是正常的办法，音译只是变通的办法，如果滥用音译，也就是滥用外来词，因为那样是表示汉语词汇贫乏到不能从基本词汇的基础上构成新词”。③这就是说，最初遇到外来的新事物、新思维时，人们不能十分理解它的真面貌或含义，就采用了音译，用方块字的音译。但是用方块字音译出来的新词，很难上口，有时又会使人“望文生义”，于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往往在很多场合废弃了音译，另外创造了新的意译——或至两者并存。 80年代后，随着合资企业的增加，逐渐用起音译词来；进入9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音译词越来越多；20世纪的现代中国需要音译词，进入21世纪标志着世界的地球村化、网络化，更离不开音译词。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要排除外国的、异族的、外来的事物，在客观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近年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和人们思想的解放，成了音译词数量大为上升的主要契机。汉民族产生对音译词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当今更为开放的世界环境中发生了变化。例如：卡拉OK、酷、碟、克隆、好莱坞、嬉皮士、脱口秀、按揭、蹦的、烤皮、因特网、尹妹儿等。 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的音译词极大部分都是先从上海方言中引进的，近10多年流行的音译词，有许多是从广东、福建等最先开发的省份“引进”的粤方言，特别是香港方言，而后才逐渐进入普通话的词汇系统的。这说明经济的发达跟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来源看，汉语新音译词以源自英语的居多，这恰好反映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的 影响。譬如上海方言引进的音译词“密斯”（小姐）、“密斯脱”（先生）、“那摩温”（工头）、“也是”（是，对）、“哈罗”（喂）、“开司”（接吻）、“水门汀”（水泥）、“马达”（发动机）司不令（弹子锁）、扑落（电气插头）、水汀（暖气），粤方言的“土担”（邮票）、“飞林”（胶卷）、“快巴”（纤维制品）、“嘉年华会”（联欢会）、“桑拿”（蒸汽浴）、“波”（球）、碌士（笔记）、蒲飞（自助餐）、肥佬（不及格）“的士”（出租汽车）等。 由此可见，今后汉语中音译词的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些发展和变化大大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外来词的词库，形成了一个崭新的词汇层。 [参考文献] (1)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李玄玉.新时期的增义音译词，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新武、高莉琴主编）[C].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3)李玄玉.略谈汉语音译词的地域文化差异[J].乌鲁木齐：语言与翻译，2002：45—47。 (4)李玄玉.增义音译法的原则[J].太原: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5)李玄玉.论“汉语谐译词”的发展轨迹[J].锦州：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李玄玉(E·mail: hyunok@163.com TEL:025-3327571) 1 [作者简介]李玄玉（1966—），女，韩国汉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2000级博士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言学。 ①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3页 ② 王希杰《语言随笔精品》，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180页 ③王力《论汉族标准语》，《中国语文》1954年6月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