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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晓栋 摘要：天津图书馆藏《天池杂稿》（不分卷）是目前仅见的徐渭存世晚年手稿本，其内容驳杂，收录徐氏晚年诗四十五首（含抄录五首），文八篇，灯谜、杂记若干，《酒牌》一篇。其中《百千斋诗为某赋》、《某御史巡滇，旧台长某偶持节以军与抚滇，徼御史还朝，抚者以诗二首饯，乃次答之代》、《书梦》、《送沈玉吾再北》等五首诗歌及《答朱太卿》、《寿周太母章氏序》、《太侄疏稿序代》、《答沈四书》等四篇文章为中华书局1983年版《徐渭集》所不载，是为佚作。 关键词：徐渭 《天池杂稿》 《徐渭集》 徐渭书诗文画具擅，为一代大师，其诗文颇为后人所重，曾数度刊刻，屡有增辑，在陶望龄所编《徐文长三集》二十九卷基础上，张岱增补《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徐沁编成《徐文长佚草》十卷，中华书局合编为《徐渭集》，再加补编，堪称全璧。然而随着徐渭各类文献的逐渐发现面世，其诗文著述仍有颇多遗珠之恨，不惟《徐文长佚草》中有五卷未曾编入[1]，天津图书馆藏《天池杂稿》亦有佚作多篇，且该本为徐渭晚年手稿本，弥足珍贵。笔者有幸寓目并得副本，连日辑校钩沉，釐析文义，稽出佚作十馀，兹就《天池杂稿》相关情况及其佚诗佚文略述于下，以飨同好。 一、《天池杂稿》为徐渭晚年诗文手稿本 《天池杂稿》（不分卷），共两册，第一册为蓝格稿本，九行，行草，字数不等，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所收以诗文著述为主；第二册为方格稿纸，收录《酒牌引》全文，前附有《狐裘》诗及《此潘承天祭陈封君文》，纸张又不相同，系事后糊裱，故《天池杂稿》诗文主要集中在第一册中。书稿现藏天津图书馆，扉页有天津图书馆藏印签，正文首页有“善本鉴定”及“直隶检本”[2]残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3]。从各方面判断，《天池杂稿》为徐渭晚年诗文手稿本，极具收藏和研究价值。 首先，从书稿字迹看，颇似徐渭手迹。书稿为小楷写就，很多诗篇笔法纵横，文字老辣，颇多佳构，极似其书法作品，特别是《此潘承天祭陈封君文》，字迹笔画带有徐渭书法风格，犹如其《花卉图卷题诗》。该文亦收入《徐文长逸稿》，但无“此”字，说明该文为徐渭抄录稿，故其字笔法流畅，苍劲有力，实为书中墨宝。不惟此文，其他多数诗文篇章字迹均磊落可观。但也存在字体大小不一、笔法亦良莠不齐等问题，或与其精神状态、身体素质等因素有关，据其《与萧先生》曰：“但每于清晨精神生复之时，便执笔构赠别诗文，文成于心而书怯于手，中止十数，战兢便发……渭素喜书小楷，颇学钟王，凡赠人必亲染墨，今试书奉别等五六字，便手战不能，骨瘠肱弱，又五内馀热发为疮毒，指掌反强然也。因命人代书，其后草者则渭强笔，殊不似往日甚。”[4]徐渭因杀张氏入狱后，晚年贫病交加，身体、精神皆不如常，故其部分字迹笔法“殊不似往日甚”也极寻常，且个别诗篇亦不排除“命人代书”之可能，如《送沈玉吾再北》诗，从字迹笔法看，或非其亲笔。 其次，书稿为草稿本，多有涂改。如《太侄疏稿序代》、《画鱼既作古诗矣，久之复得七律三首》等涂改较多，且是整块涂黑。《试录前序》文本完整，但未署标题。《狐裘》诗第一册中已见，并有诗题及诗序，第二册中又有该诗，但仅有诗句，无诗题诗序。大幅涂改、有文无题、前后重出，说明书稿非过录本。部分诗篇首有“此首附抄别本”、“此首已抄别本”等字样，更是草稿本的又一力证。另外，书稿有拼接裱糊痕迹，如《张子锡尝自题镜容，今死矣，次韵五首，应乃郎之索》诗三首，不仅失其标题和前二首，且有明显接痕，属事后糊裱，册二之《狐裘》诗、《潘承天祭陈封君文》亦属此类，这些或是收藏者所为。 第三，书稿为徐渭晚年作品。据徐朔方先生《徐渭年谱》考证，《天池杂稿》所录之第一首《自岔道走居庸》诗，系徐渭归自宣府途中所作，时在万历五年（1577）春，徐渭时年57岁[5]。