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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绍皇 摘要：评点和诗话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特殊的批评形式，在创体时间、形式体制和批评方法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这是二者可相互借鉴的客观基础。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家往往身兼批点者和诗话作者的双重身份，这是二者多互为采撷的主体因素。清代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的密切关系具体表现在：杜诗未刊评点是某些诗话著作或笔记类著作的直接来源；诗话的繁盛为杜诗未刊评点综合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料来源。当然，清代杜诗未刊评点所引诗话与相关诗话著作亦存在或增删、或补充、或辨正的相异之处，这些转录过程中的差异或变动侧面凸显出不同诗学研究者诗学理念、取舍标准、关注重心等层面的差异。探讨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的关系，可管窥清代杜诗评点及杜甫诗话发展演变的冰山一角。 关键词：杜诗 评点 诗话 中国文学批评在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评论话语和批评体系，评点和诗话就是其中颇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学批评方式之一。评点一体的确立源于刘辰翁评点诸家典籍[1]，而诗话体制的形成则以欧阳修撰著《六一诗话》用“诗话”命名作为标志。“在宋以来的文学批评中，‘评点’与‘话’实际已成为两种运用最普遍、影响最深广的批评形式。”[2]两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式形成的时间大体相同，批评的内容形式也颇具相似之处，因此，在很多层面能够相互启发、共同借鉴，互为引录。评点的相关内容往往成为诗话的采撷对象，而诗话的繁盛则为评点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资料来源。 诗话与评点之间的相互借鉴或互为引录在已刊评点或诗话中较为常见且不乏其例。如以精简著称的清代杜诗评注本《杜诗镜铨》，其中就广泛采录叶梦得《石林诗话》、蔡梦弼《草堂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等评语。《杜诗镜铨》卷十《上兜率寺》一诗尾评中引录叶梦得之评称：“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诘。如此诗‘江山’二句，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而吞吐山川之气，俯仰今古之怀，皆见于言外。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3]此条评语来源于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而略加删节，仇兆鳌《杜诗详注》亦有征引。该批语原为：“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今古之怀，皆见于言外。《滕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馀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4]杨伦在征引时删去有关杜甫《滕王亭子》的评论，以更切合《上兜率寺》一诗之评。至于《杜诗镜铨》征引蔡梦弼《草堂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评语的情况，其“凡例”已专列一条予以明确：“建安蔡氏有《草堂诗话》二卷，诸本所采亦伙。馀如《东坡志林》……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凡前人有未经采录者，今并补入，以广见闻。”[5]另一方面，已刊诗话引录相关评点的也大有存在。如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广泛抄录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诸家论杜》、卢世㴶《杜诗胥钞·馀论》、黄生《杜诗说·杜诗概说》之评语，对刘辰翁、黄鹤、郝敬、卢世㴶、柴虎臣、屠隆、周敬、黄生等诸家评杜之语多有采纳，此类情况在诗话中颇为普遍，学界亦多有明辨[6]，不赘述。但是对于清代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的关系，则少见详论，本文拟就此略作阐述，以管窥清代杜诗未刊评点与杜甫诗话发展演变的冰山一角。 一、客观基础：评点与诗话形式体制、批评方式的相似性 诗话与评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颇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二者在形式体制和批评方式上存在诸多层面的相似性，这是二者可以进行比较的客观基础。 首先，从创体时间看，诗话与评点正式创体且兴盛于宋代，这是二者得以相互借鉴的渊源。宋代文学批评形式主要以“评点”和“话”（包括诗话、文话等）为主。从诗话和评点的发轫来看，二者均在宋代初步创体，且逐渐流行起来，绵延不绝。