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是座什么岛？
    在今天，如何讲好社会主义故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们当前正在着力推进的一大课题。
    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精心策划，湖南教育电视台匠心制作，人民网倾心打造，在湖南卫视、中国教育电视台、湖南教育电视台、人民网等相继播出的电视理论节目——《社会主义“有点潮”》，以“潮”的话题、内容、形式、格调，力求充分反映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大潮奔涌一般的“潮逻辑”。节目播出后获得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好评，随即出版了节目同名图书。
    即日起，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将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几个标志性事件为线索，为大家讲述社会主义500年发展的历史脉络。此前，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是一本什么书？”，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乌托邦是座什么岛？
    大约在500 年前，有一位水手，扬帆出海，去寻找一座传说中的岛屿。这座岛屿它像一弯新月，中间大，两头小。那里花木茂盛，景色很迷人；岛上城市与城市之间设有农作区，农田麦浪翻滚，稻谷金黄；人们在公共食堂吃饭，住在带花园的房子里；人们生来就享受着愉快的生活……
    
    （扫码看视频—寻找传说中的乌托邦岛）
    张国祚教授：
    这座岛的美绝不仅仅是外形的美，更是它的思想内涵之美，因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乌托邦》中把乌托邦岛描绘成一个非常美好且令人向往的社会——在那里没有贫富的差别、没有阶级的差别、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是平等的。
    蓝茵茵博士：
    在《乌托邦》这本书里面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国家，由阿尼蒙利安人组建而成。“阿尼蒙利安”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吹牛的、虚浮的”。我们不妨将这个国家称为“牛皮国”。有一次，“牛皮国”有三位使节带着100名随从浩浩荡荡地来到乌托邦，他们想炫耀自己，于是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结果呢，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这三位使节，不仅没有享受到贵宾的待遇，还被当作随团而来的奴隶；而真正的随团奴仆却被当作了主宾。
    张国祚教授：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认为，通过这个有趣的故事，我们能得到三点启发。第一点启发在于，《乌托邦》的作者告诉我们，那个乌托邦社会的人们生活是非常幸福的。第二点启发在于，这个故事让当时的人们颠覆了一个价值观。那就是说，权贵可以变成奴隶，奴隶可以变成权贵，这个社会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走向人人平等。那么第三点启发说明了什么？说明空想社会主义还有它的认识的局限性，因为在书里它实际上描绘了一些奴隶，而在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那里，是不存在奴隶阶级的。
    张国祚教授：
    一般而言，思想的发展都是既有继承也有批判。在我看来，《乌托邦》实际上是对柏拉图《理想国》的一种批判，因为在《理想国》当中，它把整个国家分成三个层次：一个是统治阶层，一个是武士阶层，一个是平民阶层。显然，这个思想和《乌托邦》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这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显然也是基于社会历史实践的深刻变化。因为到了资本主义初期，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阶级矛盾是非常尖锐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也是非常残酷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就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托马斯·莫尔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时，他会作何感想？历史给出了答案，莫尔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改变，于是他就写了《乌托邦》这样一本书。
    陈培永教授：
    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个著名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羊吃人”。实际上“吃人”的还是人，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制度，或者说是资本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那种残酷性，这就是张国祚教授刚才所描述的那个时代背景。稍微展开来说，在当时，英国的羊毛销量大增，价格大幅度提升，很多英国的贵族就把租给农民的土地收回来，开始圈地运动，把地圈起来养羊。这就导致很多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失去自己的家园，只能开始流浪，莫尔也正是看到这种现象才会觉得这是人间的一个惨剧。
    
    （扫码看视频—托马斯·莫尔与其好友诺福克的对话）
    陈培永教授：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托马斯·莫尔写出的《乌托邦》，打响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枪”。
    
