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航 冯玉洁
    摘要：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间抄稿本《遂初堂诗》二卷一册，以往研究皆认为系清初学者潘耒作于康熙二十九年的未刊编年诗稿。但综合潘耒行迹、诗稿内容所集中反映的座主门生关系、诸同年关系以及存世史料来看，其作者绝非吴江潘耒，而是长洲尤珍。该本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并以尤氏祖堂之号“遂初堂”命名，与尤珍之清康熙间精刻本《沧湄诗钞》存在较大的相似性。但刻本按古、近体诗编列，以类相从，删去原稿诗篇多至二十馀首，保存下来的绝大多数诗篇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从中亦可窥见尤珍修改之心路历程。
    关键词：吉林大学图书馆 《遂初堂诗》 潘耒 尤珍
    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抄稿本《遂初堂诗》二卷一册，每半页十行十九字，白口，无边栏。卷端题写“遂初堂诗”及“庚午”（即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字样，既不署作者姓名，亦不见序跋。从具体写录形式上看，诗稿“玄”、“弦”等字缺笔，“丘”、“历”、“琰”、“宁”等字不缺笔。除钤盖“吉林大学图书馆藏书”印章之外，也无其他藏书钤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贩书偶记》及《续编》、《清人别集总目》等重要目录学著作，均未著录此书。
    该馆研究人员朱永慧女士据诗稿版本特征，鉴定为清康熙间抄稿本，应无疑问；并根据有关资料和诗稿内容，从诗稿作者乡贯吴江、潘耒堂号“遂初堂”、潘耒与诗稿所涉交游人物沈竹西的关系、潘耒《遂初堂诗集》缺少康熙二十九年之篇什而诗稿正是此年之诗文等四个方面着手，最终断定抄稿本《遂初堂诗》的作者是清初吴江学者潘耒，其中收录的七十馀首诗是潘耒未刊之诗稿[1]。事实上，此文证据链条看似环环相扣，确凿无疑，其中疑点甚多，经不起推敲，不可遽下定论。笔者整理编校潘耒著作时，颇重视此诗稿。故特撰此文，以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遂初堂诗》作者非潘耒考
    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号稼堂，江南吴江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他自幼失怙，随母亲吴氏、同父异母的长兄潘柽章（明遗民学者）长大。十七岁时，潘柽章因为湖州庄廷鑨“明史”案牵连，被清廷杀害于杭州弼教坊。潘耒流离失所，隐匿于天平山读书。康熙八年（1679）冬，潘耒从淮阴北上太原，师从长兄挚友顾炎武。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稳操胜券的同时，诏举“博学鸿儒”制科，并勒令中央大员和封疆大吏多方荐举地方名贤大儒和隐逸之士。其社会影响甚大，全国为之沸腾。当时，潘耒被左谕德卢琦（浙江钱塘人）[2]、刑部主事谢重辉（山东德州人）[3]交章推荐，以布衣身份应试。次年三月初一日，策试于体仁阁。潘耒初列于一等第五名[4]，至发榜时，改列二等第二名。很可能缘于其应制诗《省耕诗》失粘落韵，以“冬”韵误出“宫”韵所致[5]。按照当时的规定，“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知县，及未仕之举贡、荫监、布衣，俱授为检讨”[6]。五月十七日，潘耒始以布衣身份授翰林院检讨，入《明史》馆充纂修史官[7]。
    在当时录取的五十位博学鸿儒中，潘耒三十三岁，年龄最轻。因其博学多才，素负盛名，与富平李因笃、秀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跻身清要之地，被世人戏谑为“四大布衣”。嗣后，李因笃陈情辞归，剩下朱、严、潘“江南三布衣”。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三布衣在修史之馀，同时被清圣祖玄烨钦点为日讲起居注官，入值禁中，敷陈经史，日侍顾问[8]。康熙二十一年（1682），潘耒出任会试同考官，拔得许汝霖、吴苑等英才十二人[9]，在当时参校诸人中，号称“得人最盛”，遂有“真座师”之称[10]。