因此，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激发，共同借鉴。 诗话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诗话包容范围较大，时间形成也较早，至少可追至南朝时钟嵘的《诗品》，甚至还可追溯更早的时代[7]；狭义的诗话概念则以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为立名标志。从狭义角度看，诗话形式的创始并且盛行是在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序》中称：“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唐以前则曰品，曰式，曰条，曰格，曰范、曰评，初不以诗话名也。”徐英《诗话学发凡》中也称“北宋以来，作者益众。六一创名，杂言掌故”[8]，肯定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首创之功。自从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启以“诗话”命名的诗话一体，其后又由诗话而扩展到其他各类文体，出现了四六话、文话、词话、曲话、小说话等。 评点发轫于何时虽然存在多种争议[9]，但学界比较统一的观点则与诗话大体相同，认为大致形成于宋代。清代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篡叙》中说“宋、元、明以来，品藻诗文，或加丹黄判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10]作为“中华民族所独创的、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11]，学界一般追溯其源到南宋。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更是明确指出“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之后。”[12]当代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考文学评点之成立，实始于南宋。但评点法的形成，却当溯源至前代”[13]。这种以评点形成于南宋，但其评点方法则早已有之的观点，应该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评点的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 因此，自从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奠定诗话体例以来，到南宋时期，评点形成雏形，体例草创，二者均是在宋代得以定型，所以，从某种层面来说，诗话与评点自一开始就具有了相似的可供借鉴的产生基础。 其次，从形式体制来看，诗话和评点均以体制短小、随言短长为特征。谭帆先生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指出：“在宋以来的文学批评中，‘评点’与‘话’实际已成为两种运用最普遍、影响最深广的批评形式。如果说，‘话’是在传统的‘诗论’、‘诗品’、‘诗格’的基础上，借鉴‘笔记’的写作方法而形成的一种批评形式，那‘评点’则是以‘经注’、‘史注’和‘文学选评’为基础形成的一种批评体式。”[14]虽然二者的来源有异，但是从形式体制特征上看，二者还是颇有相似之处。从诗话的角度来看，“话”原本是指说故事。当然，随着“诗话”文学批评色彩的加重，其概念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演变成具有文学批评色彩的诗论方式。按照当今学界的观点，“诗话是一种用笔记体写成的、兼具理论性质和资料性质的诗学著作”[15]。作为以笔记体形式写成的诗学著作，因此具有笔记的灵活随意特征。欧阳修《六一诗话》就明确提出“以资闲谈”为著作态度的观点，而当代很多学者也注意到诗话随意性与学术性相连的特征，诗话“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又带些诙谐的成分”[16]，成为了诗话在形式特征上的一个明显标志。而有学者更将这种特征演绎成诗话所具有的优点，“诗话的优点，是体制灵活，短小精悍，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它不是严肃正经的崇论闳议，而是亲切随意的漫谈随笔，轻松平易，不拘一格，信笔所至，优游自在”[17]。诗话的这种特性与评点极为类似，评点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必须依附文本是其明显的外在特征之一。评点虽然不像诗话那样可以脱离文本、独立成篇，但就评点中的内容来看，其体制短小，内容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特征与诗话如出一辙。因此，从形式体制和内容方面来看，二者具有了相互交融的外在条件。 再次，从批评方法来看，诗歌评点与诗话之间颇有相通之处。除了针对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的评点外[18]，在诗文领域的评点和诗话，其批评方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于狭义诗话所论述的对象与诗歌评点所评论的对象均是诗歌，故二者在批评对象上具有一致性，从而导致了批评方式的相似。从批评方法而言，“‘摘句批评’和‘本事批评’是古代‘话’这一批评形式最为基本而又最为重要的批评方法”，诗话批评方法亦不逾斯矩。