    （扫码看视频—托马斯·康帕内拉于“黑暗”中的“呐喊”）
    主持人：
    历史是进步的，《乌托邦》发表以后，在意大利的一所监狱里面，另外一个人也接过了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棒，秘密创作了另一部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之作——《太阳城》。
    蓝茵茵博士：
    康帕内拉出生在阳光充沛的意大利南部，但是因为冒犯教会，从25岁以后，在漫长的33年中，他辗转了50多所监狱。因为长年的黑暗囚禁，阳光对于康帕内拉来说，完全是奢侈品；因为酷刑的折磨，康帕内拉最后双眼几乎失明，双腿和双手都被打断。一位修女因为同情他的遭遇，给他偷来纸和笔，就这样，他用残疾的双手，以每天只能写几行字的速度，一字一句地写下了《太阳城》。
    
    （扫码看视频—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
    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十分积极地观察和思考了一生，而为你们造福，则是我生平活动的目的。我想出了一项我认为对你们可能有益的计划。现在，我来向你们介绍这项计划。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
    陈培永教授：
    圣西门做的事情跟他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尤其他的思想，对马克思影响非常大，他对未来政治、未来国家的那种预测也成为马克思思想的一个源泉。他真正地把社会主义当成他一辈子的事业，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他还高声喊着一句话：“让我们谈谈社会主义吧！”
    主持人：
    那个时代也正是人类精神力量风云际会的一个时代。所以，就在圣西门发表其代表作的第二年，也就是1803年，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傅立叶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全世界和谐》。
    主持人：
    都说劳动者最光荣，但是在18、19世纪，欧洲各国的劳动人民都普遍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过上一种幸福平安的生活。而恰恰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共产主义新村”的新型村庄在人们的期待当中诞生了，它的创建者正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者——罗伯特·欧文。
    张国祚教授：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三个人，可以说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推到了一个顶峰，但这三个人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贡献各有区别。比方说圣西门，他对计划经济的提出，作出了贡献；而傅立叶，在尊重劳动、尊重妇女方面，对后人颇有启发；到了欧文，他开始进行实验了。他曾经带领他四个儿子到美国印第安纳州搞社会主义实验，一共大概是搞了五年吧，尽管这个实验最后失败了，但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走向实践，是真正从欧文开始的。
    陈培永教授：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之后的著作中，一方面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精华，另一方面也批判地指出了它们的缺点。例如，空想社会主义有所谓平均主义的、禁欲主义的倾向，还有一种崇尚过去农业劳动的田园牧歌式的追求。这意味着，它跟整个人类社会往工业社会、往现代文明迈进还是有距离的。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空想社会主义最突出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没有达到一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批评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从未忽视他们这种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而砥砺奋斗的精神。
    张国祚教授：
    空想社会主义确实是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例如，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勾画出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但是怎么去实现这一前景呢？它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它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首先从理论上讲，它从考察商品经济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清晰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是靠剩余价值来剥削工人阶级的社会。那么这样一种社会，到底要不要推翻它？如果不推翻，按资本的逻辑野蛮生长的话，就会使整个社会更加两极分化，穷人愈穷、富人愈富，所以一定要推翻这样的社会。而推翻这样的社会，我们需要依靠的力量又在哪里？这个力量，其实就在工人阶级自身。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他们看来，一旦无产阶级的力量能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一旦理论能掌握群众，共产主义就会逐步地得以实现。
    蓝茵茵博士：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说1516年，即500年前，托马斯·莫尔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开辟了一片神圣的土地，那么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下的《共产党宣言》，则是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第一颗社会主义的种子。而在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则使这颗社会主义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
    张国祚教授：
    我们刚才讲了乌托邦岛，回顾了社会主义涌起之“潮”。换句话说，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而言，虽然它最初“涌起”的时候还带有乌托邦的因素，还没有找到一条从理论通往实践的道路，但我们应该对它满怀赞许，青年人对它更应该充分了解。它固然是遥远的，但它所追寻的愿景也是美好的。现在我们可以对那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自豪地说，他们当初未能实现的目标，如今已经在中国实现了。只要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奋斗、不断奉献，那么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以上内容摘编自《社会主义“有点潮”》。张国祚教授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培永教授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蓝茵茵博士为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系主任。）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任杰