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自述篇】一个记者的35年
     
    当赵泽琨回忆起自己的记者生涯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他从西安坐了20多个小时绿皮火车到达北京开始的。那是在北京的一个仲夏，他先到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在地）报到，再到位于复兴路61号院的中国农民报社（《中国农民报》后更名为《农民日报》）所在地报到，至此，用他的话说就是“我的命运就与复兴路万寿路、与媒体这个神圣的职业结下了此生不尽的缘分。”
    在这段长达35年的缘分中，赵泽琨记录下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也为人们讲述了很多让人牵挂的“三农”故事。如今他将这些年辛勤耕耘的部分成果集结成书，取名为《行进中的中国乡村—一位“三农”记者的视角》，并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长文，这其中有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艰辛和感悟、坚守和突破、尊严和良知。
    
    赵泽琨近照
    采访中的第一次
    如果岁月是一条河，那么这些年流过的都是记忆的风景。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农村商品生产刚刚起步，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同时，当时农村的矛盾问题也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报社每天收到的来信来函可以达到上万件。
    我采写的第一篇通讯是随同当时的商业部农资局去包头市开会，大冬天内蒙古的雪很厚，气温在零下三十多度。当时，我年轻气盛，毫无寒冷之感，会议结束后，一个人跑到河套平原巴彦淖尔市西部的杭锦后旗，采访旗委书记，了解牧民生活生产情况等。这是我记者生涯第一次单独出马，第一次吃肉喝酒，围炕而坐。这一夜在旗委书记家的土炕桌上闹到很晚。回来用心写了一篇赞扬旗委书记的通讯，洋洋洒洒三千多字，分三小段，自己很得意，可惜被副主任没说一句话就毙了。我一直反思，那篇通讯咋就胎死腹中。思来想去，只有一个结论，就是那篇处女作学生腔、太花哨，不够刊出要求。
    我在历经三五年的各种采访磨合之后，羽毛慢慢丰满起来，辛勤耕耘有了收获，渐渐成为部门的主力记者，发稿量大，稿件质量不错，年年都有获奖作品，被同事们称为“赵头条”。
    那些年，通过下基层和参加各种会议，我采访了不少普通农民和相关行业的不同人，也采访了一些部委、省市领导，这些领导同志大都亲切随和。尤其记忆深刻的是在福建采访习近平同志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朴实真诚的作风让我至今难忘。那年，参加完在福州召开的全国“菜篮子”会议后，我去拜访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采访他并送上我刚出版的书，里面有我对他以前的专访报道。按过去采访时相互留下的电话，我约好了第二天拜访他。那天下午，秘书小陈到省委大门外等着我，小陈带我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办公室是两间普通房，窗明几净，简单白墙，墙上挂着中国和世界地图，红色的竹沙发已经磨出了光泽。习近平同志厚重温和，他语气和缓地对我说，农村记者要多关注福建，福建是农业大省，省委确定的任务是念好“山海经”。他走到墙上的地图前给我讲福建的地域优势和绿色发展。八闽大地，山川秀丽，江海绵长。对着无限江山，他胸有成竹。最后，他认真翻看着我送给他的书，诚恳地感谢报社对福建的宣传，鼓励我们做好报道，做好发行，扩大影响，并勉励我要做专家型记者，善于研究问题，发现问题。临走，我们合影留念。他执意送我到办公楼外，我一再表示感谢。
    