而这两种批评方法在诗歌评点中也多有运用。诗歌评点中，针对某些字句的评论，则基本属于“摘句批评”的范畴，而其中阐述诗歌本事的各类评点则属于“本事批评”范畴。因为在诗歌的传统艺术中，一直以追求佳句妙语为能事，而对于与诗歌有关的文坛轶事亦多加采撷，故而形成了重视以字句为胜的摘句批评和以重视作家本事、作品本事考辨为主的本事批评。尤其是诗话论诗，重在“点悟”，所谓“点”，就是点评；所谓“悟”，就是体悟，这与评点中崇尚简洁精练一派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诗话与诗歌评点之间因批评对象的一致性而导致的批评方法的一致性，也成为二者之间可互相启发，互相采撷的方法论基础。 概言之，不管是产生背景，还是形式体制，也不管是具体内容，抑或是批评方法，诗话与诗歌评点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也是杜诗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能够相互启发、共同借鉴、互为采撷的重要客观基础。 二、主体因素：清代杜诗未刊评家身兼批点者和诗话作者的双重身份 在杜诗未刊评点中，有不少杜诗批点者身兼批点者和诗话作者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的批点内容与诗话内容在某些层面上具有一定相同性。为说明问题，现将杜诗未刊评点中具有双重身份的批点者或过录者列表如下： 清代杜诗未刊评点者撰著诗话著作及其批点杜集对照表
注：1、本表诗话著作依蒋寅先生《清诗话考》之目录。 2、表中部分批点者批杜著作已有刊本，但由于其手批本或他人过录本尚存，故仍有未刊性质，且具校勘作用，故亦列在其中，视为未刊评点。 从上表所列各批点者或过录者撰写诗话著作的情况可知，很多杜诗批点者如陈訏、方贞观、桂馥、吴骞、赵熙、朱为弼等都撰写有诗话类专著。虽然有些诗话类专著不一定都和杜诗评点有关，但是作为形式和体制颇为相近的两种批评方式，还是存在诸多可供借鉴的情况。另外，有些过录者或收藏杜诗未刊评本的学者，如管庭芬、杭世骏等同样也是诗话著作的撰写者。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杜诗未刊评点者或过录者身兼双重身份情况的大量存在，反映了批点者对于宋代以后评点和诗话两种文学批评方式的灵活运用，这也是清代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能够发生密切关系的重要主体因素。 三、清代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互动关系的具体表征 诗话的文体独立标志着文学批评的普遍自觉。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认为：“批评意识的普遍自觉，即有意识地将文学批评与其他著述区别开来，则是到了宋代，而以欧阳修为代表。”[19]应该说，除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创了后世诗论新体例外，评点的大量兴起并繁盛也可视为文学批评普遍自觉的有力标志之一。诗话与评点作为宋代以来两种最为普遍的文学批评方式，虽然来源各异，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却存在着相互交融的现象，杜诗评点与杜甫诗话之间的具体关系即是明证。 杜诗评点与诗话的具体联系，可以追溯到诗话中以人为专题的诗话总集之出现。自从欧阳修《六一诗话》以“诗话”立目，奠定诗话体例之后，随着诗话的盛行，在诗话中就出现了以人为专题的诗话。杜甫作为我国诗学史上的集大成者，尤其是在宋代崇杜思潮的广泛影响之下，历来是诗话著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诗话总集的专题评论来看，以对杜甫及其诗歌的评论为多。南宋胡仔所编撰之《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共100卷，其中论述杜甫诗歌的有13卷之多（前集9卷，后集4卷）。同样，清代吴景旭编撰《历代诗话》80卷中，论杜之作也有13卷。可见杜甫在诗话总集中所占比例之大。而其他专论杜甫诗歌的诗话专集更多，如宋代的方深道《集诸家老杜诗评》、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清代翁方纲辑录的《渔洋杜诗话》一卷、刘凤诰的《杜工部诗话》五卷、潘德舆撰《养一斋李杜诗话》三卷，民国蒋瑞藻辑录《续杜工部诗话》二卷等。而这些专集形式的杜甫诗话为杜诗评点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杜诗评点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献材料。很多杜诗评点者就大量采撷这些杜甫诗话中的内容入自己的评点之中。而具体到杜诗未刊评点与诗话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阐述： 1，杜诗未刊评点是某些诗话著作或笔记类著作的直接来源。 杜诗未刊评点的内容因其原创性特点[20]，故很多诗话或笔记类著作都十分乐于采撷其内容入著作。比如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禛，其不仅撰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著作，而且还编选、评论、刊刻了数量繁多的诗集，“主持风雅数十年”，对康熙朝诗歌乃至整个清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时人刊刻书籍皆以王士禛批点评论、撰写序跋为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渔洋精华录》提要中称：“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士禛偶批数语于行间，亦大书‘王阮亭先生鉴定’一行，弁于卷首，刊诸梨枣以为荣。”