书稿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为《代试录前序》，开篇即曰：“万历辛卯，天下复当大比。”该文系徐渭代浙江提学副使所作之公文，万历辛卯，为万历十九年（1591），徐渭时年71岁。据此，则《天池杂稿》所录之诗文当作于万历五年至万历十九年之间。此外，从诗文内容、字迹笔法等亦可判断稿本为徐渭晚年作品，如从《马策之死失挽，一日自作小楷千馀，腕几脱，遂感昔日之劳，挽之》诗题可知，徐渭作小楷千馀即感乏力脱腕，说明已不胜笔事。因书稿系徐渭晚年手书，故其部分字迹略显乏力松散；再如书中《陈玉屏以瓦窑头银鱼再饷，索赋长律》诗有“齿牙今稍落，骨鲠不相宜”之句，亦为其晚年状态之写照。 徐渭“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6]，袁宏道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先后致书孙司礼、陶望龄，希望能刻板印行。其尺牍《孙司李》曰：“徐文长，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中人士，为一板行。”[7]又《答陶石篑》：“《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孙司李，久不得报，恨恨。兄幸令侍者录一纸送司李处，渠当留意矣。”[8]《天池杂稿》作为目前仅见的徐渭存世手稿本，既有其文献价值，亦有其艺术价值。仅就其文献价值而言，除了补辑佚诗佚文外，所录诗文庶可窥徐渭晚年心境与行迹之斑豹，亦可作徐渭诗文编年之参考。更可贵者，手稿本保存了作者创作之真实原貌，为探究徐渭诗文之真谛提供了最为真实和宝贵的依据。 二、《天池杂稿》收录之内容 《天池杂稿》内容驳杂，收有诗、文、杂记、谜语及《酒牌》全文，为真实反映稿本原貌，兹详述其内容如下： 书稿收录主要以诗歌为主，又以七律居多。所收诗歌计四十五首，与《徐渭集》重出者三十五首，依次为：《自岔道走居庸》（《徐渭集》，第255页，下同）、《狐裘》（255页）、《白牝蛟二首》（257页）、《岩滩懊》（786页）、《读文信公仙岩词集焚吊二首》（258页）、《马策之死挽之》（786页）、《夜坐有感转忆往事》（258页）、《香烟七首》（259页）、《王鹅亭雁图》（154页）、《磁盂浸樱桃花，不五日落尽，吊之》（726页）、《陈玉屏以瓦窑头银鱼再饷，索赋长律》（317页）、《张子锡尝自题镜容，今死矣，次其韵五首，应乃郎之索》（无标题，据《徐渭集》所加，存三首，787-788页）、《拟寿王生》（《徐渭集》为《寿王生》，161页）、《巾侧玉蝉》（726页）、《代寿黔公三首》（256页）、《钮给事中花园藏陈山人所画水仙花五首，故我如数》（858—859页）、《画鱼既做古诗矣，久之复得七律二首》（290页）《张海山已死，其子八官持向所寿父者二轴来索题，其一画枫树及月及白头公鸟，谜之曰风月白头；其一画古柏芙蓉莽其根，谜之曰百年荣寿。海山予通家交也，故不追贺其寿而援笔以吊》（标题与《徐渭集》略异，160页）。另有《百千斋诗为某赋》、《送沈玉吾再北》等佚诗五首，抄录他人诗作五首，内容详后。 《天池杂稿》收文主要为序跋与尺牍，共八篇，其中《试录前序》（《徐渭集》，936页，下同）、《潘承天祭陈封君文》（1050页）及《答张君》（1017页）、《答兄子官人》（485页）与《徐渭集》重出，然异文较多，如《试录前序》无标题，《答张君》标题有异，内容较《徐渭集》之《答张太史》多出49字。另有《寿太母张氏序》、《太侄疏稿序》、《答朱太卿》、《答沈四书》等四篇，皆不见载于《徐渭集》，是为佚文。 《徐渭集》按《徐文长三集》、《徐文长逸稿》、《徐文长佚草》依次合编，《徐文长三集》系陶望龄根据《文长集》、《阙编》、《樱桃馆集》编订，故有“三集”之称。其中《文长集》和《阙编》系徐渭生前刊印，《樱桃馆集》则为徐渭晚年诗文，无刻本。根据《徐渭集》中编排之特点及所录之诗文，可以推断《天池杂稿》的大部分内容均编入了《樱桃馆集》。陶望龄《与袁六休（袁宏道）》云：“天池遗稿甚富。今正构写，已得四五，弟亦稍为校阅。诗存其九，文存其五，校毕当集为善板流行。”