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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的“诗道”论 为追求“真性情”的诗文创作，黄宗羲通过对比“古”之笔法与“后”世笔法的优劣，倡言诗文笔法应是“赋”“比”“兴”三种手法的巧妙搭配，“情”“景”“物”三者的完美结合：“古之言诗者，不出赋、比、兴三者，诗传多析而言之，其实如庖中五味，烹饪得宜，欲举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后之为诗者，写情则偏于赋，咏物则偏于比，玩景则偏于兴，而诗之味亦漓矣。”同时，对时人“言诗必曰唐宋”的做法，黄宗羲不屑一顾，其在《曹实庵先生诗序》文中力主诗歌创作应从“平易之中”道出“真性情”：“今之为诗者，曰：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俯首缩步，至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先生（曹实庵）之诗以工夫胜，古今诸家，揣摩略尽，而后归之自然，故平易之中，法度历然。” 基于“真性情”的诗作理念，黄宗羲提出了自己的“诗道”论：“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所以诗歌创作不必“出于一途”，也就是要反对“一之以唐”“拘于家数”；从而提倡诗歌创作笔法的灵活性、创作主题的多样化。黄宗羲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友人在为《南雷诗历》作序时，便有这样的评论：“太冲（黄宗羲）诗，感愤寓物之言十之一，咏事十之三，赠答十之五，闺语十之一，未尝自谱其年月，以其词绎其志。”也正是因为黄宗羲的诗作多为至情之文，即“负忠孝之极思佚致，衍于心者既甚，而后溢之为诗”，所以，这些诗作多“铿急绝人，风气逼故”，是谓“风雷之文”。而“风雷之文”正是对“豪杰之精神”的讴歌与赞颂。 基于上述诗学理论，黄宗羲本人诗歌创作的主题内容大都不事雕饰，直抒胸臆，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民族之忧、爱国之情。如《山居杂咏》诗“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就充分体现诗人对抗困厄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五月二十八日书诗人壁》诗“不钩簾幙昼沉沉，难向庸医话病深。不识诗人容易病，一春花鸟总关心”则表明了诗人在逆境之中永不沉沦屈服、时刻将国家兴亡萦怀于心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情怀。总之，黄宗羲的诗学理论，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大变动时代的特点和遗民的悲情，对纠正当时萎靡空疏的学风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重大课题“浙江儒学通史”（17WH20020ZD）、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年度重点课题“浙学通论”（2018CZZ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