康熙二十二年（1683），潘耒又奉命兼修《清世祖实录》、《清世祖圣训》[11]。潘耒在史馆中积极倡言，撰拟《修明史议》、《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诸创议，负责起草《明史·食货志稿》以及洪武至宣德五朝史稿，于康熙朝官方《明史》修纂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二十三年（1684），甄别议起，翰林院满洲掌院学士牛钮以“浮躁轻率，有玷讲官”为借口，弹劾潘耒。潘耒镌级之后，暂留京师，让母、妻先归故里。不料，潘母归途染疾，至九月卒，潘耒奔丧归。康熙二十六年（1687），潘耒服丧期满，按例可以赴京补官，但他自知性情刚直，不谐于俗，“特以亲不逮养，故无意赴补，逍遥山水间”[12]，以成“遂初”之志。康熙二十六年夏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夏，潘耒即为江岭之游；康熙二十八年（1689）夏至冬，再为海岱之游；康熙三十年（1691）春至冬，又为台荡之游[13]。其后十馀年间，外出游历从不间断。从而回归到入仕之前的读书治学、游历山水的生活状态。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清圣祖第五次南巡，至苏州时，恢复潘耒原官，并赐予手书元代赵孟頫《鱼乐楼》之诗[14]。康熙四十六年（1707），清圣祖最后一次南巡，四月再抵苏州时，又手书明董其昌字赐予潘耒。时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陈廷敬扈行，赋诗怀及潘耒，有《维舟怀朱竹垞、潘稼堂》[15]、《莺脰湖怀潘稼堂太史》[16]诸诗，潘耒酬以《泽州公有莺脰湖见怀之作，依韵奉酬》[17]。当在吴江莺脰湖相会时，陈廷敬欲荐潘耒重入史馆，潘耒赋《老马行呈泽州相公》相谢，因自号“止止居士”。次年九月，潘耒辞世，终年六十三岁。
    根据上述潘耒的生平履历，我们没有看到潘耒康熙二十六年以后复官任职的历史记载。所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不可能留在京城，更不可能在京城扈驾、交游学友，唱酬《拟长安蚤春应制》、《驾祀祈谷坛恭纪二首》等诗篇。这是其一。其二，潘耒《遂初堂诗集》缺少康熙二十九年之诗篇，这是此前认定抄稿本《遂初堂诗》系潘耒未刊诗稿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康熙二十八年冬潘耒结束海岱之游之后，即返归故里，次年少子潘其灿（字景瞻，号朗君）出生[18]。此种特殊情况下，潘耒不得外出游历，亦在情理之中。其三，如果诗稿作者是潘耒，诗中交游人物称谓则明显存在问题。比如《潘惕岩招游丰台，未赴却寄，用东坡和秦太虚梅花韵》、《又次惕岩韵二首》、《约诸同年集惕岩斋小饮》诸诗，因潘惕岩系潘耒本家，不当直呼其姓，依例当称“家惕岩”；又如《送徐宮谕典试黔中》一诗，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记载，康熙二十九年主持贵州乡试主考官，即右谕德徐嘉炎，字胜力，浙江秀水人。徐、潘同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19]，何以不称“同年”，而称之“宫谕”？再如《次韵酬沈竹西见赠二首》诗下原注：“沈系吴江人。”潘耒原籍江南吴江县，如二人同是吴江人，而不称“吾邑”、“吾乡”，显然是有问题的。以上种种证据，都指向一种结果：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抄稿本《遂初堂诗》二卷，所收七十馀首诗，其作者绝非潘耒。
    二、《遂初堂诗》作者考
    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抄稿本《遂初堂诗》，既非潘耒所撰，仍需对其作者做进一步的考证。这种考证，若仅仅从外在形式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也似乎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注重诗稿内容的考证，尤其是爬梳诗篇中无意透露出的重要信息，应该是比较可行的方法。
    在这七十馀首诗中，“同年”、“座主”等词语一再出现。所以，诗稿作者及其交游关系，尤其是座主门生关系、诸同年关系等值得重点考察。
