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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作为一代思想宗师，不仅有政治学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以及学术史专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传世，还创作了不少诗文集，诸如《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南雷诗历》等，为明末清初的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特别是黄宗羲在《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约》等著作中所提出的 “以诗补史、诗本性情”的理论主张，更是对后世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之与史，相为表里”的“诗史”观 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黄宗羲认为，诗作应以“一人之性情”，写“天下之治乱”。申而言之，诗作乃是诗人“一生之精神”“豪杰之精神”之所“寓”（寄托），同时也是“天下之精神”之所“寓”。对于诗歌创作的训练，黄宗羲认为，除了要熟读通晓“大家之诗”外，还要通晓“经史百家”之论：“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句炼；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耳！”鉴于此，黄宗羲提出了“诗之与史，相为表里”的主张：“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继而又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的“诗史”观，借诗歌创作以丰富史实，“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可见，诗作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诗”与“史”的发生、发展呈同步性。 黄宗羲不但提倡“以诗补史之阙”，而且能身体力行之。他认为，后人对《南雷诗历》如能“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谓不逼真耳”。这里，黄宗羲以“诗历”二字为自己的诗集命名，即是以诗为史之意。清顺治十年（1653），由于浙东抗清斗争的彻底失败，黄宗羲为躲避清廷的“缉捕”，只得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带着一家老小四处避难。顺治十二年除夕，爱子寿儿夭殇，黄宗羲悲痛万分，即有多篇诗文悼念之，比如《至化安山送寿儿葬》《梦寿儿》《忆化安山》《闰五月十六日梦寿儿》《初度梦寿儿》《上寿儿墓》《思寿儿》等。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媳妇孙氏卒，有诗《再入化安山送子妇孙氏葬》；同年五月，一孙又不幸夭折，有诗《子妇客死一孙又以豆殇》，真是“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康熙元年（1662）二月八日，龙虎山堂旧居遇火灾，五月三日，黄竹浦故居又失火，黄宗羲便有《壬寅二月中遇火次陶韵》《五月复遇火》诗以记之，是谓“两火际一年”。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南雷诗历》就是一部反映黄宗羲本人一生坎坷生命历程的“逼真”之“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