[9]《天池杂稿》之佚诗佚文正与其“诗存其九，文存其五”的选编标准相吻合，佚诗较少而佚文较多，但实际选入《徐文长三集》的比例却更低，或是徐渭晚年诗文手稿本校核不易，故多弃而不用。 杂记方面约二十馀条，虽条目不多，但涵盖经史及地理音韵等各个方面，属读书笔记，类于徐渭《路史》之篇章，然内容并不与《路史》重复。如《天池杂稿》首页即为杂记一则： 《馀东冬录》（按，应为何孟春《馀冬序录》）载，王伯固曰：“偶考圣象无髯，惟宗庙小影为真。”又引《孔丛子》云：“先君无须髯，而天下王侯不以此少其敬。”郎氏《七修稿》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尽矣，须多如此；而独不言者，得无疑乎？”或黄伯固之言有据也。 此记载与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圣贤须目”条内容基本一致，仅表述略有不同，疑即抄录此书。又徐渭《路史》中亦多次出现《馀冬序录》之内容，如“办舜葬事，详见《路史》及《馀冬录》”、“海州之名，由来远矣，《馀冬录》亦称海州海东县”[10]，说明杂记内容部分来自时人笔记小说。另有《解经书》笔记一页，所记多为经籍之概念术语，如“五子之歌”、“王制五服”等。其《自为墓志铭》曰：“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极，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11]可见徐渭博览经史稗小，且有做笔记的习惯，此亦《路史》及《天池杂稿》中读书笔记之来源，而《解经语》则可为其“图谱满席间”之例证。 灯谜方面亦有数页之多，数量可观，然语多俚俗，如有一则曰：“红裙娘子哭新坟，人问坟中是甚人？他的爹是我的女婿，我的爹是他的爹丈人。”谜底为“娘哭女”。另有一些谜语则仅见谜面未署谜底，且多带有越地方言色彩，如“小老人孙新妇”、“越戳越痒”、“大丈夫不可一日弗佩刀”等等。总体而言，价值不大，兹不赘引。书末所收《酒牌》，多达十六页，且为蝇头小楷写就，内容与《徐文长逸稿》卷二十四所录《酒牌引》基本一致。 三、《天池杂稿》佚诗及诗序补录 《天池杂稿》所收诗文虽多见载于《徐文长三集》，但仍有若干佚诗佚文，又有多篇诗序为《徐渭集》所不载，皆可资补校增辑。佚诗方面，有《百千斋诗为某赋》、《某御史巡滇，旧台长某偶持节以军与抚滇，徼御史还朝，抚者以诗二首饯，乃次答之代》、《书梦》、《送沈玉吾再北》等五首，兹录于下： 佚一 百千斋诗为某赋 云取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人 居士曾颜六一馆，后贤今扁千百斋。传心竟唯得以鲁，入道须愚别有柴。莫以乘云干歇脚，且须立雪湿拼鞋。几番彻骨寒须耐，春到梅花鸟亦喈。 该诗息耕堂抄本《徐文长佚草》亦有辑录[12]，但题名为《百千斋诗》，且无“云取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也”之诗序。《徐文长佚草》中另辑有《百千斋序》一篇，可知百千斋为上虞钟廷英（字天毓）之斋名，取“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意，寓人应如跛鳖加倍努力[13]。《天池杂稿》佚诗佚文中，仅该诗与徐沁辑《徐文长佚草》所录重出，且诗题略异又缺诗序，可推知《徐文长佚草》之编纂者徐沁辑录之渠道与《天池杂稿》无关，《百千斋诗》与《百千斋序》均是录自他处。这也可作为《天池杂稿》流落至天津且并未在绍兴区域流传之佐证。 佚二三 某御史巡滇某御史巡滇，旧台长某偶持节以军与抚滇，徼御史还朝，抚者以诗二首饯，乃次答之代 其一 昨从台省随骢尾，今按南荒仰豸顽。已为成周生吕甫，何妨大楚有庄蹻。碧鸡怅望烟云外，赤舄应逄殿陛间。已值圣明抡阃急，三韩一臂伏公援。 其二 从来五岳数崧高，秀气千秋属本朝。已从明公并申甫，更谁多事觅萧曹。玉门来往仍青鬓，铜柱岩荛入紫霄。见说祥鸟相待久，朝朝飞遶柏松乔。 该诗题下本有五首诗，这两首为《徐渭集》所不载，后三首在《徐渭集》卷七中题为《代寿黔公》，据盛鸿郎《徐文长先生年谱》，《代寿黔公》三首系徐渭代张元忭贺赵锦寿诞所作[14]。