[21]在这种氛围之下，王士禛批点杜诗自然成为世人追捧的对象。因此，在张宗柟纂集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时，径直将王士禛所批点之杜诗纳入其所纂集诗话中，列为《带经堂诗话》之卷三十《外纪门二》“评杜类”一节。可见，采纳杜诗未刊评点直接入诗话已是诗话的来源之一。在“评杜类”正文之前有张宗柟识语一则，介绍了其采撷评杜之情况以及对王士禛批杜的评价：“山人评杜惜未睹其全，只就传本录存，中间有击赏其至者，有直斥其非者，著语无多，必中肯綮，手眼故不犹人也。《谭龙录》所言，适见其诬尔。”[22]张宗柟编撰《带经堂诗话》是在清乾隆二十五年左右，自从张宗柟将王士禛评杜之语纳入《带经堂诗话》后，其影响更加扩大。后世诸多杜诗评本都竞相过录王士禛评杜之语入集评类著作或自己的批点之中。且不说此后已刊的杜诗评点如清嘉庆九年刘濬撰《杜诗集评》、道光卢坤五色评点《杜工部集》等采纳了王士禛批点，单就现存的很多杜诗未刊评点本来看，其中就多有采撷其批点的，如安徽师大、社科院文学所、北师大、中山大学、山东师大、济南市图、湖北省图藏佚名过录本《杜工部集》7种；青海省图藏沈大成过录本《杜诗会稡》1种；湖南省图藏佚名过录本《杜诗论文》1种，杭世骏过录本《杜工部集》1种；湖南师大、武汉图书馆藏过录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2种。可见王士禛批点杜诗在后世的影响之巨。其间，不少是因为其批点被《带经堂诗话》收录以后才得以辗转过录的。 正因为王士禛的影响太大，加上其批点的又是杜诗，故其评语一直被后世辗转过录。因过录就不免会有差错，尤其是将他人评点当作王士禛批点的情况。在王士禛的批点中，问题最大的就是王士禛与其兄王士禄批点的归属问题。王士禄为王士禛之兄长，同时也是王士禛求学道路上的导师。沈德潜曾说：“西樵，阮亭长兄，阮亭诗学所从出也。”[23]正因为二人之间的亲密复杂关系，所以在王士禛批点的杜诗当中，就有很多杂入了王士禄的批点，遭到后人的非议。如翁方纲《石洲诗话》中就有一卷为《渔洋评杜摘记》，乃翁方纲辨正王士禛评杜的批点内容。而翁方纲《石洲诗话》中的《渔洋评杜摘记》，实乃全部移录翁方纲评点王士禛评杜之语的内容，其体例、内容也均保留了评点的痕迹，亦是诗话采撷杜诗未刊评点的鲜明例证之一。《石洲诗话》的成书过程，在张维屏为《石洲诗话》所撰写的跋语中交代得比较清楚：“《石洲诗话》八卷，大兴翁覃谿先生视学粤东，与学侣论诗所条记也。前五卷草稿久已失去，叶云素农部忽于都中书肆购得之，持归求先生作跋。先生因命人钞存，又增《评杜》一卷，及附说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两卷，共成八卷。”[24]因此，《石洲诗话》卷六关于王士禛评杜问题的摘记，是翁方纲后来增加的内容。而翁方纲之所以要增加此卷内容，则是由于外间所传王渔洋评杜本，多有伪作，欲加辨驳。其《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要》前小序有明确记载：“曩辑《渔洋杜诗话》一卷，不尽评隲语也。而外间所传渔洋评本，又多杂以伪作。今就海盐张氏刻本摘记。”可见，翁方纲摘记《渔洋杜诗话》的目的在于辨别真伪，以正视听，而所谓摘记，其实就是评点。据其文后跋语称：“愚幼而游吾里黄崑圃之门，得遍识渔洋手定之说，既而于朋辈借阅，所称渔洋评本者，大约非西樵之评本，则渔洋早年述西樵之评本……海盐张氏刻有《带经堂诗话》一编，于渔洋论次古今诗，具得其概，学者颇皆问诗学于此书。而其末附有《评杜》一卷，细审之，则真赝混淆，有不得不辨析者。”[25]因此，翁方纲在阅读海盐张氏刻本时，对于其中王士禛、王士禄评点杜诗的归属情况多有辨正，值得参考。而关于翁方纲评杜之情况和评杜之不易，其在文末的跋语中加以强调： 方纲自束发诵诗，所见杜诗古今注本，已三十馀种。手录前人诸家之评，及自附评语，丹黄涂乙，亦三十三遍矣。大约注家于事实或有资以备考，于诗理则概未之有闻。评家本不易言，在杜公地分，既非后来学者所能仰窥，其谬误擅笔者，固不必言矣。即或出于诗家，偶有所见，而就其稍近者，亦有二端：一则或出于初诵读时，偶有未定之论；一则或为学徒指点，有所为而借发。此皆不足以言评杜也。[26] 翁方纲在跋语中既强调自己批杜之数的众多，同时也指出导致杜诗评点讹异或谬误的两个主要原因。正是在这样一种谨慎的心态之下，翁方纲对王士禛杜诗评点中与王士禄评点内容相混淆的情况进行了诸多辨正。 因此，从王士禛批点杜诗被其《带经堂诗话》所撷取，到翁方纲撰写《渔洋评杜摘记》批驳王士禛评杜中杂入了王士禄评点，并被《石洲诗话》所采纳的事实，充分反映了杜诗未刊评点成为诗话主要内容的文学现象，是杜诗未刊评点成为诸多诗话著作采撷对象的代表性文学史实。 除了整个地将杜诗未刊评点纳入诗话著作之中，另外还有很多情况是将某些批点中部分内容纳入诗话。如俞玚批点杜诗的某些论断就被顾嗣立《寒厅诗话》所采撷即是例证之一。 俞玚作为清初对杜诗研究颇费心思且取得相当成就的杜诗研究专家，其评点杜诗的诸多言论丰富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宝库，特别是为杜诗学专门之学的建立奉上了极为珍贵的理论资料。他的很多批点理论，深受诗坛欣赏，辗转为各种诗话著作所引。仅顾嗣立撰《寒厅诗话》就著录了俞玚人物交游、赏诗品文的相关资料多则。评论诗歌的6则，其中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这四则专评杜诗，第十四则为评昌黎诗。