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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的“至情”说 物我合一、情景交融，乃是诗作的本质与境界：“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也”；“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在对诗歌的本质进行界定后，黄宗羲又提出了“诗以道性情”的创作主张：“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古人不能尽其变化，学者无从窥其隅辙。此处受病，则注目抽心，无非绝港。而徒声响字脚之假借，曰此为风雅正宗，曰此为一支半解，非愚则妄矣。”诗作之灵性，正是以“性情”为载体而衬托出来：“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基于此论调，黄宗羲提倡写作“情至”之诗文，“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进而言之，黄宗羲基于个人天才的“灵性”，以说明“诗”的产生，这便是明清之际启蒙学者主体自由思想的一种表现。 通过“情”与“性”的比照，黄宗羲认为“性”乃诗歌之灵魂：“言诗者，不可以不知性”，“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这是因为言“诗”须知“性”，方可得真性情、深性情。借此，黄宗羲对“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进行区分：“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歌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这里，以“儒者之学，经纬天地”为职志的黄宗羲对孔子“删《诗》”之举予以肯定，故而后世之诗作创作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因为此系“万古之性情”。此外，黄宗羲还提出了“诗”源于“乐”、“诗、乐合一”的理论：“原诗之起，皆因于乐，是故‘三百篇’即《乐经》也。儒者疑别有《乐经》，秦火之后无传焉，此不知诗者之言也。”这里，黄宗羲并不否认《乐经》的失传，但因为“诗可以乐”，故诗传而乐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