赵锦（1516—1591），字元朴，余姚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曾历大理寺卿、都御史、工部侍郎、南京刑部尚书等职，因劾严嵩杵张居正，两度遭黜，万历十一年（1583）起复为左都御史，十三年（1585）加兵部尚书，与张元忭为儿女亲家。徐渭与赵锦亦早已相识，其《送赵大理（先巡抚贵州，迩擢大理）》、《送赵大夫掌南台（旧尝为南台御史，论分宜，五六云）》、《送御史大夫赵君节镇川贵》[15]等皆为写给赵锦之诗作，且《张太仆墓志铭》也系徐渭代赵锦所作[16]。徐渭晚年从张元忭幕，曾代拟不少诗文，这两首带有政治使命之诗作，于张元忭而言极为重要，加上徐渭本身也与赵锦熟识，故由徐渭代笔致意赵锦，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题中“某御史巡滇”，当指赵锦以左都御史身份巡视云南，赵锦于“（万历）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17]，则诗作应作于该年或稍后。“旧台长某偶持节以军与抚滇”系指张元忭父张天复任职云南按察司副使之事，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张元忭传》：“父天复，官云南副使，击武定贼凤继祖有功。已，贼还袭武定，官军败绩，巡抚吕光洵讨灭之。至隆庆初，议者追理前失亡状，逮天复赴云南对簿，元忭适下第还，万里护行，发尽白。已，复驰诣阙下白冤，当事怜之，天复得削籍归。”[18]张元忭对父亲张天复任职云南副使受冤削籍归里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最后郁郁而终：“（张元忭）服阕，起故官，进左谕德，直经筵。先是，元忭以帝登极恩，请复父官，诏许给冠带。至是复申前请，格不从。元忭泣曰：‘吾无以下见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19] 这两首由徐渭代笔之诗作，颇有希望赵锦能帮助自己“复申前请”，恢复张天复名位之意，尤其是第一首，应是按照张元忭之意事后修改，原诗初稿为： 昨从台省随骢尾，今按南荒仰豸顽。顽禽纵稍窥新略，迂踈复领旧朝班。碧鸡西望魂俱越，绣衮东归辖定攀。百海三韩蜂大害，公义大手可辞援？ 原诗在书稿中仍然清晰保存，只在诗后写上“拟改云‘已为成周生吕甫，何妨大楚有庄蹻。’庄蹻元是楚大盗，楚亦连滇。又改云‘碧鸡怅望烟云外，赤舄应逄殿陛间。已值圣明抡阃急，三韩一臂伏公援。’”相对而言，原诗内容更为直白，特别是最后“公义大手可辞援”一句，颇有必须援手帮忙之意。修改后的诗句则相对含蓄，诗中借用吕甫、庄蹻两个历史人物，吕甫是周穆王时期刑法的制订者，内容事迹见载于《尚书·吕刑》中，体现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之思想；庄蹻则本是楚国苗裔，受命攻打滇地，后因道路断绝，遂于当地建立滇国政权并对后世云南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南外徼，庄蹻首通”[20]。两个人物，一个体现正刑明德思想，一个表达权宜行事主旨，皆是有感而发，意在诗外，又符合赵锦之身份实际。另外，“碧鸡怅望烟云外”、“三韩一臂伏公援”以及第二首之“更谁多事觅萧曹”等诗句，隐喻之意在诗外，指向性也十分明确，赵锦作为当事人，自是一看即明。 佚四 书梦 买绳穿管入科场，逐队呼奴万蚁忙。若个神仙相戏谑，醒来不见熟黄粮。 该诗题下注有日期为“二十年七月十八日”，此当为作诗之时间。然结合前后诗文创作之年代推测，“二十”应是“十二”之笔误，因同页中有他写给张元忭的《答张君》尺牍，时间就在万历十二年（1584）冬。此年，徐渭困居绍兴，得张元忭举荐，谋职于知府萧良干（张元忭同榜进士）幕中。萧良干修三江闸，徐渭代作《拟闸记》，并代张元忭拟《闸记》[21]，然《拟闸记》与《闸记》均颇敷衍，《拟闸记》未见刊用，张元忭改定之《修闸记》对徐文改动较大[22]。此后不久，徐渭即与张元忭交恶，主要原因便是张氏要修改徐渭诗文而使他不能接受。