兹录评杜者如下： 五、俞犀月玚曰：“少陵五言古诗，《发秦州》、《凤凰台》、《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各十二首，争奇竞秀，极沉郁顿挫之致，各首变化，绝无蹊径雷同，极得画家浓淡相间之法。”又曰：“少陵咏物多用比、兴、赋。兴者，因物感人也；比者，以物喻人也；赋者，直赋其物也。集中如《鹦鹉》、《鸂鶒》、《花鸭》、《麂》、《猿》、《蒹葭》、《苦竹》，全是比体；《病马》、《促织》，是兴体；《萤火》、《白小》，则直是赋体也矣。” 六、老杜《画鹰》诗：“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犀月曰：“二句若说真鹰，何足为奇？惟以写画鹰，便见生色。” 七、犀月谓：“少陵《前后出塞》二题，可以略见唐世兵制。《前出塞》以府兵言；《后出塞》以召募言。”此论前人所未发。 八、老杜《论诗绝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犀月曰：“此词家、大家之分也。” 由上可见，俞玚对于杜诗评论的阐发，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并且在某些方面的发挥甚至有“前人所未发”之功。当然，这些诗话著录的俞玚批点和手抄本批点比较，虽文字上略有差异，但精神主旨还是一致的。诗话著录有些是将几个地方的批点综合言之，更加集中地反映了俞玚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如第五则关于“画家浓淡相间之法”、“赋、比、兴”等问题，就是汇集了俞玚杜诗批点各处评论而言的。虽在《杜诗律》手抄本中屡有提及，但却没有像《寒厅诗话》那样集中探讨。有些是略作改动，如《寒厅诗话》第六则、第七则即是。当然有些著录是直接抄自俞玚手批的，如《寒厅诗话》第八则评杜甫《论诗绝句》即是。 除了诗话著作是这种情况外，有些学术笔记著作也采撷杜诗未刊评点。例如何焯评点杜诗影响深远，不但被后世很多杜诗学著作征引，而且后人在整理何焯评阅的各种古籍时，也将其杜诗评点的内容收入《义门读书记》中。《义门读书记》是何焯发正经义、评阅史书、阐释诗文的一部读书笔记，收录了何焯关于《诗经》、《春秋》、《汉书》、《三国志》、《文选》、《昌黎集》、《杜工部集》、《李义山诗集》等经典著作的札记，其中第51卷至56卷均为其批点《杜工部集》的内容，所录内容乃来源于其手批《杜工部集》的札记，亦是杜诗未刊评点被诗话以外之笔记著作收录的典范。可见，杜诗未刊评点不仅是诗话采纳的对象，而且成为许多学术笔记的来源之一。 2，诗话的繁盛也为杜诗未刊评点综合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料来源。 前面所论，是从杜诗未刊评点出发来看其对于诗话著作形成的功能和作用。反过来，诗话著作的繁盛也同样为杜诗未刊评点综合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料来源。尤其那些既有自我批点内容，又兼过录他人评点的复合评本，其采纳诗话中关于杜诗的评论更为常见。从某种层面说，诗话的繁盛为杜诗未刊评点的兴盛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撷取对象和范围。如国家图书馆藏伦明过录钱载、翁方纲等批点《杜工部集》时，在序言中明确说明其过录翁方纲批点内容来源于翁方纲《石洲诗话》的情况： 墨笔者录钱箨石评圈，硃笔者录翁苏斋评圈。……翁评本则《杜诗会萃［稡］》也。……《石洲诗话》有评杜诗数十则，用硃笔录入，标《石洲诗话》以别之。《诗话》中有订正王阮亭先生《杜诗评》，间附按语，亦先生微旨之所存也。摘录数则，仍用硃笔。 在综合型过录本中引录诗话内容入批点，乃是常见之事。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问题，兹以复旦图书馆藏陆超曾批校并录诸名家批点《杜工部集》和神生过录钱陆燦、王觉斯、仇兆鳌等批《杜工部集》中引录诸家诗话的情况为例。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陆超曾批校并录诸名家评点《杜工部集》而言，其中就引录有黄彻《䂬溪诗话》、吴沆《环溪诗话》、王世懋《艺圃撷馀》、王世贞《艺苑卮言》、叶梦得《石林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等诸家诗话著作入批点中。当然，这种撷取诗话著作入批点，并非批点者一时兴起所为，而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受到《杜工部集》中“诸家诗话”附录的影响，如陆超曾就在“葛常之一事”处过录了黄彻《䂬溪诗话》、吴沆《环溪诗话》、王世懋《艺圃撷馀》等三人四则诗话中论杜之语，并在最后批道“以上四则宜补入，西屏康记”，可见其是在补充“诸家诗话”附录处的内容，有意撷取诗话中论杜之语。二是针对具体的诗歌，引用诗话中的内容来标明自己认同诗话内容的。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就引用叶梦得《石林诗话》中关于杜诗长篇的论述来阐明其观点：“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使人以意逆志，不以倾尽为工，至老杜《咏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古今绝唱。”另如对于《八哀诗并序》一诗的评价问题，批点中就同时征引《石林诗话》和《后村诗话》中的内容来阐述其“极多累句”、“多芜词累句”的缺陷：“《石林诗话》云：《八哀诗》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予尝刊去，仅各取其半，方为尽善。此不可为不知者言也。《后村诗话》亦云：郑虔等篇，多芜词累句，或为韵拘殊，欠条畅，不如《饮中八仙歌》之简净也。”可见在引用诗话论述中也各有具体的原因。