    比如，卷一《潘惕岩招游丰台，未赴却寄，用东坡和秦太虚梅花韵》、《又次惕岩韵三首》、《约诸同年集惕岩斋小饮》，则作者显然与潘惕岩等人为同年友。又，《问树峰病二首》其二原注：“砺岩、惕岩典试未归。”考法式善《清秘述闻》，康熙二十九年山西乡试主考官为翰林院检讨潘麒生，字一韩，江南溧阳人，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进士[20]。故所称“典试未归”之“惕岩”，即潘麒生。又如《送金会公归楚，即和原韵十首》，金会公即金德嘉，湖北广济人，亦是康熙二十一年进士[21]。又，《中秋后二日，集吴匪庵寓斋，和王薛淀韵》、《薛淀招诸同年宴集》诸诗，诗稿作者与“吴匪庵”、“王薛淀”均为同年友。吴匪庵即吴涵，浙江石门人。康熙二十一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康熙二十七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次年，迁国子监司业。康熙三十年，授通政使司左参议[22]。王薛淀即王九龄，系潘耒同年王顼龄之弟，字子武，江南华亭人，亦是康熙二十一年进士。由庶吉士改授编修。康熙二十四年，充《政治典训》纂修官。次年，以病乞假回籍。康熙二十七年，入京供职。康熙三十年，迁左参议，寻丁父忧归。后历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23]。再如，《张景峰寓斋听钮山人弹琴，限琴字》诗二首，张景峰即张廷枢，陕西韩城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康熙三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寻迁侍讲，转侍读[24]。如此看来，诗稿作者与潘麒生、金德嘉、吴涵、王九龄、张廷枢等人，皆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康熙二十九年并在京师，已无异议。
    诗稿中有两座主。一是“合肥座主”，见《合肥座主招游杨氏园林，限兰亭流觞为韵四首》、《再限前韵四首》诸诗。考法式善《清秘述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会试正、副主考官，有黄机、朱之弼、李天馥、陈廷敬四人[25]。黄机系浙江钱塘人，朱之弼系顺天大兴人，李天馥系河南永城人，陈廷敬系山西泽州人，无一人籍贯署为“合肥”。检《清史列传》、《清史稿》虽称李天馥籍贯为河南永城，但李氏实是合肥人，主要是因为“明季流寇剽掠江淮间，合肥被陷，公随两大人仓皇避难……始，公家有别子占卫籍永城，故公即以其籍登顺治丁酉乡荐”[26]。故嘉庆《合肥县志》称李天馥“籍隶河南永城，合肥人也”[27]；《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李天馥，字湘北，号容斋，合肥人，河南永城籍。顺治十五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28]则“合肥座主”正是李天馥其人。李天馥《容斋千首诗》现存当时所赋《上巳游杨园，招馆中诸同仁宴集，各限五言近体四首，以兰亭流觞为韵》三首[29]。当时与作者偕游之同年友人，亦多唱酬之作，如吴苑赋《上巳，合肥相公席上作，以兰亭流觞为韵四首》[30]，张廷枢赋《上巳日，大司马李老夫子招游郭西杨园，命赋五言诗，限兰亭流觞四韵》[31]，等等。
    另一是“石门座主”，屡屡见诸《积雨，次石门座主韵三首》、《再次前韵三首》、《盆菊，次石门座主韵二首》、《丰台菊花歌，次石门座主韵》等诗篇。从籍贯上来说，所谓“石门座主”，很可能不是上述康熙二十一年会试主考官的另外三人。检法式善《清秘述闻》，在康熙二十一年之前，乡、会试考官籍贯署为浙江石门者仅有一人，即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科江南乡试副考官劳之辨[32]。据此，诗稿作者很可能是康熙十四年江南省中式举人。