直到万历十六年（1588），张元忭去世，徐渭白衣径入，“抚棺大恸，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23]。因此，《书梦》的创作时间当在万历十二年（1584）七月十八日，徐渭时年64岁，梦入科场或是与受张元忭、萧良干等进士出身者之刺激和冷遇有关。从该诗内容推断，科考“八不售一”之阴影困扰徐渭一生，无法自拔，诗中又以黄粱美梦之典故叹息梦想之遥远与现实之窘困。 佚五 送沈玉吾再北 孛酋方授首，关白何已逃。朝廷更警戒，幕府急贤豪。 别袖啼机妇，诗囊挂宝刀。问谁云沈约，燕赵旧游遨。 结合徐渭其他诗作，从“贤豪”、“诗囊挂宝刀”、“燕赵”等内容推断，沈玉吾应是沈炼之幼子沈袠，字叔子，号继霞（与其兄沈襄之字、号皆呼应）。徐渭有《沈叔子解番刀为赠二首（继霞）》（其二）诗：“君如佩此向上谷，而翁之死人共哭。”[24]明刊本《徐文长三集》题下原注：“继霞，沈炼子，名袠。”徐渭《沈生行（继霞）》诗：“沈生前年赠我五尺剑，挂在壁上生尘埃，南倭不来北虏去，太平无用何曾开？今年归自蓟门道，健儿随身紫羢帽，监期已满别我行，南天不雪江梅早。”又其《赠保安稽侯考满序》云：“保安，古涿鹿地，苦边患，初往往徙民入居庸，置戍守……沈生某者，为今赠光禄少卿讳练者之从子也，少卿於予为旧故，而沈生今在保安为州诸生。”[25]《沈叔子解番刀为赠二首》诗中之“上谷”、《沈生行》诗中之“蓟门”、《赠保安稽侯考满序》中之“保安”以及本诗之“燕赵”，皆指今河北省张家口一带，明代为宣府镇，秦汉称上谷郡，系边垂重镇，也是沈炼流放之地，综合推断，沈玉吾为沈炼之子沈袠。徐渭与沈继霞的酬唱之作还有《送沈叔子南都迎母》、《沈将军诗》[26]等，可见两人之关系亦非寻常。书稿扉页中之“沈二兄先生”或指沈襄、沈袠兄弟，但无确凿证据，不敢妄断。 诗序方面，也有较多出入，有些更为《徐渭集》所不载。出入方面，如《白牝蛟》第一首诗序较《徐渭集》中多“《博物志》：‘龙嗜燕，人食燕者不可以度海’”等12字，与诗中“顿顿涡涎垂燕子”相呼应。《狐裘》诗序《徐渭集》中相对简略：“裘被赊，雪夜苦寒，取信国文公集读之，赋此。”《天池杂稿》本则云： 裘被赊，直不尽至，雪夜苦寒，取信国文公集读之，赋此。人云，赊者特上，从贵介着以猎，翻若熟裘，直八金。亦贵者赠我。 诗序中“信国文公”系指文天祥，《天池杂稿》中的《读文信公仙岩词集焚吊二首》亦当作于此时。从两首诗的字迹看，所书字体偏大，笔墨不均，颇与寻常行草不同，当是与其贫病交加、年老体衰、饥寒交迫有关。又诗中所咏狐裘当是张元忭所赠，其《答张太史》曰：“仆领赐至矣。晨雪，酒与裘，对症药也。”[27]前已述及，《天池杂稿》也收有该尺牍，题为《答张君》，且较《答张太史》多出49字。 《天池杂稿》中另有《白牝蛟》其二及《读文信公仙岩祠集焚吊二首》之诗序，为《徐渭集》所不载。诗序是理解诗意之锁钥，特别是带有神话色彩的咏史诗。该诗序就是徐渭《白牝蛟》诗最好的注解。《读文信公仙岩祠集焚吊二首》诗序也是一样，均是对诗歌的补充和解释，若无诗序作引，又对诗中典故不甚了然，则读者对诗意的正确把握和理解是非常困难的。 四、《天池杂稿》佚文稽考 佚文方面，相对诗歌比例更高，《天池杂稿》所载八篇就有四篇为《徐渭集》所失收，正应了陶望龄“诗存其九，文存其五”之选编标准，然收入《徐文长三集》中的仅有一篇，其他三篇为张岱补辑，编在《徐文长逸稿》中。以此观之，虽有张岱、徐沁之辑补，徐渭晚年未曾刊刻的《樱桃馆集》中所散佚之文章当不在少数。四篇佚文辑录于下，并作简要说明： 其一 答朱太卿 尊公老先生是一古人，习闻久矣，独不知其诗亦古人诗也。昨以襄江持过，偶读之，亦辟如今人读古人诗，不免羡叹耳。何遽问于古人之大家君公耶！赐三本，敬领谢！ 其二 寿周太母章氏序 山阴后马之周若会稽章道墟之章，并越之显族也。而居不在城市，是以其家往往多朴厚长者，父兄贤则子弟鲜不肖。女教笃则姬媛多幽肎，姬媛幽肎以教其女，其职也。至于其子之职多属父师伯仲间，而男子多外事父师伯仲。偶妨以外事，则母与妻不嫌于兼举以揽，以辅其夫与子。后马周先生之应者，道墟章太君其母也。之应之子某者，章太君其祖母也。之应以明经科荐于岁，宰通城，为良吏。之应之子某以明经科荐于乡，守春闱，称隽异才。