同样的情况，在神生过录钱陆燦、仇兆鳌、王觉斯等批点《杜工部集》中也有体现。此本引用了《西清诗话》、《石林诗话》、《许彦周诗话》、《后山诗话》、《杨诚斋诗话》、《沧浪诗话》、《唐子西文录》等多家诗话著作内容。与陆超曾过录相似的是，此本在扉页处墨笔录有唐子西、苏轼、严羽等诸家论杜之语，其中不乏就是出自诗话著作的。可见，亦是效仿《杜工部集》中“诸家诗话”之例于开篇标明评论之意。不过，在具体诗歌的批点中，和陆超曾过录诸家批点不同的是，在具体诗歌的批点中，其引录诗话不在于对具体诗歌的整体评价，而在于诗话中涉及到杜诗的具体诗句，如其中批《阁夜》一诗云：“蔡絛《西清诗话》云，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陵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祢衡挝《渔阳操》，其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摇动，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又如批《滕王亭子》一诗称：“《梦得诗话》：老杜《滕王亭子》诗‘粉墙犹竹色，虚阅［阁］自松声’，若不用‘犹’、‘自’两字，则馀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在具体批点中引录诗话之语的情况，皆为此类。 有些课业性质的批点，也大量引录诗话内容入评点，以便自己学习揣摩杜诗之用。如上图藏黎维枞批点《杜诗详注》，其在序言中已说明批点杜诗就是课业之需，故其批点中所引录之《珊瑚钩诗话》、《潘子真诗话》、《蔡宽夫诗话》、《魏道辅诗话》、《西清诗话》等均以助益理解杜诗为目的。如其批《军中醉饮寄沈八、刘叟（一作畅当诗）》诗称：“山谷在蜀，事见《潘子真诗话》。”可见，此处其引录《潘子真诗话》的目的在于交代“山谷在蜀”一事的情况。又如关于《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一诗中“飘飘青琐郎，文彩珊瑚钩”的“珊瑚钩”，针对仇兆鳌注解“珊瑚钩”之意时称引“吴注《纂典》记相如见枚叔文，称曰，‘如珊瑚之钩，璠玙之器，非世间寻常可见’。”黎维枞借此批点道“宋张表臣有《珊瑚钩诗话》，即取此意”。可见其虽未称引《珊瑚钩诗话》之内容，却顺便解释了《珊瑚钩诗话》的命意来源，亦可谓善于联系者也。 总之，在杜诗未刊评点中引录诗话著作入批点，乃是未刊评点中常有之事，尤其那些综合型批本为了更好地理解杜诗，有意征引历代诗话著作以入评点，以达到正确理解杜诗之目的，同时也有利于读者对杜诗的阅读。 3，杜诗未刊评点所引诗话与相关诗话存在相异之处。 杜诗未刊评点中所引录之诗话内容，与其相关诗话著作中的内容比较，有些是完全照录的，有些则略有区别，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相异的情况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增、删诗话著作内容入批点；一类是辨正诗话著作中的内容或观点。 就删减诗话著作内容入批点而言，批点者删减诗话著作内容的目的或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观点，或为了缩减诗话中所引用杜诗诗句。如陆超曾过录诸名家批点所引录宋黄彻《䂬溪诗话》卷一中的一则批语，则删去了原诗话中所录杜甫诗句数句，且使原文意义也发生了稍许变化： 黄彻《䂬溪诗话》曰：《孟子》七篇，论君与民居半，其馀欲得君以安民也。观《杜少陵集》，其中念人主，忧黎元，十居五六，以及兄弟友朋，真切恳挚。其心广大，其节严毅，得孟子之所存，不独文章为工也。观《北征》、《咏怀》是一篇心迹论。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未原其心也。 此则诗话在《䂬溪诗话》中的原文较其引录的为多，为便于比较，亦引录如下： 《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馀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义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27] 比较此二则批语可知，陆超曾在过录黄彻《䂬溪诗话》此则批语时进行了大量的改造。一是删去了原诗话中引录杜甫的五句诗句，而代之以概括性的语言，“观《杜少陵集》，其中念人主，忧黎元，十居五六，以及兄弟友朋，真切恳挚”数语，虽更为简洁，却失去较为有力的诗文证据；二是增加了一些原诗话中没有的批语，如其中所谓“其节严毅”、“不独文章为工也”、“观《北征》、《咏怀》是一篇心迹论”等语，在原诗话中没有，或是别有所出，或是陆超曾过录时自己所加，待辨。其三，除了增删内容或字词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过录后批语与原批语存在意义上的差异。陆超曾过录之后，使原诗话中之意与过录增删后引语的意思发生了稍许变化。如在两则批语中均有“东坡问老杜何如人”的问题，在原诗话中的回答是“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而到了陆超曾所转录处则变成了“或言是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未原其心也”。此两则回答，表面看来，仅删去了“愚谓老杜似孟子”一句，以及将“盖”字易为“未”字，但在实际意义表述上则发生了变化。原诗话中强调的是宋黄彻认为自己主张的“老杜似孟子”是原于其心之论，欲肯定自己的观点，而陆超曾过录的批语，只表达了原诗话中的前一部分的意义，即世人所认为的老杜似司马迁，仅能名其诗，而未能“原其心”也。其根本不提黄彻所谓“老杜似孟子”之语，或其不敢苟同黄彻之论，或有其他原因，将其置之不理。