    1988年9月，在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采访渔民
    记者的坚守和突破
    经济记者与其他职业一样，要干出名堂并不容易。经济记者是经济社会的守望者，经济生活的引领者。在坚守职业的同时，一定要学会分析归纳纷繁的现象，找出规律性，在报道内容和形式上实现突破。从事经济报道，要注意通过经济现象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每天、每个人、每件事都是经济记者值得关注的。从衣食住行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产消费变化，从大妈早晨的菜篮子到街头钉鞋师傅带的盒饭，都能透出收入支出和消费观甚至价值取向，也能看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是报道内容对各种材料认真提炼所要求的。
    经济报道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读者认为好看可读。20 世纪90 年代初，我去河南开封市采访夏粮生产，走村串户，看到农民满脸愁容，反映交了粮拿不到钱，没钱买肥种秋粮。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为了事实准确，我又到南阳市，连夜步行几十里走到与南阳市接壤的湖北襄樊市调查，发现这里问题也不小，农民反映强烈，“白条”现象极大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反映这一重大问题，我改变了以往的表达方式，落笔在无奈的农民、期盼的土地和满把的“白条”带来的社会问题上，让新闻既有理有据，又鲜活生动。这样的连续报道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
    有人说，报道财政口的新闻最难，因为专业和枯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也有办法。新闻布局谋篇，重在选材、重在选取角度。经常写那些干巴巴的数字是不耐看，我也写了不少应景之作。我曾经连续多年骑自行车穿行于北京西城三里河一带，采访这里的国家部委。每次看到财政部灰色厚重的办公楼就在想，这楼里的人干什么，如何把财政新闻写得有看头。我有一篇稿是这样开头的：“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旁，有一座灰色的小楼，这座小楼的人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整天拨打着共和国的算盘。”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同行的热捧，也得到了财政部同志的好评。他们说，“财政部打算盘”，这个比喻新鲜，以前没人这样写过。
    经济领域行业很多，文献报道平平淡淡。对待扶贫工作也是如此。报道扶贫要么展示穷相，凄凄惨惨，要么过节式地给钱给物，喜气洋洋。看得多了我就思索，能不能把扶贫工作报道得更有力度更有深度。后来，我采写了《扶贫贷款蒙难记》，从扶贫资金的被占用、被乱花或者移花接木或者寅吃卯粮等一系列现象提出问题，让大家关注扶贫重点在哪里、扶持谁、如何扶、如何用等，同时指出，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贫穷的冷漠和对扶贫对象的漠视。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看到后，批示印发全国让扶贫系统组织大对照大检查。 
    
    与2010年度“三农人物”特别奖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左）合影
    记者的尊严和良知
    记者职业，必须有职业追求、职业坚守、职业情操、职业尊严。一个优秀的记者需要具备这些素质。记者是时代历史的记录者，是国家大政方针的传播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职业追求就是要追求真、善、美，有行动、有措施、有方法。职业坚守就是坚守理想不动摇、不游离。职业情操就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职业尊严就是不妥协、不屈就，不被社会上的五光十色所诱惑。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个有思考、敢担当、让人尊重的记者。
    不畏权贵，不惧困难，独立思考，追求真相，是记者的良知，也是记者的尊严所在。记者处在报道一线，很不容易，尤其是从事批评报道的记者，经常遇到推三阻四的，软硬兼施的，甚至涉及诬陷、被打。
    从走出大学门，报到9 号院，由“三农”纸媒到“三农”研究，再到农业电视节目，在科教部、群工部、事业发展部、经济新闻部做记者，到副主任、主任再到副总编、副书记，再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到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总编辑、主任、书记，没离开过“三农”行业。每一次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矛盾，新的转型和课题，新的天地和收获，每一次都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每一次总结起来都相当于多读了几年书。唯独不变的是记者的初心、良知、追求；不变的是乡土情怀。
     
    赵泽琨简介
    
    
    陕西蓝田人，高级记者。长期从事“三农”新闻宣传和研究，曾任农民日报社记者、主任、副总编、副书记以及农业部农研中心副主任、副书记。现任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CCTV-7农业节目）党委书记、主任，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和“四个一批”人才及中央联系的专家。著有《划向世纪的小舟》《记者眼里的世界》及农村金融、农村专业合作社、协会研究等方面论著。有多篇文章和作品以及策划的电视纪录片、活动晚会等获全国各类大奖，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并荣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
    （以上内容摘编自《三十五年再回首》）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任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