而周固大家，其父师伯仲或妨于外事，未必旦旦而课之，夕夕而量之，而子为良吏，孙为隽异才，人皆曰母预有勤焉。夫宫调而商不应，乐能翕如乎？雄唱而雌不随，嘤嘤者有缺响矣。二姓皆世野处，风气之醇厚，钟于性情者深矣。而内外不失其养，无寒杲之间，有夙夜之勤，辟之瑾瑜璞美矣。而稆楠材良矣，而斲者工倕，欲不为良吏，不登隽异科，不可得也。太母今九十，某月某日，其生辰也，族孙某等乞某文以祝。夫良吏宰通城，百里之民受其福，隽才守春甲者，他日拜馆阁，厕疑丞，其福之及天下不可穷，然皆成于太母。太母之福施于世若彼，蒙福于太母者，宁不以无穷之爱答祝于太母乎？此报施之常也。语曰“人有□□，天必从之”，其斯之谓与！ 按，从《徐渭集》观之，徐渭所作寿序颇多，然《徐文长三集》中所录却又极少。类似篇章仅于卷十九末录《寿史母序》、《张母八十序》、《赠沈母序》三篇。而张岱辑录之《徐文长逸稿》，寿序尤多，达三十七篇，故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专门编录于卷十五中。《徐文长佚草》亦辑录《寿王翁六十序》、《寿叶太封人六十序代》等数篇。寿序为叙议结合之文体，多为应酬之作，本属应用文范畴。细观徐渭四十馀篇寿序，在章法、谋篇、议论等各方面绝少雷同，可见其作寿序态度之认真，及对文字的负责，并非如当时应用应酬之作往往千篇一律如出一辙。 其三 太侄疏稿序代 今给事中于南科为山阴龙寰徐君，旧知丹徒。余叨恩赴命过丹徒，与语，日侧忘倦。古所云倾盖如故者非耶！无何，君从丹徒给事于南，而予亦迁于南部，长历刑与吏，复与君朝夕论时事。君出疏以示，则胆益张，气益劲，非复曩时刍物元元。知丹徒之远其父母矣，君真通才，羡哉！而近疏南北之警者尤切。且悉世宗朝当东夷北虏时，武进唐都御讳顺之者，始从家以兵郎起职方郎，经纪南北。凡疏以简且朴，无一长语，几汉之赵充国然。汉时疏体，无首之冒，若今时所幺朱语，若尾之结，云如蒙乞敕幺幺者。盖即唐虞三代时，君臣相告戒于一堂，事竟则语亦竟，故简可也，朴亦可也。后世百事冗繁，疏之首语，不得不提纲以备案，尾之语，不得不丁宁恳綮以觐其必行。属书生辈为之，多祖其故生时所守括帖，及缴结语，览之渐厌斁，下大臣拟可否上之人主，即多可而下之者，亦善几矣。惟唐之陆贽之疏也，事少而文简，或事冗而文繁，人主未尝厌，而下诸海内，事所未尝不济，盖几于充国若顺之矣。君诗谏若干、疏奏若干上，往论及贵倖备边之札，近论南北戎夷，不袭出生格，而亦不尽废其格，通融今昔，以故圣明多可之，即下大臣拟，大臣亦未尝不可。其彬彬于汉之充国、唐之贽、大明之顺之欤。君门人王生私刻之，乞予序之。噫，其在他日《续皇明经济录》者采之欤。 按，本篇系徐渭为其侄徐桓疏稿所作的序言[28]。徐桓为徐渭叔父徐鎡之孙，万历四年（1576）中举，八年（1580）进士，知丹徒六年，于万历十四年（1586）内召，任给事中（给谏大人），职类御史。《徐渭集》中有《答兄子官人》及《改草》两章，皆是就作序之事而书之尺牍，其中《答兄子官人》云：“父弟田水月拜覆兄子给谏大人，信来具见远念，并惠廿字（“廿字”二字据《天池杂稿》本补，指银两），正逼岁除，真雪里炭也。疏稿虽未尽读，然辟之流水，才观丈澜，便知其源与委，不万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于倩人，又老朽向来只做倒包，观田水月三个字可知已。倘许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则不苦辞也。”[29]本文与《答兄子官人》参照阅读，颇能给人启发。作为又一篇“倒包”之作，徐渭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当时名人作序，托伪成风，于此皆可管窥一二，且此风与时下并无二致。徐渭早年即关注奏疏写作，其《胡公文集序》曰：“往渭冠时，得见今右布政使胡公边事疏于师季长沙公所，盖读之累日夜，即仰而叹曰，是古晁错、赵充国之流欤？”[30]本文作为一篇疏稿序文，提出了诸多理念及历朝范本，如奏疏需“以简且朴，无一长语”、“不袭出生格，而亦不尽废其格”、“通融今昔”等，历代名家范本则有汉之赵充国、唐之陆贽、明代之唐顺之。