因此，二者仅稍易数字，则意义层面之内涵已大打折扣矣。 除了删去诗话中引录的杜甫诗句外，也有补充增加杜甫诗句的情况。如同样是陆超曾过录黄彻《䂬溪诗话》中的一则批语，则增加了数则能够说明观点的杜诗： 又，杜诗多用经书语，如“车辚辚，马萧萧”，未尝外入一字。如“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与我如浮云”，化尽痕迹。他如“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霁潭鳣发发，春草鹿呦呦”，“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卿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皆浑然典重，法度森严。后人不敢用者，岂造语肤浅不类耶。 此则批语在原诗话中如下： 杜集多用经书语，如“车辚辚，马萧萧”，未尝外入一字。如“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卿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霁潭鳣发发，春草鹿呦呦”，皆浑然严重，如天陛赤墀，植璧鸣玉，法度森锵。然后人不敢用者，岂所造语肤浅不类耶。[28] 对比二者批语，可知陆超曾在过录时增加了“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与我如浮云”、“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等三条例证，使杜集多引用经书之语的观点更富有说服力。当然，其过录时也将某些不常见的比喻删去，如说其引用经书语“如天陛赤墀，植璧鸣玉”一语即删去不提。因为，按照比喻运用的原则来说，喻体通常应该是常见的事物。比喻是用喻体来说明本体的，如果喻体不是读者常见熟识的，就达不到比喻目的，或者比喻效果不理想。此处所谓“天陛赤墀，植璧鸣玉”当不为常见之物，因此亦难以达到说明引用经书语的良好效果，故其删去，亦为有理。 当然，还有一种相异情况，就是批点者对于诗话内容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原诗话批语加以补充辨正，从而形成了文字上的相异。这就涉及到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例如对于杜诗之《月》（四更山吐月）一首，清代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卷一有详细的剖析： 杜诗一首之中，好丑杂陈，至天地悬隔者，莫如“四更山吐月”一首。此二起句，高深清浑，笔有化工。第三句则曰“尘匣元开镜”，直儿童语矣。第四语“风帘自上钩”，则又隽拔自如，即目得景，不可思议也。五六“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又系卑格。收云：“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夫姮娥之寡不奈寒，何斟酌之有？“斟酌”二字，下得痴重可笑。岂非好丑相悬不可以道里计耶！然杜之拙处在此，其高出千古处亦在此。非丑拙之不可及，盖题无巨细，句无妍媸，一派滚出，所以为江河力量也。若著意修饰，使之可人，则近人之作耳。[29] 潘德舆的这段论述，严复在批点《杜工部集》时，对潘氏所谓诗中“‘斟酌’二字，下得痴重可笑”一语，则不敢苟同，以补充之语加以非议： （墨眉）潘《养一［斋］诗话》细评此首谓：“‘斟酌’二字下得绝可笑”，然当时语未必与今人同。 虽然此处严复并未将潘德舆大段论述加以转录，仅以“细评此首”四字概括之。且不论严复此论是否恰当，但其对潘德舆关于“斟酌”二字的非议，则是补充了对于杜诗的理解，为正确理解杜诗提供了新的语源分析途径。 总之，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二者之间，既相互借鉴、引录，又各自独立成篇，共同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大厦。其在转录过程中的差异或变动，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诗学研究者诗学理念、关注重心、取舍标准等各个层面的差异。探讨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窥得杜诗评点以及杜甫诗话发展演变的冰山一角。 注释： [1]评点这一批评体式的产生与传统经典笺注密切相关，谭帆教授认为文学评点是在传统“注释学”和“文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传统“注释学”中的经注在形式上奠定了评点的基本格局。（《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7页）但真正具有文学批评意味的评点，一般以刘辰翁批点为开端。 [2]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导言》，第2页。 [3]［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42页。 [4]［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石林诗话》卷中），中华书局，1981年，第420—421页。 [5]［清］杨伦：《杜诗镜铨》，第15页。 [6]如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之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对其中抄录、沿袭之引文，已做了详细校注，可供参考。 [7]诗话这一批评体式的产生，众说纷纭，或认为诗话源于三代（何文焕《历代诗话序》），或认为“吴札观礼”、“子夏序《诗》”，“即诗话之滥觞”（姜曾《清诗话续编》第四册《三家诗话序》）；或认为“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或认为“本事诗是诗话的前身”（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郭绍虞《清诗话前言》则认为：“溯其渊源所自，可以远推到钟嵘的《诗品》，甚至推到《诗三百篇》或孔、孟论《诗》的片言只语。但是严格地讲，又只能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最早的著作。”学界一般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诗话著作。 [8]徐英：《诗话学发凡》，《安徽大学季刊》，1936年第1期，第2页。 [9]关于评点形成的时间，历代学者，意见不一。有认为产生于梁代的，如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云：“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曾国藩《经史百家简编序》称：“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有认为起于唐代的，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凡例》称：“古人文无圈点，方望溪先生以为有之，则筋节处易于省览。按唐人刘守愚《闻家铭》云有朱墨图者，疑即圈点之滥觞。姑从之。”当然，更多的情况是认为评点起于南宋。 [10]［清］黎庶昌撰：《续古文辞类篡叙》，清光绪16年金陵书局刻本。 [11]黄霖、万君宝：《古代小说评点漫话·开场白》，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页。 [12]［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13]张伯伟：《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544页。 [14]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导言》，第2—3页。 [15]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中华书局，1990年，第1页。 [16]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中华书局，1980年，第3页。 [17]蔡镇楚：《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18]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对古代小说批评中，小说批评家不以“话”而以“评点”作为主要批评方式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这实际上可以类推至所有叙事文体。 [19]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453页。 [20]曾绍皇：《杜诗评点：被有意搁置了的杜诗学文献——从杜诗学与文学批评史的视阈出发》，《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21]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第2343页。 [22]［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855页。 [23]［清］沈德潜等编：《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24]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翁方纲《石洲诗话》附录，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13页。 [25]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八），第1493页。 [26]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八），第1492-1493页。 [27]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黄彻《䂬溪诗话》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347页。 [28]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黄彻《䂬溪诗话》卷七），第378页。 [29]郭绍虞：《清诗话续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第2018页。 作者简介：曾绍皇，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与文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杜诗手批本研究”（16BZW081）阶段性成果。 原载《文献》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