    合而观之，诗稿作者为康熙十四年江南省举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检康熙《江南通志》，符合上述条件者，共有钱士鋐（吴江人）、王国彦（泾县人）、李岳颁（吴县人）、刘洛中（山阳人）、尤珍（长洲人）、许嗣隆（如皋人）等六人[33]。诗稿中有《张景峰寓斋听钮山人弹琴，限琴字》其二原注：“钮系吾乡洞庭山人。”按洞庭山分为东、西二山，在太湖中，隶属苏州府。又有《梦游渔洋山作歌，用放翁临别成都帐饮万里桥韵》一诗，咏及其家山渔洋山。考渔洋山亦在苏州府境内，“山在太湖滨，……登山之巅，全见太湖。湖中群峰罗列，近而最大者为西洞庭，相望者为东洞庭”[34]。足证诗稿作者籍隶苏州府，很可能是钱士鋐、李岳颁、尤珍三人之一。考查范围的逐渐缩小，有利于进一步考证诗稿作者。李岳颁于康熙二十一年考中进士后，复姓孙，字云韶，号树峰。历官至礼部侍郎。擅长书法，“书法出入米襄阳、赵文敏，后专师董华亭”，一时御制碑版，多其手书[35]。著有《墨云堂集》[36]。而《遂初堂诗》卷二有《问树峰病二首》、《树峰久病，诗以讯之》诸诗，即诗稿作者慰问孙岳颁之诗篇。所以，诗稿作者绝不是孙岳颁，很可能是钱、尤二人之一。据前文所述，诗稿作者不是吴江人，又排除钱士鋐的可能性，则作者很有可能是尤珍。又，诗稿中有诗《送求儿南归二首》，则作者之子有名求者。检沈德潜所撰《宫赞尤先生墓志铭》，称尤珍有子三人，长子为尤世求[37]，即是该诗题所谓“求儿”之人。综合以上证据，诗稿作者为尤珍，抄稿本《遂初堂诗》二卷为尤珍所撰，基本可以确定。
    尤珍之所以将此诗稿命名为《遂初堂诗》，大概与其远祖尤袤有关。尤袤为南宋政治家、诗人、藏书家，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齐名，并称“中兴四大诗人”；尝取孙绰《遂初赋》以自号，宋光宗赵惇手书“遂初堂”匾额赐之。其后，尤袤著述多以此命名，如《遂初小稿》六十卷、《遂初堂书目》一卷，又有《内外制》三十卷、《梁溪集》五十卷等[38]。然时移势迁，其书散佚殆尽。至清康熙年间，尤珍之父尤侗举博学鸿儒，官翰林院侍讲，“自以为袤之后人，因裒辑遗诗”，编成《梁溪遗稿》一卷[39]。故“遂初堂”为尤氏祖堂，尤珍以之命名其诗稿，可谓渊源有自。
    三、尤珍生平著述及《遂初堂诗》存诗考
    尤珍生平行迹，《清史稿》不著，而《清史列传》则附诸其父尤侗传之后，实际上是据沈德潜《宫赞尤先生墓志铭》删润而成。
    尤珍字慧珠，一字谨庸，号沧湄，一字谨坊，江南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市）人。生于顺治四年（1647），卒于康熙六十年（1721）。康熙十四年举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40]，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二十七年（1688），充会试同考官。寻充《大清会典》、《明史》、《三朝国史》纂修官、日讲起居注官。尤珍在《明史》馆，负责纂拟《后妃传》、《隐逸传》[41]。后迁右春坊右赞善，不久以养亲归。
    至其著作，诸家所述，偶有不同。沈德潜《宫赞尤先生墓志铭》称著有《沧湄类稿》五十六卷、《晬示录》二十卷。《清史列传》本传因袭著录，称《晬示录》二十卷、《沧湄札记》（一名《介峰札记》，不著卷数）之外，又有《沧湄类稿》五十卷[42]。乾隆《苏州府志》著录为《晬示录》三十卷、《沧湄类稿》六十三卷[43]。
    今所见尤珍诗文集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沧湄诗钞》六卷，清康熙间精刻本，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已影印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23册，流传较广。此本卷首依次冠徐乾学、周金然、金德嘉、唐甄、郑昱、沈德潜诸序。另一种是《沧湄类稿》四十五卷，包括《沧湄诗稿》三十卷、《补遗》三卷、《别稿》二卷、《文稿》六卷、《介峰札记》四卷，系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尤珍自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沧湄诗稿》上起康熙元年（1662），下迄康熙五十二年（1713），卷首所冠序文，与前本不同，依次为彭定求、金德嘉、周金然、唐甄、郑昱等序；尤珍自订为《静啸集》、《瀛洲集》、《陟岵集》、《石渠集》、《病坊集》、《南陔集》、《瞻云集》、《宝砚斋集》；《补遗》则名《村笥集》[44]。
    经过初步的比对，笔者发现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抄稿本《遂初堂诗》二卷，在诗题上与尤珍《沧湄诗钞》有较大的相似性。参见以下两表：
    表1：《遂初堂诗》卷一与《沧湄诗钞》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