这些理念和信息，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疏体文和把握徐渭之应用时文不无裨益。 其四 答沈四书 曩承寄寿诗及《涨阻》……将凡比圣，某与四丈好似王方平与麻姑叙□，云不见者已五百年矣。寿诗及《以雨涨阻访》诗，某次答书扇头，不知丈亦凄切不，书尾颂。《四声猿》，惜《女状元》一出，夫□欲改，□亦没气力也。《临醉歌》一曲……幸与同进也。 按，沈四应指沈明臣（1518—1596），字嘉则，父文桢，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徐渭有《答嘉则二首次韵（一七十见寿，一沮雨废访）》[31]，与尺牍中“曩承寄寿诗及《涨阻见访》”相暗合，则文中提到的“次答书扇头”之诗即为《答嘉则二首次韵》。从徐渭“七十见寿”推算，本文当作于万历十八年（1590），时沈明臣73岁。明臣“沈四”之称，或与其晚年易事词赋有关，据汪道昆《沈文桢传》载：“明臣数奇，卒业博士，易事词赋。时诸沈毕事词赋，显者四人，……而明臣老布衣，名籍籍出三人上。知明臣者皆谓文桢有子云。”[32]《沈文桢传》中未见其子息之记载，“知明臣者皆谓文桢有子云”则暗示文桢子息不旺，又徐渭早年与沈明臣诗文酬唱中未见有以“沈四”相称者，故沈明臣晚年“沈四”之称，当与“诸沈毕事词赋显者四人”有关，他应在四人中排行最小。沈明臣之经历与徐渭颇为相似，早年为诸生，累赴乡试不中，嘉靖间与徐渭同为浙江总督胡宗宪幕府记室，其事迹亦附列于《明史》卷288《徐渭传》中，故两人关系极为密切。沈明臣以诗才得宠于胡宗宪，“宠礼与渭埒”[33]。胡宗宪系死狱中，幕客星散，独明臣走哭墓下。徐渭《嘉则衷绯而西二绝（沈往吊少保公，故有后绝）》，即是沈明臣往吊胡宗宪时徐渭的送行之作。沈明臣有《徐记室新居记事》、《从大司马胡公过睦州道中即事呈徐文长记室》、《狱中访徐文长》[34]等诗，均是两人友情之见证。惜文中提到的寿诗及《以雨涨阻访》诗在沈明臣《丰对楼诗选》中均未见著录，颇有遗珠之恨。但徐渭之《答嘉则二首次韵》（其一）诗表达的情感与上引尺牍亦颇合符契，参照阅读，庶可补文末缺字之憾：“十年才一问平安，只尺浑如对面看。旧日诗评虽有价，近来公论孰登坛。百年忽已崦嵫暮，一齿时崩苜蓿盘。腊雪秋潮同马日，何人不道是金兰。”有着共同经历的两位同僚十年未见，抚今追昔，有“无限别离情”，生出几多感慨。而另一首诗中“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35]则更是徐渭一生之写照，其《畸谱》之称，当由此诗而来。 注释： [1]宁波天一阁藏息耕堂抄本《徐文长佚草》与中华书局1983年版《徐渭集》所录之《徐文长佚草》（抱经堂刊本）内容出入较大，前五卷为抱刊本所不载，剔除与《徐渭集补编》重出部分，尚有佚诗179首，佚文53篇，笔者对此另有专文《息抄本〈徐文长佚草〉之辑佚与证伪》论述，此不赘述。 [2]天津图书馆前身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建的直隶图书馆，开馆初期累计藏书近20万卷（册），其中有直隶督署下发的图书1万馀卷，为直隶检本之来源，故存世善本古籍较多。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刘尚恒《天津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叙录（七）》亦有介绍，见《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6年第2期。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34页；《中国古籍总目》（集部）亦有著录，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67页。 [4]《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1129页。 [5]徐朔方：《徐渭年谱》，《徐朔方集》第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6]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16页。 [7]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第746页。 [8]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第779页。 [9]陶望龄：《歇庵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07—408页。 [10]徐渭：《路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32页 [11]《徐渭集》，第639页。 [12]《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84页。 [13]《徐渭集》，第1089页。 [14]盛鸿郎：《徐文长先生年谱》，《徐渭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2页。 [15]《徐渭集》，第274页，第766页、第822页。 [16]《徐渭传》，第1032—1035页。 [17]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5562页。 [18]张廷玉等：《明史》，第7288页。 [19]张廷玉等：《明史》，第7289页。 [2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8页。 [21]《徐渭集》，第600页、第599页。 [22]《（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刊载的萧良干《三江闸见行事宜》非徐渭作，张元忭的《修闸记》系在徐渭《闸记》基础上修改增删而成。修三江闸时间《（万历）绍兴府志》中有明确记载：“万历十二年知府萧良干增石修之，改其近岸旁四洞为常平闸。”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319—1326页。 [23]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集》，第1348—1349页。 [24]《徐渭集》，第149页。 [25]《徐渭集》，第146页、第560—561页。 [26]《徐渭集》，第199页、第161页。 [27]《徐渭集》，第1017页。 [28]据徐渭《二兄配冯太儒人生日序》“丙子举于乡，庚辰举于会，第于甲”及《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选举志》丙子科乡举有徐桓，故可确定徐渭侄子为徐桓。见（清）吕化龙修，（清）董钦德纂：［康熙］《会稽县志》，清康熙刻本。 [29]《徐渭集》，第485页。 [30]《徐渭集》，第518—519页。 [31]《徐渭集》，第292页。《徐文长逸稿》中辑录的《答沈嘉则次韵》与《答嘉则二首次韵（一七十见寿，一沮雨废访）》中第二首内容相同，为《徐渭集》重出诗，第724页。 [32]《明文霱》，《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09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33]《明史》，第7387页。 [34]沈明臣：《丰对楼诗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86页、第517页、第492页。 [35]《答嘉则二首次韵》，见《徐渭集》，第292页。 作者简介：余晓栋，女，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地方文史与古代文学。 原载《文献》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