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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叙事的意义在于关系的建立 无论说服还是认同，言说者与阅听人的关系建设都是修辞叙事的核心，这与审美修辞和辩证修辞有着本质的区别。修辞叙事的根本在于赢得受众，不只是真相和真理的呈现，也不只是完成言说者或创作者个人的艺术理想，更重要的是让特定的目标受众能够听懂、理解，进而认同。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四个讲清楚”是一致的，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讲清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从修辞叙事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四个讲清楚”的理论内涵。 一是受众适应。没有差异就没有认同的必要。叙事实践包括“由谁说”和“对谁说”，而这两个“谁”的问题都牵涉到身份的界定。正因为有言说者与倾听者的身份差异，诸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等，修辞叙事必须遵从的是基于特定受众调整叙事文本，即为受众适应。包括两个原则：一致性与简洁性。一致性强调的是叙事应该遵从目标受众所能认同的法理与人情，即叙事的科学逻辑与社会逻辑均要在关切目标受众的基础上去建构。简洁性则强调在多元意义空间，切中要害、聚焦核心议题的关键性。正因为身份的差异、认知的差异，模糊的表达会削弱叙事的传播效果。因此，受众适应的策略既包括表达上的言简意赅，也包括内容上的议程设置，通过议程设置将受众的注意力进行框架化引导。如学者崔玉英提出，议程设置是对外传播的核心和关键，要通过前瞻性、主动性以及有针对性的议程设置实现讲好中国故事的突破。 二是方向与目标的一致性。受众适应不是受众迎合。除了科学逻辑和社会逻辑的一致性之外，叙事者需要保证方向的一致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修辞叙事的目标是赢得受众，让受众可以认同某种价值、观念或者政策。那么保证叙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前提是叙事者要明白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正如有学者指出，光抱怨自己的话语别人听不懂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把自己的道路、制度、理论进行科学客观的学理阐述，把中国故事背后的一系列自洽的概念体系、价值和逻辑支撑理清楚。 三是普适与特殊。叙事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或者争议是，是否存在某种叙事结构或者元代码，放之四海而皆准。修辞叙事理论认为，剥离情境的结构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次叙事面对的受众不同、环境不同，而修辞叙事的终极目标是赢得确定的“唯一的受众”，修辞叙事一定是情境依赖的、不能独立存在的文本。由此，修辞叙事强调，叙事的讲述者、创作者以及演讲者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汶川地震的亲历者会讲述故事，而记者会将这些故事进行整理、创作，最终将可能通过他人的口播报道或者新闻发布场合演讲出来。这三者都是叙事者，但是扮演的角色因为面对的情境、受众的不同可能完全不同。然而，我们也看到修辞叙事在强调多元性与复杂性的同时，对结构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比如，当我们对汶川地震中《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结构的差异仍然是存在的，前者对地震的框架体现在“罹难者的故事”，而后者的框架则是“救援者的故事”。传播学者程曼丽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外宣媒体或媒体中专事对外传播的部门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如何将中国故事的特殊性与外部受众普遍的心理诉求结合起来产生共振、引发共鸣是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